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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就难怪，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部本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所撰（参见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史的历史》，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而且，早期介入或关注文学史撰述的，不仅仅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更包括若干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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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纳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这一思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与世界接轨”口号的催促下，当代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必定迅速升温，也可能带动各种国别文学史的撰述与销售。问题在于，这两种视野下的文学史，注重的是意识形态或知识体系，而不承担写作技能的训练。最有可能借助精细的文本分析，实现趣味培养及技巧传承的，当属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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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在我看来，最需要认真反省。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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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在我看来，大学生也应该松绑——尤其是哲学、文学这样讲求“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的学科。要允许甚至鼓励学生自由阅读，独立思考，就必须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学分制的推行以及各式选修课的开设，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生读书的时间相对多了，可依然无法摆脱面面俱到的文学史叙述的巨大压迫，故难得有勇气凭个人趣味“千里走单骑”者。以中国文学之源远流长，要求大学生全面掌握，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其这样泛泛而论，不如允许有所偏废。用一年甚至一学期的时间，简要勾勒两千年中国文学流变的轮廓，然后开设各类专题课以供学生选择。如此课程设计，可能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欠缺，但起码让学生有机会深入阅读并认真咀嚼部分作家作品。如果某学生因此对杜甫诗有很好的体味，但对白居易知之甚少，在我看来，没什么可遗憾的。教育是终生的事情，不是一锤子买卖，日后如需要，学生完全可以自我补课。常听到这样的批评：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某朝某代某诗人你都不知道！可很少有如下的嘲讽：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好诗坏诗你都分不清。关键在于，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积累相关知识，还是提高欣赏品味，学界并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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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涉及吟诗作赋，因受制于所学专业以及个人才情，不能强求一律；再说，有些古老文体的潜能已基本枯竭，不必要刻意发掘。因此，我更希望讨论介于知识与技能之间的趣味。鉴赏和品味，并非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谈及文学研究，我们会说到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会说到史学工夫，也会提及理论修养；唯独最最基本的鉴赏能力，却很少有人追究。每当你读到那些离题万里的发挥，不通人情的解说，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论述时，说真的，你只能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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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力主文学研究中考据与批评合一的闻一多、朱自清先生，曾提醒我们，“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完整的诗”者，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髑髅”（参见闻一多《匡斋尺牍》和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这自然是针对其时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已成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才有感而发的。学者的专门研究，尚且不能忽略“诗情”，更何况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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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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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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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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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2002年10月30日在台湾“中央”大学“新小说一百年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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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位于台湾中坜的“中央”大学，追溯历史时，从1915年说起，参见《“中央”大学》（中坜：国立“中央”大学，2002）《松的精神》（第1页）和《中大大事摘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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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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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计伯《论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广东戒烟新小说》第1期，1907年12月；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5期，19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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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1905年2月23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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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3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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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阅拙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68—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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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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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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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阅《汗漫录》（即《夏威夷游记》），《清议报》第35—36册，19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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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得舆：《京都竹枝词》，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2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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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阅昭梿《啸亭续录》、梁章钜《归田琐记》，见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266—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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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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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阅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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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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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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