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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新世纪，小说的文坛霸主地位将受到很大挑战。从世纪初知识者为“改良群治”而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世纪中政治家别具慧心地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再到世纪末，小说为取悦受众而努力与影视结盟。小说在20世纪的命运充满戏剧性。但不管是被捧还是挨骂，文学总算被全民所关注。这一好运，下世纪恐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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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象之丰富，叙事之细腻以及场面之波澜壮阔，影视的潜力远非小说所能比拟。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曾经风光无限但在20世纪却沦为配角的诗、文将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至于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或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边界，将日益变得模糊，而目前仍在萌芽状态的“网络文学”起码提醒我们，随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爱美”的（amateur）文学理想将成为可能。陈平原说，这一可能出现的新趋势，我是乐观其成的。古来中国人，本来就有将文学作为“修养”而非“技能”看待的趋向。倘若有一天，衣食基本无忧的国人，能腾出更多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在文学的创作、欣赏、研究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将是我辈所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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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文章没有任何改动。本以为语气很平和，可还是激怒了不少风头正健的小说家。当然，这里有传媒刻意“制造话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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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2000年1月2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长篇采访，题为《小说在新的世纪会失宠吗？》。“失宠”一词不太对劲，有点争风吃醋的感觉。文章做得很认真，前面有一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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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于年初接受某报采访时说：在20世纪颇为风光的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在下一个世纪将受到很大挑战，一度沦为配角的诗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文学创作或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边界从某种意义来说，将日益变得模糊。目前仍在萌芽状态的“网络文学”，随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爱美”的（amateur）文学理想将成为可能，文学成为“修养”而非“技能”的理想有望实现。就陈平原这一观点，记者借新年第一次采访诸多作家之际，请他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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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表意见的，有小说家苏童、陈村、方方、余华，以及批评家南帆。至于我自己，只是做了如下简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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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所有文学里是最先锋的，语言的讲究在小说、散文之上。相对于其他门类，文学最依赖的是语言，诗歌的实验性、突破性远在其他之上；文学爱好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和认知，最初爱好文学是从写诗开始，诗歌是最容易入手的，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从业余写作的角度出发，诗歌爱好者最多，诗人的非职业性最强。说诗歌有可能重返中心指以上两点而言。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不写小说，但写作诗文。古代中国文人不是职业性的，写诗作文乃自我感动的手法，一种瞬间发现美的能力，至于是否职业写作，不是最重要。衣食基本无忧的下世纪的国人，若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文学创作、欣赏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将文学作为修养而非技能，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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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充满希望与幻想的“新世纪”，小说能否再续辉煌，一时间成了不少报纸杂志炒作、以及读书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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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笑置之，但也有认真对待的。比如，2000年5月27日的《解放日报》，以《新世纪小说的流变与走向》为总题，发表了韩少功的《体裁的遗产》、王干的《挑战文体极限》、格非的《故事、小说和消息》，以及郜元宝的《小说往何处去》等四篇文章。编者按语是这样说的：“20世纪肯定是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确立了它在文学中的霸主地位。21世纪呢？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新千年肇始，提出了21世纪将是小说走下霸主地位的世纪。陈平原先生的这一观点，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肯定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困惑者有之……本版组织的这几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利新世纪小说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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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刊发的《小说的前景及想象力——平谷金海湖文学现状研讨会纪要》（寇挥整理），也是值得一读的长文。此研讨会由著名小说家林斤澜提议举行，讨论也是围绕我那则短文展开的。我没谈出什么新东西，倒是林斤澜、陈建功、曹文轩、徐小斌、郭宏安、常罡等人的思考相当深入，可见小说家对其面临的困境，并非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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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学院背景的，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大都承认我说得在理。“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必须直面内外诸多严峻挑战。但也有作家对目前的状态很满意，举的例子是自己的书卖了多少册，有哪些国家前来购买译本的版权，可见小说前景一片光明。更有嘲笑我此举近乎“妖言惑众”，如此轻率地宣判“小说”死刑，断断不可取，因为，小说的命运从来都掌握在作家手中，批评家说话是不算数的。我不想卷入如此纠纷，故退居一旁，默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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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预言过作为文类的“小说”什么时候死亡；我要告别的是“小说的世纪”，而不是“小说”本身。在“新世纪”，小说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寻求重新崛起的契机，是文学史、也是思想史的重大话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轻易打发。至今我仍在思考，还没有成熟的答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中国小说目前的“外强中干”（品种多而销量少，足证其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牵涉到外在环境的变迁以及读者趣味的转移。至于作家的创作心态——而不是能力，更是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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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怀念‘小说的世纪’”，主要不是倾慕梁启超等人的才华、成就以及生逢其时，而是欣赏其精神状态——那种万难不辞的“执著”，以及不计成本的“投入”，着实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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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8日于台大长兴街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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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书城》2003年第3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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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文学”如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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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面对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呼吁改革学制。为了培养能“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当务之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不管是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还是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其为中国教育改革所开药方，都是尽量减少甚至取消“词章之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读书人普遍“溺志辞章”，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百年后，情况似乎完全倒过来，“重虚文”而“轻实学”的积习得到了根本的救治，反而是如何落实“文学教育”，成了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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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无数青年“奋不顾身”地投身文学事业，可大学教育中“文学”的地位及功能，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高考时众多才俊之士不再以文学专业为首选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理、工、农、医院校或专业要求开设文学课程。说明白点，文学作为“专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想想也是，所谓“通识教育”，所谓“人文修养”，不大都以不朽的文学经典为主要阅读材料？人类知识体系日新月异，发展趋向变化莫测，教育内容也不能不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样一来，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现已被超越的理论、公式及假设，只是作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没必要进入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只有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依仗其绰约风姿，仍旧屹立在讲台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你可以忘却牛顿、达尔文，却不能离开屈原、李白、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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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承认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是，任重道远的文学教育，该如何实施，才算不辱使命？此类近乎永恒的追问，很容易得到不着边际的解答。与其从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不同类型说起，不如转而解读眼前的两则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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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去世的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对于许多从小做着作家梦，经由无数“考场征战”方才进入北大念书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当头一棒。也幸亏那时的学生比较温和，只是画画漫画，略为发泄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弹。而且，事后学生们大都对杨先生的高瞻远瞩和直言不讳表示感激（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中黄修己、谭家健、陈铁民等文）。杨先生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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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依然健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在培养文学专业研究生方面，则另有高招。据说其选择学生，特别注重才情与表达，入学考试时不以知识而以作文为中心。我没有当面请教过钱先生如此设计背后的良苦用心，但我读过他的《艺术·人·真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对下面这段话印象深刻：“没有丰富的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缺乏深刻的了解，又不具备娴熟和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第571页）这话其实可以翻转过来阅读：所谓知识积累、生活体验、文字技巧，最后必须落实在好文章的撰写上。满腹经纶而不擅长表述，一如民间所说的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作为既要登台讲演又须落笔为文的现代学者，显然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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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只言片语，却明显体现两种不同的教育思路。除了各自所处位置不同——系主任必须兼顾全局，作为教授不妨特立独行，这里其实还隐含着古已有之的南北学风的歧异（参见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和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放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的语境中，主张不刻意培养作家者，必定寄希望于学生的眼界开阔，根基牢靠，厚积薄发；强调写作能力培养的，则很可能要求学生感受敏锐，心灵手巧，出奇制胜。假如专业分工，前者更适合于从事“史”的研究，后者则倾向于“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本身就十分危险，更不要说只取其“只言片语”。这里无意挑起新一轮“京派海派”的论战，只是隐约感觉到近百年中国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着有待进一步阐释与厘清的不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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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20世纪初的学制改革说起。经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逐渐成为共识。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辞章”列为重要课程，只是对于“词章流别”该如何讲授，并无明确指示。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不只在“文学科大学”里建立了“中国文学门”，开设“文学研究法”、“古人论文要言”、“西国文学史”等16种课程，还提醒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者，“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中，我曾提及此举之关系重大。此前讲授“辞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咏、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毋庸课习。”大学“毋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奏定中学堂章程》），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已迅速边缘化（见《北大精神及其他》，第2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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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选择标准的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曾提及民国以后章太炎的弟子大举进入北京大学，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见《北大旧事》，第166—167页，三联书店，199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对发生在民初北大校园里的这场夹杂政治立场、个人意气和文章派别之争的“改朝换代”，有相当精要的描述，值得参考。但有一点，章太炎的学生之所以能轻易取代桐城古文家林纾、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不仅仅是挟“革命先觉”之余威，或“能识别古书真伪”（第194页），还牵涉其时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堂里文学教育的目的、方法及手段的变更。民初代表桐城、“文选”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即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最初都是北大的讲义。前两者的独尊唐宋与后两者的推崇六朝，趣味确实迥异；但更重要的是，前两者着重技能训练，后两者则是纯粹的史学研究。此后几十年，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的讲课与著述，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除了朴学家的重实证而轻体味，比较容易与刚引进的“文学史”精神及体例合拍，更因为先有清廷之宣布取消科举制度（1905），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文言文及旧体诗词的写作，不再是中国读书人必备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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