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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去世的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对于许多从小做着作家梦，经由无数“考场征战”方才进入北大念书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当头一棒。也幸亏那时的学生比较温和，只是画画漫画，略为发泄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弹。而且，事后学生们大都对杨先生的高瞻远瞩和直言不讳表示感激（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中黄修己、谭家健、陈铁民等文）。杨先生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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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依然健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在培养文学专业研究生方面，则另有高招。据说其选择学生，特别注重才情与表达，入学考试时不以知识而以作文为中心。我没有当面请教过钱先生如此设计背后的良苦用心，但我读过他的《艺术·人·真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对下面这段话印象深刻：“没有丰富的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缺乏深刻的了解，又不具备娴熟和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第571页）这话其实可以翻转过来阅读：所谓知识积累、生活体验、文字技巧，最后必须落实在好文章的撰写上。满腹经纶而不擅长表述，一如民间所说的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作为既要登台讲演又须落笔为文的现代学者，显然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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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只言片语，却明显体现两种不同的教育思路。除了各自所处位置不同——系主任必须兼顾全局，作为教授不妨特立独行，这里其实还隐含着古已有之的南北学风的歧异（参见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和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放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的语境中，主张不刻意培养作家者，必定寄希望于学生的眼界开阔，根基牢靠，厚积薄发；强调写作能力培养的，则很可能要求学生感受敏锐，心灵手巧，出奇制胜。假如专业分工，前者更适合于从事“史”的研究，后者则倾向于“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本身就十分危险，更不要说只取其“只言片语”。这里无意挑起新一轮“京派海派”的论战，只是隐约感觉到近百年中国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着有待进一步阐释与厘清的不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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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20世纪初的学制改革说起。经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逐渐成为共识。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辞章”列为重要课程，只是对于“词章流别”该如何讲授，并无明确指示。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不只在“文学科大学”里建立了“中国文学门”，开设“文学研究法”、“古人论文要言”、“西国文学史”等16种课程，还提醒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者，“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中，我曾提及此举之关系重大。此前讲授“辞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咏、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毋庸课习。”大学“毋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奏定中学堂章程》），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已迅速边缘化（见《北大精神及其他》，第2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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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选择标准的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曾提及民国以后章太炎的弟子大举进入北京大学，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见《北大旧事》，第166—167页，三联书店，199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对发生在民初北大校园里的这场夹杂政治立场、个人意气和文章派别之争的“改朝换代”，有相当精要的描述，值得参考。但有一点，章太炎的学生之所以能轻易取代桐城古文家林纾、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不仅仅是挟“革命先觉”之余威，或“能识别古书真伪”（第194页），还牵涉其时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堂里文学教育的目的、方法及手段的变更。民初代表桐城、“文选”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即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最初都是北大的讲义。前两者的独尊唐宋与后两者的推崇六朝，趣味确实迥异；但更重要的是，前两者着重技能训练，后两者则是纯粹的史学研究。此后几十年，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的讲课与著述，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除了朴学家的重实证而轻体味，比较容易与刚引进的“文学史”精神及体例合拍，更因为先有清廷之宣布取消科举制度（1905），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文言文及旧体诗词的写作，不再是中国读书人必备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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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就难怪，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部本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所撰（参见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史的历史》，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而且，早期介入或关注文学史撰述的，不仅仅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更包括若干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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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纳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这一思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与世界接轨”口号的催促下，当代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必定迅速升温，也可能带动各种国别文学史的撰述与销售。问题在于，这两种视野下的文学史，注重的是意识形态或知识体系，而不承担写作技能的训练。最有可能借助精细的文本分析，实现趣味培养及技巧传承的，当属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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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在我看来，最需要认真反省。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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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在我看来，大学生也应该松绑——尤其是哲学、文学这样讲求“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的学科。要允许甚至鼓励学生自由阅读，独立思考，就必须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学分制的推行以及各式选修课的开设，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生读书的时间相对多了，可依然无法摆脱面面俱到的文学史叙述的巨大压迫，故难得有勇气凭个人趣味“千里走单骑”者。以中国文学之源远流长，要求大学生全面掌握，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其这样泛泛而论，不如允许有所偏废。用一年甚至一学期的时间，简要勾勒两千年中国文学流变的轮廓，然后开设各类专题课以供学生选择。如此课程设计，可能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欠缺，但起码让学生有机会深入阅读并认真咀嚼部分作家作品。如果某学生因此对杜甫诗有很好的体味，但对白居易知之甚少，在我看来，没什么可遗憾的。教育是终生的事情，不是一锤子买卖，日后如需要，学生完全可以自我补课。常听到这样的批评：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某朝某代某诗人你都不知道！可很少有如下的嘲讽：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连好诗坏诗你都分不清。关键在于，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积累相关知识，还是提高欣赏品味，学界并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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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涉及吟诗作赋，因受制于所学专业以及个人才情，不能强求一律；再说，有些古老文体的潜能已基本枯竭，不必要刻意发掘。因此，我更希望讨论介于知识与技能之间的趣味。鉴赏和品味，并非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谈及文学研究，我们会说到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会说到史学工夫，也会提及理论修养；唯独最最基本的鉴赏能力，却很少有人追究。每当你读到那些离题万里的发挥，不通人情的解说，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论述时，说真的，你只能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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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力主文学研究中考据与批评合一的闻一多、朱自清先生，曾提醒我们，“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完整的诗”者，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髑髅”（参见闻一多《匡斋尺牍》和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这自然是针对其时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已成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才有感而发的。学者的专门研究，尚且不能忽略“诗情”，更何况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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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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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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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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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2002年10月30日在台湾“中央”大学“新小说一百年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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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位于台湾中坜的“中央”大学，追溯历史时，从1915年说起，参见《“中央”大学》（中坜：国立“中央”大学，2002）《松的精神》（第1页）和《中大大事摘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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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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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计伯《论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广东戒烟新小说》第1期，1907年12月；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5期，19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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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1905年2月23日《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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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3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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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阅拙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68—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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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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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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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阅《汗漫录》（即《夏威夷游记》），《清议报》第35—36册，19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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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得舆：《京都竹枝词》，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2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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