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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世纪”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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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在中国，20世纪乃“小说的世纪”，这一判断多半会被学界认可；但接下来的发挥，可就难说了。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文类，“小说”在21世纪，将不再独领风骚。如此大胆预测，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小说历史的考察，也缘于对当下并不乐观的文学现状的反省；当然，不完全排除“世纪”这一概念的诱惑。因为，最早谈论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新世纪”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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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底，上海《文汇报》要我写一则短文，畅谈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那时普遍认为，2000年元旦即“新世纪”第一天）。此前，我已经为北京的《中国文化报》撰《坦然面对新世纪》，对大众传媒之过度渲染新世纪“中国之崛起”表示担忧，认为其掩盖了现实中国面临的诸多危机与陷阱。主张“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元明清三代均有记载。我最欣赏的是《帝京景物略》，尤其是最后几句：“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值得今人借鉴。【35】由“世运”想到“文运”，同样不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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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文汇报》写的短文，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初刊于2000年1月3日《文汇报》，题为《小说霸主地位受到挑战》。2000年2月1日《文论报》转载时，改为《学者陈平原预言21世纪诗文东山再起小说风光不再》，显得更加耸人听闻。这则短文，日后广为传播，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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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平原近日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颇为风光的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在新世纪将受到挑战，一度沦为配角的诗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文学成为“修养”而非“技能”的理想有望实现。就文学而言，宋代以后，庶民文学的崛起，叙事文学的勃兴，以及文学家对日常生活、民众语言的关注和认同，与以前以贵族文化为中心、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相比，确实另有一番风光。这一趋势，在20世纪，由于时势的激荡、西洋文化的输入，得到很大的强化。最典型的表征，便是用白话写作、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成了20世纪中国文坛最为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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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新世纪，小说的文坛霸主地位将受到很大挑战。从世纪初知识者为“改良群治”而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世纪中政治家别具慧心地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再到世纪末，小说为取悦受众而努力与影视结盟。小说在20世纪的命运充满戏剧性。但不管是被捧还是挨骂，文学总算被全民所关注。这一好运，下世纪恐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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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象之丰富，叙事之细腻以及场面之波澜壮阔，影视的潜力远非小说所能比拟。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曾经风光无限但在20世纪却沦为配角的诗、文将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至于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或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边界，将日益变得模糊，而目前仍在萌芽状态的“网络文学”起码提醒我们，随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爱美”的（amateur）文学理想将成为可能。陈平原说，这一可能出现的新趋势，我是乐观其成的。古来中国人，本来就有将文学作为“修养”而非“技能”看待的趋向。倘若有一天，衣食基本无忧的国人，能腾出更多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在文学的创作、欣赏、研究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将是我辈所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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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文章没有任何改动。本以为语气很平和，可还是激怒了不少风头正健的小说家。当然，这里有传媒刻意“制造话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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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2000年1月2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长篇采访，题为《小说在新的世纪会失宠吗？》。“失宠”一词不太对劲，有点争风吃醋的感觉。文章做得很认真，前面有一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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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于年初接受某报采访时说：在20世纪颇为风光的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在下一个世纪将受到很大挑战，一度沦为配角的诗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文学创作或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边界从某种意义来说，将日益变得模糊。目前仍在萌芽状态的“网络文学”，随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爱美”的（amateur）文学理想将成为可能，文学成为“修养”而非“技能”的理想有望实现。就陈平原这一观点，记者借新年第一次采访诸多作家之际，请他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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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表意见的，有小说家苏童、陈村、方方、余华，以及批评家南帆。至于我自己，只是做了如下简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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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所有文学里是最先锋的，语言的讲究在小说、散文之上。相对于其他门类，文学最依赖的是语言，诗歌的实验性、突破性远在其他之上；文学爱好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和认知，最初爱好文学是从写诗开始，诗歌是最容易入手的，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从业余写作的角度出发，诗歌爱好者最多，诗人的非职业性最强。说诗歌有可能重返中心指以上两点而言。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不写小说，但写作诗文。古代中国文人不是职业性的，写诗作文乃自我感动的手法，一种瞬间发现美的能力，至于是否职业写作，不是最重要。衣食基本无忧的下世纪的国人，若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文学创作、欣赏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将文学作为修养而非技能，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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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充满希望与幻想的“新世纪”，小说能否再续辉煌，一时间成了不少报纸杂志炒作、以及读书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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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笑置之，但也有认真对待的。比如，2000年5月27日的《解放日报》，以《新世纪小说的流变与走向》为总题，发表了韩少功的《体裁的遗产》、王干的《挑战文体极限》、格非的《故事、小说和消息》，以及郜元宝的《小说往何处去》等四篇文章。编者按语是这样说的：“20世纪肯定是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确立了它在文学中的霸主地位。21世纪呢？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新千年肇始，提出了21世纪将是小说走下霸主地位的世纪。陈平原先生的这一观点，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肯定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困惑者有之……本版组织的这几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利新世纪小说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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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刊发的《小说的前景及想象力——平谷金海湖文学现状研讨会纪要》（寇挥整理），也是值得一读的长文。此研讨会由著名小说家林斤澜提议举行，讨论也是围绕我那则短文展开的。我没谈出什么新东西，倒是林斤澜、陈建功、曹文轩、徐小斌、郭宏安、常罡等人的思考相当深入，可见小说家对其面临的困境，并非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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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学院背景的，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大都承认我说得在理。“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必须直面内外诸多严峻挑战。但也有作家对目前的状态很满意，举的例子是自己的书卖了多少册，有哪些国家前来购买译本的版权，可见小说前景一片光明。更有嘲笑我此举近乎“妖言惑众”，如此轻率地宣判“小说”死刑，断断不可取，因为，小说的命运从来都掌握在作家手中，批评家说话是不算数的。我不想卷入如此纠纷，故退居一旁，默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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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预言过作为文类的“小说”什么时候死亡；我要告别的是“小说的世纪”，而不是“小说”本身。在“新世纪”，小说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寻求重新崛起的契机，是文学史、也是思想史的重大话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轻易打发。至今我仍在思考，还没有成熟的答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中国小说目前的“外强中干”（品种多而销量少，足证其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牵涉到外在环境的变迁以及读者趣味的转移。至于作家的创作心态——而不是能力，更是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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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怀念‘小说的世纪’”，主要不是倾慕梁启超等人的才华、成就以及生逢其时，而是欣赏其精神状态——那种万难不辞的“执著”，以及不计成本的“投入”，着实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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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8日于台大长兴街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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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书城》2003年第3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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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文学”如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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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面对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呼吁改革学制。为了培养能“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当务之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不管是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还是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其为中国教育改革所开药方，都是尽量减少甚至取消“词章之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读书人普遍“溺志辞章”，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百年后，情况似乎完全倒过来，“重虚文”而“轻实学”的积习得到了根本的救治，反而是如何落实“文学教育”，成了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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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无数青年“奋不顾身”地投身文学事业，可大学教育中“文学”的地位及功能，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高考时众多才俊之士不再以文学专业为首选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理、工、农、医院校或专业要求开设文学课程。说明白点，文学作为“专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想想也是，所谓“通识教育”，所谓“人文修养”，不大都以不朽的文学经典为主要阅读材料？人类知识体系日新月异，发展趋向变化莫测，教育内容也不能不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样一来，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现已被超越的理论、公式及假设，只是作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没必要进入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只有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依仗其绰约风姿，仍旧屹立在讲台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你可以忘却牛顿、达尔文，却不能离开屈原、李白、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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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承认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是，任重道远的文学教育，该如何实施，才算不辱使命？此类近乎永恒的追问，很容易得到不着边际的解答。与其从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不同类型说起，不如转而解读眼前的两则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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