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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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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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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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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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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1897—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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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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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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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散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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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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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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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研究生时，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因博士论文关注古今小说的转折，谈“中国小说史”，对我来说，也还算本色当行。没想到，走上北大讲台才四年，学术兴趣就开始转移。从1991年秋季起，十五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比例，几乎对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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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斗转星移，个人的心境及趣味大为改变，原先以小说史为中心的学术设计，不得不做大的调整。有些偶然因素，加快了这一调整的步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学人》集刊的创办，一是北大的选修课制度。后者要求像我这样自认为“授业”还算认真的教师，必须不断地给学生提供“新知识”。你要是几年不变，只念一本经，研究生无法重复选修。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也可以同一锅汤，每年更换不同标签。只是那时年少气盛，决定另辟蹊径，多讲一两门自认为有意思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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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闯入一个陌生的学术领域，仅仅发表了三五篇相关论文，就敢走上大学讲台，实在有点冒险。当初之所以有如此勇气，靠的不是“学术功力”，而是“现实需求”——自信这门课对学生有用，也自信经过努力，自己能闯过这一关。感谢北大相对宽松的选课制度，更感谢诸位修课同学的大度与宽容。这门几乎是“现炒现卖”的专题课，居然博得一片掌声。这让我很受鼓舞，十五年间，竟变着法子，开出了如下系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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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门课：“现代中国学术史”，讲授时间为1991年、1993年、2006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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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门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讲授时间为1996年、2000年春、2002年春及2002年秋（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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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门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讲授时间为2000年秋、200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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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门课：“《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讲授时间为1992年、1995年、199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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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门课：“中国大学研究”，讲授时间为1997年秋、2001年秋及2004年春（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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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课程，有的标明学期（春、秋），有的则只有年份，这只是记忆问题，别无深意。在大学教书的都明白，专题课的设计，题目不能太小，范围划大点，翩然起舞时，才能更为从容。实际状况也是如此，讲了这么多轮专题课，从不曾照着题目“面面俱到”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的学术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不学梁启超和钱穆，不写“百年中国学术史”。除了学力不足，更因我之进入这一领域，本来就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当然，其中也包含某种学术理念——对“通史”类著述的普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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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后，不少书评提及作者之“别有幽怀”。如称这部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此书采用以问题为纲目的特殊体例——“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亲切可爱；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李书磊：《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也有人由此引申，称此书“蕴含了具体的历史”，可也带有“自我陈述”的意味：“因此，比较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其说是一部‘客观’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不如说是一部‘论辩’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论’。”（旷新年：《学术的凸显——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科学时报》1999年3月2日）这是同代人才有的感觉，后世读者，单看字面，不见得会有如此深入、细腻的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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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写这书，在我，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自我训练”，更是一种“心灵的探寻”。既与历史对话，也在思考现实人生，平实冷峻的笔墨下面，原本掩藏着深深的困惑与挣扎。将这一写作过程，称之为“思想突围”或“自我拯救”，一点不过分。只是有感于近百年来“以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传统对学术研究造成的伤害，我不希望在史著中发牢骚，放冷箭，于是，将个人的郁积、亢奋与期待，统统搁在同时期撰写的随笔或文化评论中。比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独上高楼》、《超越规则》等，还有刊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以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上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同样是1990年代初在北大讲授“学术史”课程的副产品，正因其不太“学术”，更能体现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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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史研究随想》同刊《学人》第一辑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还有发表在《学人》第二辑上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这两篇试笔，无论论题还是思路，都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关注“学术与政治”、“官学与私学”，明显包含某种现实思考，说“寄托遥深”也不为过。至于借章太炎、胡适之来沟通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呈现中国学术之转型，因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在，很容易理解。反而是那些散落各处的单篇文章，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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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不同于著述，不必“言必己出”，有时借用前辈成果，再略加发挥；有时解说文献，再组织讨论。著述就不一样了，必须有自家面目，不能瞒天过海。往往是这样的，讲课时效果很好，等到落笔为文，却踌躇再三。写不成大文章，丢了又太可惜，于是转化姿态，变成了“学术随笔”——我谈康有为、刘师培、黄侃、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等文，就是这么来的。在三联版《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2006）的自序中，我曾提及：“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笔墨虽有变化，讲求的依然是学问的根基。这些不无“一得之见”的小文章——包括那些谈论“学术”的短文，大都得益于我的学术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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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课程的开设，对我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影响很大。只不过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则雷声大雨点小。比如，跟“中国大学研究”课程相关，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书；至于涉及“《中国小说史略》研究”的，则只有《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寥寥数文，还有就是那册还算精美的《〈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信誓旦旦要为此书做一个学术史性质的“笺证”，甚至已跟出版社签了“君子协定”，可就一直腾不出手来。两相比较，你很可能认为，前者远比后者更值得夸耀，其实不见得。因为，开设学术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凸显教授的风采。而后者对于中文系的研究生来说，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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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作为北大教授，每年都要讲新课，压力其实很大。同一门课，隔两三年讲一次，只能部分更新（参看本书收录的两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安排）；不同课程之间，其讲授的内容，不得不有所交叉（对比本书收录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课程安排）。你可以说教授精力有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在北大呆了十年，听了你好些门课的学生来说，还是感觉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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