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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开设专题课,方法千差万别。有写了好文章,而兴致勃勃开新课的;也有在讲课的过程中,逐渐酝酿成文的。不管怎么说,专题课的开设,都与教授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学术进展紧密相关。但还有一点,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教授的社会活动,往往也是其相关课程的合理延伸。比如我参与主编《学人》集刊(江苏文艺出版社),以及主持“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贵州教育出版社)、“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还有已经出版的继承王瑶先生遗志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胎死腹中的希望为1990年代中国学术“存档”的《学术史与规范化》,所有这些学术组织工作,都与我的学术史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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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不同于个人著述,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而不是自我表演。这样一来,学生的切身感受以及实际收益,就变得十分重要。选修我的学术史课程的,绝大部分将来不会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我只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理想的学术境界,该如何评学问,有这个眼光,那就行了。按照学校规定,正式修课的学生,必须完成作业;写一篇像样的学术史方面的小论文,得花好多时间,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这也是我的课上旁听生特别多的原因。以我的经验,讲“学科史”比较容易得到学生的欢迎,因他们/她们有切身感受,而且学了就能用;可我更愿意学生们将眼光放远点,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之得失。最怕的是太早定型,将学问做成纯粹的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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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录的,除了我的研究设想、三门课程的“开场白”,还有就是十篇学生作业。为什么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而不是别的课程的作业,一个原因是这个题目学生驾驭得住(选修我开设的学术史课程的,以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为主),另一个原因则是丛书的性质决定的——当初说好“尝试论丛”的任务是:“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来实践‘大文学史’书写的设想。”比起精深的专家著述来,学生作业固然显得幼嫩,但稚拙之中,自有勃勃生机在。更何况,本书的主要功用是抛砖引玉——借助一份教案以及若干作业,诱使学界探讨学术史课程到底该如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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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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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博览群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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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乃笔者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上的“开场白”,2006年3月讲授,9月25日整理成文。本课程最后因听众过多,加上教室座位固定,无法展开深入的讨论,不得已改成以讲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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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乃作者编著的《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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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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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幽灵一般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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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作为特定学术思路的“关键词”,也成了中国学界的“关键词”。在GOOGLE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可获得上千万项相关资料(还在迅速增长)。于是,不妨如此戏说:1970年代,我们见面时打招呼:“吃过了没有”——那时填饱肚子还是个问题;1980年代,我们见面时问:“托福了没有”——出国念书正成热潮;1990年代呢?“下海了没有”——“十亿人民九亿商,剩下一亿在观望”;进入21世纪,怎么办?“关键词了没有”——上网搜索、发表论文、传授商业技巧、描述社会思潮,全都离不开这“关键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更不管你学术立场如何,多少都得跟“关键词”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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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追问,这幽灵一般的“关键词”,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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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关键词”近年的八面风光:2005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含季广茂《意识形态》、汪民安《现代性》、陶东风等《文化研究》、王瑾《互文性》、曹卫东等《文化与文明》);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张一兵主编的“关键词丛书”(已刊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这些丛书仍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配上《佛教文化的关键词》、《国际法关键词》、《人类学关键词》、《经济学210个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新闻工作200关键词》等,不难猜想,有关“关键词”的著述“市场前景”良好。实际上,进入新世纪,随着“关键词”的独特魅力从学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各行各业都有了自己的“关键词”图书。这才真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有关“关键词”的书籍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生猛”,如《商场关键词》、《法国葡萄酒关键词》、《影响一生的60个关键词》、《影响健康的26个关键词》、《成功人士最重视的9个关键词》、《培养杰出青少年的24个关键词》、《决定你完美人生的9个关键词》、《爱情的22个关键词》等。最有趣且最具挑战性的,还属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新书《今夜,我们谈性:关于性的50个关键词》。上述以“关键词”为号召的书籍,都是近两三年出版的。眼看着十几年间,“关键词”一词,从引进、消化、模仿,到迈开大步,走出书斋与讲坛,介入百姓日常生活,甚至成为“时尚”话题,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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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流光溢彩”的关键词,还有可能重回书斋,接受你我的审视与辨析吗?这是我所关心的。或许,不该那么悲观,近些年,关于“关键词”的学术著译,颇有值得推介者。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译著纷纷登场;至于国人编纂的,则有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麦田出版,2003;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汪民安主编之《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等。再加上那些不挂“关键词”招牌,但学术思路上与之相呼应,或存在着若隐若现联系的书籍(如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俨然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值得学界认真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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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键词》之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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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廉斯的中译本迟至2005年方才面世,近年崛起的这股“谈论”甚至“卖弄”关键词的浪潮,仍以此书为肇端。国人之关注作为学术话题的“关键词”,与《读书》杂志的积极推介有关——时间是1995年初。而此前一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已推出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编、原北京大学教授张京媛等翻译的《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原书1990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行,张教授1992—1993年在北大讲课时,将其作为教材,顺便组织译述。就像《译后记》所称:“与一般的文学术语辞典不同,这本书不是对术语的界定,而是批判性地检验术语的词源和历史沿革的意义,从广泛的文化视角提出当前文学理论界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术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立场也随着发生变化。”(第476—477页)而这一学术思路的来源,麦克列林在《绪论》中作了交代:“术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术语影响我们的阅读,术语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术语历史的兴趣受惠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例如《关键词》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4—5页)换句话说,“弟子”比“先生”早一年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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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学术视野及深度,张译《文学批评术语》远远超越1980年代介绍进来的罗杰·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周永明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但因流通不广,加上编者不像威廉斯那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属于“中规中矩”的教授作业,故没能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而真正让中国学界兴奋起来的,还是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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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上,刊出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强力推介“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此书原本是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的附录,出版时被编辑删去,这反倒给了作者不断积累、修订的机会;等到1976年正式刊行时,已经扩展为以“词典”形式出现(包含131个辞条),但具有内在结构的、自成体系的著述。正如汪文所说:“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以上解说,还有刘建基的《译者导读》、陆建德的“代译序”《词语的政治学》等,基本上不出威廉斯本人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所撰“导言”。不能怨论者“偷懒”,是作者把自家立场交代得太过清晰,遗址让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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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汪文,同期《读书》杂志上还刊出陈燕谷、曹卫东的《词语梳理》,梳理的是“Hegemony(霸权/领导权)”、“Communication(交往)”这两个关键词。接下来,又有汪丁丁的《经济学的“关键词”》(1995年第7期)和《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1995年第8期)。很可惜,这个栏目没能坚持下去——此类事情,确实是“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即便如此,这些文章还是搅动了一池春水,此后,“词语梳理”作为一种学术思路,逐渐荡漾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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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学界,为何需要“梳理”各种关键性的“词语”,两位学养丰厚的汪先生,似乎更多着眼于纠正“误读”,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与“对话”的平台,即所谓“正本清源”。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尴尬场面: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义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汪丁丁《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可这一工作目标,与威廉斯编纂《关键词》之努力方向,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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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威廉斯特别强调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每个阶层乃至每个团体,都有自己对于语词的特殊理解,而且,“从语言的任何准则来看,没有哪一个团体是‘错的’”。对于“经由厘清难词的意义,有助于解决词汇引发的争议与困惑”这一想法,作者“并不持乐观的态度”。理由是:“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更何况,“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第2、18页)因此,《关键词》一书的意旨,不是对于特定词语的收集、整理、汇编、订正,而是发现缝隙,直面冲突,质疑定见,探询“词语”背后的思想意涵及历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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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既然采取“词典”的形式,作者对于《牛津大辞典》以及约翰逊博士等人的工作也还心存敬意,《关键词》不可能变成纯粹的“论战文集”。过分强调“论战色彩”,反而限制了读者对于此书的尊重与理解。兼及词源兴趣与政治关怀,体现卓越学识与党派性格,二者互相纠葛,难分彼此,这才构成了《关键词》一书的特殊魅力。以“Literature(文学)”为例,作者建议“参见”的条目包括:Aesthetic、Art、Creative、Fiction、Image、Myth、Nationalist,但不包括常被提及的Formalist、Genius、Romantic、Taste、Tradition等,这确实包含“党派”立场。为何将“民族主义”列为“文学”的参见条目,那是因为作者认定,“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这个词本身包含明显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这种意涵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许也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对于擅长借“文学史”建构来强化国家观念、凝聚民族精神,乃至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威廉斯的这一思路,实在太好理解了。而不讲“天才”、“品味”,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自18世纪以降沿用至今的“纯文学”(或曰“狭义的文学”)观念,正越来越明显地“遭受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第268—274页)对于“文学”的前景,你可以不同意威廉斯的判断,但必须承认其“言之有据”。仔细比勘,你会发现,此书的绝大部分词条考辨精细,需要论战时,也都有学理依据,而并非一味地“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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