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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来词语研究，语言学家自是本色当行。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已着先鞭，日后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则更为实用。译介进来的国外学者著述，日本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三联书店，1983）关于日本译词的研究，有开拓之功；而意大利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论述更为专深且系统，故更为学界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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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以及学术史、文化史学者的介入，使得“外来词”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同时，也潜藏着因越界操作，而可能马失前蹄的危险。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好评，译成中文后，也颇受中国学界的赞赏。最近，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严厉的批评，涉及作者的古汉语修养以及辨析外来词的能力（《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但王并非语言学家，只是指出其若干误读之处，并未能颠覆该书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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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则没有那么幸运，新书刚一问世，碰到的狙击手就是真正的专家。中华书局2004年10月出版冯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2005年1月29日的《文汇报》上，便发表了旅日学者沈国威的《学术“抢滩”不可取——惊读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批评此书“缺乏原创性”、“疏于考证”、“体例失当”，接下来断言：“著者的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学术的成败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言下之意，此书不过是赶热闹的“抢滩”之作。2005年2月21日，《文汇报》又刊出冯天瑜的《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其中有曰：“笔者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语言学圈内，而是试图发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势能，开掘新语生成所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拙著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重点又放在16世纪以降，更详细展开于19、20世纪之交。以笔者阅览所及，这样的论著似不多见，或许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新语生成史这一论题。诚如沈文所说，相关各段都有专论在先。然而，综汇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这正如有了专门史、断代史还需要有通史一样。”“综汇前说，引出新的理路或结论，也是一种创造。”这里涉及不同学科、不同世代、不同学术训练的学者之间，学术趣味以及治学方法的差异。对此，《文汇报》上周振鹤、柳园等人的评述，有进一步的发挥。至于冯天瑜先生，不久后出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亦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所做的是一番‘知识考古学’工作”（第8页），比《新语探源》一书更具独创性，显示了作者的博学深思，以及综合统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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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语探源》的《后记》中，作者谈及：“西方现代学者也注目于考察词语与语境的关系，考察词语形式及意义伴随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的更革，法国学者福柯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英国学者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术语》等论著是这方面的前沿之作。”（第630页）至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主体部分乃是“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分别考察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称：“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误解为雷蒙·威廉斯式的关键词研究，我愿意强调我的关注点不在于考察词语、概念以及话语的变化含义，据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第6页）有人乐于正面引证，有人急于划清界线，但不管立场如何，威廉斯《关键词》的巨大身影，促成了后来者“影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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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随着时代的急遽变化，大量外来词（或曰“新学语”）出现。眼下这些新学语再也不仅仅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正越来越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那是因为，学者们意识到，这些外来词，往往提供了新的学术思路、文学观念、政治／文化立场，乃至具体的日常生活之细节与趣味，描述其兴衰起伏，可以凸显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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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语”之进入中国，经由了一系列的介绍、扭曲、挪用、延伸的过程。理解并阐释这一过程，必须将上层与下层的对话、创生与传播的互动，还有从萌现到定型的全过程，做综合性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新见”。而当下学者之所以纷纷关注这一课题，除了学术思路的拓展，更因为数据库的巨大优势。最近若干年，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专业数据库纷至沓来，而研究者也大都能娴熟运用E时代的各种技术，使得此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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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键词”说到了“观念史”，又转到“语义学”、“外来词研究”等，似乎思路有点杂乱。其实，这么处理，乃别有寄托。做文化史、批评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必定都会关注核心概念。至于是否使用威廉斯意义上的“关键词”，取决于一时代的学术风尚，也取决于个人的文化趣味。之所以故意把事情说“复杂”，目的是显示不同的学术路径。“江山代有才人出”，学界时有新思潮（以及“新术语”），正常的状态是：旧学新知，互相竞争。有人追求血统纯正、一以贯之，有人喜欢博采众长、融合贯通，各有各的利弊。有时候，不追求“全新的境界”，并非力所不及，而是欣赏贺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收入《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中所说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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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作者2007年3月1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性的‘关键词’”学术座谈会上的主题演说，2008年1月12日修订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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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读书》200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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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重建“文学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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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作为著述、课程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从1988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年。其间，除了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先后出版编著了《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外，还曾和友人王宏志等合作，出版了《文学史》集刊，可惜仅三辑便“寿终正寝”，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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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文学史”，我的关注目标，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学者研究，如《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第二，著述研究，如《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等；第三，学科研究，如《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等；第四，课程研究，如《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等。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以及交汇处，认真思考这作为课程、著述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到底该如何生存、怎样发展。话虽说了不少，文也略有撰述，但还没到“一锤定音”的时候，故零零落落，尚未刊行“体系严密”的专著。或许，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觉今是而昨非”，更能代表我目前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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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跟大家讨论以下问题：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知识、趣味与技能；以“阅读”为中心；“重写”抑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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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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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学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说起”，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追问“合理性”。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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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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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文学史”的撰述、出版与教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最早意识到此举意义并积极辨析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瑶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追溯根源、品鉴高下的思路，日后演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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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总结治学经验，接下来是学术史探究，再一转就成了知识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时间顺序，推介若干考究“文学史”的著述：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996）、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7）、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199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200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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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著述，都是在“文学学科”的框架内进行思考与评说。可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辨“专门史”与“普遍史”，称后者“不惟须有史学的修养，更须有该专门的修养”；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则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径直将“文学史”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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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死文学与活文学），周作人分言志与载道，20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发挥，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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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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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区分含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研究》，或者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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