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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者一再称，“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第6页），可三十年后，随着“文化研究”的急遽升温，学院中人（教授及学生）多将《关键词》作为“文化研究”这一“特殊学科”的常用“词典”。“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第9页），这固然是《关键词》一书的工作策略；可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标准”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二汪之设想借“梳理词语”来建立“对话平台”这一思路，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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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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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一开始，对于“关键词”的引介就蕴涵了两种不太相同的工作目标：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与此相适应，《关键词》的“中国弟子”，或倾向于“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或演变成“某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后者如廖炳惠的《关键词200》，副题就叫“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而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编者序》也特别强调中国“缺少普及适用的专门辞书”，可见其工作目标。当然，即便是着眼于“厘清概念”，也都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自家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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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于谈论“关键词”者，未必非读过威廉斯的书或直接受《读书》文章的启发不可；但以下两个专栏及相关图书的“横空出世”，确实与此有关。一是广西的《南方文坛》，一是北京的《外国文学》，这两家敏感的专业杂志，闻风而动，分别开设专栏，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西方批评理论的“关键词”梳理。《南方文坛》的专栏始于1999年第1期，在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刊发了28个相关条目，日后结集成书，便是上面提到的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而《外国文学》的专栏延续了四年（2002年元月至2005年12月），共推出关于关键词的专栏文章54篇，日后又由赵一凡等集合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包含八十余则关键词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后者长达925页，定价85元，2006年1月初版，6月即重印，可见颇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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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孟繁华在《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中称：“我们知道，一个有理由存在的‘学科’，应该有属于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这个学科‘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使用它们，常常缺乏必要的认真处理，或者是想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者在缺乏必要的辨析下继续沿用。”而此书的主要目的，不在编词典以规范使用，而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当代文学关键词》第3页）书中各文，若“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孟繁华）、“两结合”（南帆）、“思想改造”（谢咏）、“文艺黑线专政”（程光炜）、“三突出”（古远清）、“新时期文学”（丁帆、朱丽丽）、“向内转”（鲁枢元）、“朦胧诗·新诗潮”（张清华）等，有的是文学思潮，有的是创作方法，有的则接近学科描述，统一称为“关键词”，似乎有点勉强。本就是专栏连载，各条目的撰写并无统一体例，纯属“文责自负”，与威廉斯的《关键词》之精心结撰，左右逢源，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学术立场及批判精神而言，近年所刊相关著述，此书与《关键词》最为“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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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主旨明确，体例统一，学问渊深，还推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这里所谓‘文论’，特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它也指涉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求变求新的各种欧美新学潮流。”（《编者序》）至于编辑体例，则有：“一、每一词条均提供简明扼要的术语解说、背景介绍；二、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仔细的梳理辨析；三、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四、在文末提供简明扼要的中外文参考书目，以利读者进一步查阅或跟踪研究。”而且，说到做到，若“讽寓”（张隆溪）、“话语”（陈永国）、“交往理性”（章国锋）、“书写”（林少阳）、“文学场”（张意）、“文学性”（周小仪）、“性属／社会性别”（王晓路）、“叙事学”（申丹）等条目，都严格落实了主编意图，而又体现了学者自身的丰厚学养。作为一本“大型工具性理论辞书”，此书中规中矩，可圈可点，与《当代文学关键词》之锋芒毕露，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分别体现了威廉斯《关键词》的两个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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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还有两本书可参照阅读。一是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著、张卫东等译的《文化理论关键词》，一是张凤阳等著的《政治哲学关键词》。前者原名“批判与文化理论”（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全书分“语言与阐释”、“社会身份”、“知识”三辑，每辑各六章。译者非要将书名译成“关键词”不可，虽属追风，却也不无道理——如第一辑“语言与阐释”包含“意义”、“符号”、“修辞”、“表征”、“阅读”、“互文性”六章，确实像辞书。原作者有言在先：“本书在章节安排上考虑到了两种类型的阅读方式。一方面，可以把十八篇文章当作一个整体，一章一章连续地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单独阅读，或者按照任何一种次序串联起来。读者可依自己的兴趣和研究目标自行选择其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文化理论关键词·总论》）当然，可“自行选择”的，不仅仅是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包括译者的“命名方式”。至于《政治哲学关键词》之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看似简单、基本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编纂此书是为了获得“开展学术对话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平台”（《引言》），思路明显受《读书》文章影响。之所以将此书推荐给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者，那是因为，其中有些关键词，如“自由”、“精英”、“话语”、“规训”、“社会记忆”等，与我们密切相关；拿来跟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和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同类或相近的词汇比对，不难发现不同学科背景所导致的“洞见”与“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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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知识渊薮”的词典，也并非“众人拾柴火焰高”，国人著述中以“关键词”命名者，我所见到的，有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和韩毓海的《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后者分“市场”、“现代性”、“全球化”三辑，收录作者论战色彩很浓的12篇文章；所谓“当代社会关键词”，大概指向上述三辑的命名，而非具体的研究对象。前者包含十篇论文，单就体例而言，《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较为靠谱，其他各文，若探究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或评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很难与我们心目中的“关键词”研究画上等号。不过，据作者称：“回顾那十几年的努力，不过是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提出了几个重新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自序》）此书的结撰，是先有完整的论文，再从中抽离出若干“关键词”来；换句话说，“关键词”是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按作者的设想，这十篇文章，可合成五题：包括“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第1—7页）。其说能否被学界广泛接受，尚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作者撰文或结集时，受近年“关键词”研究热潮的影响，这点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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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词汇的结构”到“观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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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雷蒙·威廉斯称：“燕卜荪在其著作《复杂词汇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发现了《牛津大词典》里的许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观点……”（中译本第10页）这话让我想起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80）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m, 1906—1984）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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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其著述《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等，很快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如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等，或评论，或译述，或借鉴，都开始关注瑞恰慈的学说。1937—1939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先后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等。在此期间，燕卜荪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复杂词汇的结构》。战后的1947年，燕卜荪重来北大任教，直到1952年方才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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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卜荪之在昆明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直接影响了“九叶诗人”如穆旦等，这点常被文学史家提及。我则关注曾在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荪，如何深刻影响了其同事朱自清（1898—1948）的学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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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常谈》（1946）中，朱自清提及，现代的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之“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不同，更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英国批评家瑞恰慈之强调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是由该词的全部历史以及具体语境确定的，必须分辨语言文字的四层意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作用”，这点让朱自清深感佩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72—1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朱先生生前编辑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33页）。至于公开表态，欣赏并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1935）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209页，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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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还属《诗言志辨》。此书原拟名“诗论释辞”，包括四篇诗论，考辨的是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四个词句”，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27—131页，1990）此等“从小处下手”，仔细辨析词义的方法，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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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关注“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这一研究策略，不见得非从瑞恰慈和燕卜荪那里拜师学艺不可，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中，就称：“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196—197页）日后，在评论罗根泽、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的《诗文评的发展》中，朱自清再次强调：“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0页）而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在撰写批评史时，直接受到瑞恰慈或燕卜荪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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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其特别引人注目处，确实在对于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精彩辨析。可此类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我以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提倡“历史演进法”有关，但也是擅长考据的清儒之拿手好戏。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实在是“老树新花”。关于这一点，可借用胡适、傅斯年对于清儒阮元学问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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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完成于1923年的《戴东原的哲学》，论及阮元之“最长于归纳比较的方法来寻出文字训诂的变迁”，尤其是对《性命古训》这样最能体现其“比较方法与历史眼光”的著述推崇备至：“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功夫。……我们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阮元论‘性’，至少能指出古今‘性’字的意义不同，至少能教我们明白哲学观念是常常随着时代变迁的，单是这一点已可算是很重要的贡献了。”（《胡适全集》第6卷，第437、449、451—4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类似的说法，可见于傅斯年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1940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该书的《引语》这样评价阮元的《性命古训》：“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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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有轻重，“沿革”有长短，“剥皮手段”有精粗，但在内在思路上，清儒之关注“字义的变迁沿革”，希望“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与今人耳熟能详的“观念史”研究，不无相通处。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美国哲学家、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洛夫乔伊所著《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全书共16章，除作为总序的“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外，所论有“18世纪思想中的‘自尊’”、“作为美学规范的‘自然’”、“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相似性”、“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等。此书的论述策略，与二十年前便已经译介进来的R．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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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念史”，中国学界更为熟悉的，恐怕是美国人怀纳（P. P. Wiener）编纂、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并刊行于1987、1988年的《观念史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这套大书共4册，包括政治与法律卷，哲学与宗教卷，文学与艺术卷，自然与历史卷。至于另外一套观念史大书，虽尚未有中译本，却因为一场学术争论而声名远扬（参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所刊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等），那就是德国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该词典是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学概念史词典，共12卷。很希望有“好事之徒”，肯下大功夫，将这套大书译成中文，以便我辈不懂德文者也能翻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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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训诂学”与外来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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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雷蒙·威廉斯，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导言》称：“本书中的注解与短评所属的语义学则是‘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分支，其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意义、暗示与关系。”（中译本第17页）所谓语义学（semantics），其范围与传统训诂学相当，治学方法上则有很大差异，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将其称为“新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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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王力发表《新训诂学》，批评“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地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字义不同于术语，更不是每一个字义都值得你倾心关注。不仅描述某一语义的演变，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那是因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参见《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第320—327页，中华书局，1980）。对于王力建立新的训诂学的主张，学界颇有好评。或称其“是一篇从理论上宣示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发展的重要论文”（参阅晁继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或曰：“他提出了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历史观点，一个是语言社会性的观点。”（赵振铎《训诂学史略》，第3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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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力介入语言学界的相关论争，但我知道，历史学家历来对汉语语源的考证感兴趣，甚至希望其伸展开去，变成“从小处入手”的文化史。比如陈寅恪先生1936年4月18日《致沈兼士》，便有如此宏论：“大著读迄，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2—173页，三联书店，2001）沈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初刊1935年的《国学季刊》五卷三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而我相信，陈寅恪此说，颇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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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从事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最合适的对象，莫过于西学东渐以来产生的众多“外来词”。20世纪初年，王国维撰《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号，1905年4月），强调：“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句话倒过来说便是，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新言语”之输入，来探究“新思想”之输入。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学界，对此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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