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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者一再称,“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第6页),可三十年后,随着“文化研究”的急遽升温,学院中人(教授及学生)多将《关键词》作为“文化研究”这一“特殊学科”的常用“词典”。“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第9页),这固然是《关键词》一书的工作策略;可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标准”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二汪之设想借“梳理词语”来建立“对话平台”这一思路,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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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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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一开始,对于“关键词”的引介就蕴涵了两种不太相同的工作目标: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与此相适应,《关键词》的“中国弟子”,或倾向于“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或演变成“某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后者如廖炳惠的《关键词200》,副题就叫“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而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编者序》也特别强调中国“缺少普及适用的专门辞书”,可见其工作目标。当然,即便是着眼于“厘清概念”,也都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自家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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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于谈论“关键词”者,未必非读过威廉斯的书或直接受《读书》文章的启发不可;但以下两个专栏及相关图书的“横空出世”,确实与此有关。一是广西的《南方文坛》,一是北京的《外国文学》,这两家敏感的专业杂志,闻风而动,分别开设专栏,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西方批评理论的“关键词”梳理。《南方文坛》的专栏始于1999年第1期,在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刊发了28个相关条目,日后结集成书,便是上面提到的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而《外国文学》的专栏延续了四年(2002年元月至2005年12月),共推出关于关键词的专栏文章54篇,日后又由赵一凡等集合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包含八十余则关键词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后者长达925页,定价85元,2006年1月初版,6月即重印,可见颇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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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孟繁华在《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中称:“我们知道,一个有理由存在的‘学科’,应该有属于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这个学科‘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使用它们,常常缺乏必要的认真处理,或者是想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者在缺乏必要的辨析下继续沿用。”而此书的主要目的,不在编词典以规范使用,而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当代文学关键词》第3页)书中各文,若“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孟繁华)、“两结合”(南帆)、“思想改造”(谢咏)、“文艺黑线专政”(程光炜)、“三突出”(古远清)、“新时期文学”(丁帆、朱丽丽)、“向内转”(鲁枢元)、“朦胧诗·新诗潮”(张清华)等,有的是文学思潮,有的是创作方法,有的则接近学科描述,统一称为“关键词”,似乎有点勉强。本就是专栏连载,各条目的撰写并无统一体例,纯属“文责自负”,与威廉斯的《关键词》之精心结撰,左右逢源,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学术立场及批判精神而言,近年所刊相关著述,此书与《关键词》最为“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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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主旨明确,体例统一,学问渊深,还推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这里所谓‘文论’,特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它也指涉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求变求新的各种欧美新学潮流。”(《编者序》)至于编辑体例,则有:“一、每一词条均提供简明扼要的术语解说、背景介绍;二、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仔细的梳理辨析;三、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四、在文末提供简明扼要的中外文参考书目,以利读者进一步查阅或跟踪研究。”而且,说到做到,若“讽寓”(张隆溪)、“话语”(陈永国)、“交往理性”(章国锋)、“书写”(林少阳)、“文学场”(张意)、“文学性”(周小仪)、“性属/社会性别”(王晓路)、“叙事学”(申丹)等条目,都严格落实了主编意图,而又体现了学者自身的丰厚学养。作为一本“大型工具性理论辞书”,此书中规中矩,可圈可点,与《当代文学关键词》之锋芒毕露,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分别体现了威廉斯《关键词》的两个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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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还有两本书可参照阅读。一是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著、张卫东等译的《文化理论关键词》,一是张凤阳等著的《政治哲学关键词》。前者原名“批判与文化理论”(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全书分“语言与阐释”、“社会身份”、“知识”三辑,每辑各六章。译者非要将书名译成“关键词”不可,虽属追风,却也不无道理——如第一辑“语言与阐释”包含“意义”、“符号”、“修辞”、“表征”、“阅读”、“互文性”六章,确实像辞书。原作者有言在先:“本书在章节安排上考虑到了两种类型的阅读方式。一方面,可以把十八篇文章当作一个整体,一章一章连续地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单独阅读,或者按照任何一种次序串联起来。读者可依自己的兴趣和研究目标自行选择其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文化理论关键词·总论》)当然,可“自行选择”的,不仅仅是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包括译者的“命名方式”。至于《政治哲学关键词》之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看似简单、基本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编纂此书是为了获得“开展学术对话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平台”(《引言》),思路明显受《读书》文章影响。之所以将此书推荐给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者,那是因为,其中有些关键词,如“自由”、“精英”、“话语”、“规训”、“社会记忆”等,与我们密切相关;拿来跟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和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同类或相近的词汇比对,不难发现不同学科背景所导致的“洞见”与“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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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知识渊薮”的词典,也并非“众人拾柴火焰高”,国人著述中以“关键词”命名者,我所见到的,有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和韩毓海的《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后者分“市场”、“现代性”、“全球化”三辑,收录作者论战色彩很浓的12篇文章;所谓“当代社会关键词”,大概指向上述三辑的命名,而非具体的研究对象。前者包含十篇论文,单就体例而言,《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较为靠谱,其他各文,若探究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或评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很难与我们心目中的“关键词”研究画上等号。不过,据作者称:“回顾那十几年的努力,不过是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提出了几个重新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自序》)此书的结撰,是先有完整的论文,再从中抽离出若干“关键词”来;换句话说,“关键词”是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按作者的设想,这十篇文章,可合成五题:包括“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第1—7页)。其说能否被学界广泛接受,尚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作者撰文或结集时,受近年“关键词”研究热潮的影响,这点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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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词汇的结构”到“观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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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雷蒙·威廉斯称:“燕卜荪在其著作《复杂词汇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发现了《牛津大词典》里的许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观点……”(中译本第10页)这话让我想起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80)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m, 1906—1984)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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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其著述《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等,很快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如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等,或评论,或译述,或借鉴,都开始关注瑞恰慈的学说。1937—1939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先后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等。在此期间,燕卜荪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复杂词汇的结构》。战后的1947年,燕卜荪重来北大任教,直到1952年方才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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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卜荪之在昆明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直接影响了“九叶诗人”如穆旦等,这点常被文学史家提及。我则关注曾在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荪,如何深刻影响了其同事朱自清(1898—1948)的学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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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常谈》(1946)中,朱自清提及,现代的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之“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不同,更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英国批评家瑞恰慈之强调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是由该词的全部历史以及具体语境确定的,必须分辨语言文字的四层意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作用”,这点让朱自清深感佩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72—1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朱先生生前编辑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33页)。至于公开表态,欣赏并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1935)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209页,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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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还属《诗言志辨》。此书原拟名“诗论释辞”,包括四篇诗论,考辨的是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四个词句”,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27—131页,1990)此等“从小处下手”,仔细辨析词义的方法,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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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关注“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这一研究策略,不见得非从瑞恰慈和燕卜荪那里拜师学艺不可,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中,就称:“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196—197页)日后,在评论罗根泽、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的《诗文评的发展》中,朱自清再次强调:“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0页)而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在撰写批评史时,直接受到瑞恰慈或燕卜荪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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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其特别引人注目处,确实在对于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精彩辨析。可此类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我以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提倡“历史演进法”有关,但也是擅长考据的清儒之拿手好戏。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实在是“老树新花”。关于这一点,可借用胡适、傅斯年对于清儒阮元学问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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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完成于1923年的《戴东原的哲学》,论及阮元之“最长于归纳比较的方法来寻出文字训诂的变迁”,尤其是对《性命古训》这样最能体现其“比较方法与历史眼光”的著述推崇备至:“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功夫。……我们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阮元论‘性’,至少能指出古今‘性’字的意义不同,至少能教我们明白哲学观念是常常随着时代变迁的,单是这一点已可算是很重要的贡献了。”(《胡适全集》第6卷,第437、449、451—4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类似的说法,可见于傅斯年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1940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该书的《引语》这样评价阮元的《性命古训》:“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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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有轻重,“沿革”有长短,“剥皮手段”有精粗,但在内在思路上,清儒之关注“字义的变迁沿革”,希望“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与今人耳熟能详的“观念史”研究,不无相通处。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美国哲学家、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洛夫乔伊所著《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全书共16章,除作为总序的“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外,所论有“18世纪思想中的‘自尊’”、“作为美学规范的‘自然’”、“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相似性”、“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等。此书的论述策略,与二十年前便已经译介进来的R.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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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念史”,中国学界更为熟悉的,恐怕是美国人怀纳(P. P. Wiener)编纂、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并刊行于1987、1988年的《观念史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这套大书共4册,包括政治与法律卷,哲学与宗教卷,文学与艺术卷,自然与历史卷。至于另外一套观念史大书,虽尚未有中译本,却因为一场学术争论而声名远扬(参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所刊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等),那就是德国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该词典是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学概念史词典,共12卷。很希望有“好事之徒”,肯下大功夫,将这套大书译成中文,以便我辈不懂德文者也能翻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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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训诂学”与外来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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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雷蒙·威廉斯,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导言》称:“本书中的注解与短评所属的语义学则是‘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分支,其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意义、暗示与关系。”(中译本第17页)所谓语义学(semantics),其范围与传统训诂学相当,治学方法上则有很大差异,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将其称为“新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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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王力发表《新训诂学》,批评“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地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字义不同于术语,更不是每一个字义都值得你倾心关注。不仅描述某一语义的演变,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那是因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参见《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第320—327页,中华书局,1980)。对于王力建立新的训诂学的主张,学界颇有好评。或称其“是一篇从理论上宣示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发展的重要论文”(参阅晁继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或曰:“他提出了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历史观点,一个是语言社会性的观点。”(赵振铎《训诂学史略》,第3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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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力介入语言学界的相关论争,但我知道,历史学家历来对汉语语源的考证感兴趣,甚至希望其伸展开去,变成“从小处入手”的文化史。比如陈寅恪先生1936年4月18日《致沈兼士》,便有如此宏论:“大著读迄,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2—173页,三联书店,2001)沈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初刊1935年的《国学季刊》五卷三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而我相信,陈寅恪此说,颇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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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从事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最合适的对象,莫过于西学东渐以来产生的众多“外来词”。20世纪初年,王国维撰《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号,1905年4月),强调:“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句话倒过来说便是,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新言语”之输入,来探究“新思想”之输入。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学界,对此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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