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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学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说起”，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追问“合理性”。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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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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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文学史”的撰述、出版与教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最早意识到此举意义并积极辨析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瑶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追溯根源、品鉴高下的思路，日后演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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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总结治学经验，接下来是学术史探究，再一转就成了知识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时间顺序，推介若干考究“文学史”的著述：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996）、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7）、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199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200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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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著述，都是在“文学学科”的框架内进行思考与评说。可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辨“专门史”与“普遍史”，称后者“不惟须有史学的修养，更须有该专门的修养”；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则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径直将“文学史”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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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死文学与活文学），周作人分言志与载道，20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发挥，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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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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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区分含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研究》，或者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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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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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郑振铎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文学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并进而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八十年后，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们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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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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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因教学需要而编撰“文学史”，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界乐于称道的名著。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词余讲义》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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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15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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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 ，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这一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名师讲授，越是如此——教书的蜻蜓点水，听讲的走马观花，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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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方才能理解胡适的思路——胡适称自家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基于这一阅读趣味，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红楼梦》也不怎么样，“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与高阳书》）。你可以嘲笑胡适的艺术鉴赏力，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明知国人无比推崇《红楼梦》，还这么说，那是需要勇气的。记得陈西滢曾写文章，嘲笑英国人即便没读过，也都整天说莎士比亚特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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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识、趣味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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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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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决绝的是钱锺书，除了1960年代初奉命主持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没有出版过任何通史性质的著述。坚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拒绝成为“朝市之显学”，在淡泊与矜持之外，还有学者的洞察秋毫。选择这么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及著述的态度，是因作者看透了，自家所治文史之学，谈不上规划人生、影响世界；而那些冠冕堂皇、体系严密的理论大厦，迟早会坍塌，变成无人光顾的遍地瓦砾。与其如此，不如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不是“通史”，也未见“体系”，这种“坐而论道”的姿态，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今日学界，对于《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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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的是教授的心态及策略，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文学史”也未必是最佳读物。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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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如何“教育”》，谈及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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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这里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倾向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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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写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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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阅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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