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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86 如今的学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说起”,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追问“合理性”。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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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88 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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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90 一百年后,“文学史”的撰述、出版与教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最早意识到此举意义并积极辨析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瑶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追溯根源、品鉴高下的思路,日后演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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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92 一开始是总结治学经验,接下来是学术史探究,再一转就成了知识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时间顺序,推介若干考究“文学史”的著述: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996)、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7)、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199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200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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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94 以上著述,都是在“文学学科”的框架内进行思考与评说。可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辨“专门史”与“普遍史”,称后者“不惟须有史学的修养,更须有该专门的修养”;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则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径直将“文学史”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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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96 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死文学与活文学),周作人分言志与载道,20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发挥,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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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798 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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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00 需要区分含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研究》,或者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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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02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49]
1704910803 二 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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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05 八十年前,郑振铎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文学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并进而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八十年后,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们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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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07 十年前,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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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09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因教学需要而编撰“文学史”,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界乐于称道的名著。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词余讲义》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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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11 因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15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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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13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 ,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这一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名师讲授,越是如此——教书的蜻蜓点水,听讲的走马观花,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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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15 回过头来,我们方才能理解胡适的思路——胡适称自家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基于这一阅读趣味,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红楼梦》也不怎么样,“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与高阳书》)。你可以嘲笑胡适的艺术鉴赏力,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明知国人无比推崇《红楼梦》,还这么说,那是需要勇气的。记得陈西滢曾写文章,嘲笑英国人即便没读过,也都整天说莎士比亚特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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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17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50]
1704910818 三 知识、趣味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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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20 十几年前,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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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22 更为决绝的是钱锺书,除了1960年代初奉命主持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没有出版过任何通史性质的著述。坚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拒绝成为“朝市之显学”,在淡泊与矜持之外,还有学者的洞察秋毫。选择这么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及著述的态度,是因作者看透了,自家所治文史之学,谈不上规划人生、影响世界;而那些冠冕堂皇、体系严密的理论大厦,迟早会坍塌,变成无人光顾的遍地瓦砾。与其如此,不如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不是“通史”,也未见“体系”,这种“坐而论道”的姿态,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今日学界,对于《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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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24 这说的是教授的心态及策略,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文学史”也未必是最佳读物。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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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26 几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如何“教育”》,谈及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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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28 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这里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倾向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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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30 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写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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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833 四 以“阅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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