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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国的大学起点低（从硬件到软件），稍微用力，就能感觉到发展与进步，可再往下走，会比较吃力，因此，得好好调整步伐。必须牢记，办大学讲的是长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应该意识到，“行政主导”是把双刃剑，走得快，但容易摔跤。这些年，跌跌撞撞，努力往前赶，也付出了不少学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主管部门的好大喜功，不太尊重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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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中国大学这些年的进步，但站在知识分子立场，对现状会有许多批评与反省。常有人提醒我，领导很不容易，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这我不同意。屁股决定脑袋，我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大学校长，不了解决策的内幕，怎么可能时刻“站在全局的立场”发言？在我看来，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努力将自己的看法准确无误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同时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这就行了。至于有没有效果、达不达成目标，说实话，管不了那么多。即便“说了等于白说”，那也是“白说也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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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最早的大学改革或许可追溯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现在看来那是折腾过甚，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不过，在当时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统制下，“院系调整”却调出了高教体制的二元格局，譬如北大的医学院、农学院都剥离出来成立北京医学院、北京农学院，50年代后此类专门“学院”还陆续新办了不少，如哈军工、北航、北邮等，形成了与“大学”并行的另一套路。据说这是搬照苏联的模式，改革开放后又检讨这种“单科思维”，逐渐废除专门学院，都搞“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导致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现在无论冠以省市地名的“××大学”，还是“××理工大学”、“××师范大学”，院系设置都差不多，几乎是文、理、工、法、商、外、医齐全。但是，专门学院是否就等于“单科思维”，高教体制是一元化好还是多元化好？您认为现在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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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大学百年》等文中，努力梳理晚清以降中国大学走过来的路，理解其成败得失。不管是半个世纪前的“院系调整”，还是近在眼前的“大学合并”，都不仅仅是大学内部事务，真的是“事关全局”，不要说大学校长，甚至教育部长说了也不算。下面不一定有扩充或转型的愿望，拍板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至于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事后诸葛亮，跟着论证此举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好处是允许有不同声音，你可以提出质疑与批评。只是船大掉头难，即使发现流弊，也只能慢慢转弯。而且，还得有台阶下，面子上过得去。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大学合并的高潮已过，下面是如何善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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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大学合并”好不好，很难说。若是学科发展需要，自行调整布局，那是应该鼓励的；但行政主导，拉郎配，后患无穷。大学千差万别，别老拿“国际惯例”说事。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并非都是“大而全”，你总不能说加州理工、巴黎高师不是好大学吧？关键在学术质量，声誉由此而来。至于规模大小，不成问题。办大学，做学问，不能搞“人海战术”。有一阵子，中国人民大学都快顶不住了，因为没有理工科，不是“综合性大学”。其实，办大学，切忌一刀切，有的“大而全”，有的“小而精”，那都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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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克服“单科思维”，提倡“综合研究”，与今日中国的“大学合并”热潮，其实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主管部门大干快上的决心、世人“与国际接轨”的盲信、各类排行榜的催逼，还有拨款制度以及校长级别等，所有这些，才是背后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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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十年前写过一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文章，提出可借鉴“书院制”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读后颇获启迪；您讲到“体制外的独立讲学，容易形成学派”，这尤其让人信服。不过，您那篇文章的着眼点似乎主要在人文学科，而理工科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是否也同样可以借鉴传统书院的某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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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及欧美大学制度在20世纪中国畅通无阻，并非毫无道理。比如西学的魅力无法抗拒、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新学堂整齐划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产等。当今之世，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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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声光电化、民主法制等，这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新知，到底该如何生产与传授，确实有赖于西式学堂。那是因为，传统书院中，科学技术并非重点。面对西化大潮，连极力主张“救学弊”的章太炎，也说“为物质之学者”或“治国际法者”，只能听其“参用远西书籍”。人文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追摹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至于借鉴传统书院，假如不胶柱鼓瑟，而是专注于方法及精神，我认为理工科院校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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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键不在书院的具体功用，以及传统转化的有效性，而是对于“大学文化”的理解。我在谈论北大改革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中提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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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样评价法国的Grandes École（大学校）与Université（大学）并行的两种高等教育体制？我们知道École的规模都很小，像巴黎高师在校学生至今不足一千人，但人家重视通识通才教育，学生选课自由，师生交流方便，鼓励发展交叉学科，这是否有点像您设想的那种现代“书院制”的思路？巴黎高师出过罗曼·罗兰、萨特、福柯、德里达、布迪厄那样的人文大师，出过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六位菲立兹奖得主，如果考虑到学生人数，这等成才比例并不输于哈佛、牛津，可是为什么我们只是把眼光盯着英美的大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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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很骄傲，可到法国念书，一点都没脾气。因为人家不认，他们更看重的是外交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的学生。当年德里达来中国讲学，原本想去首都师范大学，经陪同人员提醒，才知道北京大学更合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误解正逐渐消失。中国人也都开始明白，那个在校生只有900多的巴黎高师，是了不起的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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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高等教育实行双轨制，即大学（Université）和大学校（Grandes École）并存。前者有文、理、工、政、经、法等众多专业，招生量大，只要拥有高中文凭便可自由申请；后者则分工程师、军事、行政、师范等不同类型，有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据说巴黎高师每年只招200多，可报名人数大约4万，可见竞争之激烈。单看入学考试，你就明白，“大学校”方才是法国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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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法国朋友感叹，因办学经费及学科排名等影响，目前法国的大学正在向美国大学靠拢；好在作为精英的École岿然不动，依然故我。那位朋友骄傲地说，这才是我们的学术根基。这倒让我想起，中国人喜欢说“与国际接轨”，到底该接哪个轨？目前的中国大学，即便号称不扩招的北大、清华，其实也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所谓“精英教育”，意味着自我限制，有所为有所不为，规模很小，选拔极严，有第一流的师长，也有第一流的学生，再加上师生间充分交流，这才可能出第一流人才。目前的思路是“广种薄收”，教学质量没大面积下滑，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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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觉得国内的大学专业设置太细？似乎现在社会上有什么行当大学里就要开设相应的专业，查一下教育部2004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光是一个“公共管理类”就分出了十二个专业，像“公共管理”之外还要单设一个“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这有必要吗？我们一方面在嚷嚷“通识”、“通才”、“跨学科”、“文理打通”什么的，一方面何以又钻进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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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业设置过细，那是因为办学思路上出了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有以探求知识与真理为主要目标的，也有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基本导向的，二者功能不同。社会确实需要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但如果是办“大学”，而不是“职业培训学校”，最好还是志存高远，侧重“知识”而不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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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大学生就业困难，专家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强调如何与市场接轨——市场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专业。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你讲市场经济，好，今年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四年后削价出售也没人要。很多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是这个道理。你赶着在师范大学里办房地产学院，我抢着在农业大学里开国际金融专业，都是瞄着市场去的。可等到你我的学生毕业，就业市场上已人满为患；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拒之门外的，往往就是这些“急就章”。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波动，跟所谓“热门专业”的转移大有关系。学生们没经验，容易被一时的社会舆论误导；大学校长们则应该很清醒，这种紧盯市场，“缺什么添什么”的发展战略，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是必要的专业延伸，往市场靠一靠，那没问题；但原先没有任何根底，突然间天降神兵，就为了那专业是“热门”的，这样的决策，十有八九是要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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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思，五年前在《我看大学生就业难》一文中就提到了。我反对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那样会弄得不伦不类。关键还不在于这个具体的专业，而是破坏了整个学校的风气。再说，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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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今天中国大学里讲授的许多冠冕堂皇的“学问”，其实只是职业性的“技能”。花四年时间来学那两下子，实在太浪费了。正因为接近“职业培训”，出去后上手快，马上就能用。可这样的学生，很难再往上走，明显地底气不足。我还是主张大学阶段以“通识”为主，至于“技术活”，参加工作后，稍加培训就行了。要不，你干脆办成高等职业学校。现在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是，实用学科放得太松，扩展太快，评价标准因而发生严重倾斜。长此以往，本科教育的目标被模糊了，不再是“知识”与“修养”，而变成了“职业”与“技能”，实在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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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看大学排行榜？按照国内武书连那个排行榜的测评和计分规则，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多寡，因为多一个学科就多一个计分点，相对而言规模大的学校就占便宜。这种排名思路是否也影响到学校贪大求全的发展思路，或者说排行榜本身就是贪大求全发展思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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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写文章批评大学排行榜，认定其弊大于利。今天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被“你们学校排第几”这个问题折腾得死去活来。当然，有各种攻防策略，比如说如何在众多排行榜中，取一个比较好看的。但绝大多数校长心里都明白，这个排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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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突然把北大推到了全世界第17位，北大当然很高兴，赶紧挂在网上；大家一批评，又拿下来了。当时我就说，这个排名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开始关注中国，连带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声誉。我的文章发出来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二年，北京大学排到第15位，超过了东京大学，大家感到很惊讶。第三次，北大排到第14位，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哈佛，刚好跟朋友吃饭，一个来自东京大学，两个来自台湾大学，他们对我进行“集体批判”：凭什么北大排名这么靠前？到2007年，北京大学突然下滑到了第36位，这次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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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排得那么靠前，不值得高兴；今天迅速下滑，也没必要灰心。我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过，北京大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超过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因其在一个古老民族转型、崛起的过程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北京大学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在乎排名。其实，好大学都应该有这种自信，不看重各类排名。凡是喜欢挑一个好听的名次，整天挂在嘴上说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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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排行榜值得关注，那就是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已经连续发布了好几年，有点影响；但2007年的排行榜一出来，就受到《科学》杂志的猛烈抨击。针对《科学》杂志的批评，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行榜的刘念才教授拒绝答辩，要大家读他2005年8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论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其实，更值得推荐的是刘教授和Jan Sadlak合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赏，即刘念才等撰《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顶尖大学，即排名第一到第二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学，即排名21—100的，则是25000美金左右。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中国大学，会出现在上海。拜读这篇文章，我终于明白，大学办得好坏，端看GDP，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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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目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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