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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地新建的“大学城”都设在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地，有人说人家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您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从头学起吗？大学是办在城市里好，还是远离市区好，也许仍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好像关系到文化一教育资源共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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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大学城是历经几百年，逐渐演变过来的；而中国的大学城，却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这点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的大学城肩负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应付大学扩招的需要。因此，政府低价拨地，企业努力建设，大学勇敢贷款，三者合力，共同推进，各得其所。大学本来没那么多钱，学生学费再加上国家拨款，能应付日常开支就很不错了，哪能这么“大兴土木”。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挺进大学城，大学也只好“义无反顾”地借贷去了。政府为什么那么积极？因为，那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顺便拉高地价。大学城一般建在城市边缘，原本很偏僻，周边环境不好，地价便宜。如今划一块地，盖起一片楼房，只要大学进来了，周边的房地产必定暴涨。因此，企业也很愿意投资。这么一来，中国各地蓬勃开展的大学城建设，包含很大隐忧，那就是本末倒置，最后被房地产商的利益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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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大学城访问的外国教授说，没想到中国大学这么漂亮。以前外国人来参观，无不惊叹中国大学如此破烂；如今，鸟枪换大炮，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大学变得焕然一新。但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变脸”，隐藏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先说硬的，再说软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大笔钱的，校长们只好努力贷款。至于怎么还贷，以后再说，相信后任校长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有足够的智慧”，能妥善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如此配合默契，“大踏步前进”，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都是一着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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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建的大学城里，清晨或傍晚，清一色新建筑，清一色小青年，全都“朝气蓬勃”。至于年长的教师们，下课后，急匆匆赶班车回老校区去了。理想的大学校园，应是既有饱经沧桑的，也有英姿焕发的，老中青都有，大家在一起念书、思考、对话。照梅贻琦的说法，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鱼领着小鱼不断地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了，这就是大学。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小鱼们自己在游，没有年长的带，全是同龄人，这样的“大学生态”，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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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能一夜建起“大学城”，这样的壮举，得益于政府的决心。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度的行政主导，导致了教育独立性的丧失。办大学没钱不行，反过来，有了钱不一定就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政府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多，加大教育投资将是大趋势。我有点担心，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给了钱就想发号施令，就希望立竿见影，那时候，我们还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吗？如果官大学问大，钱多说话响，前景其实很不美妙。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大学校长以及教授们，为了数目可观的科研或教学经费，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真不知道，面对风光一时但遗憾多多的“大学城”，我们能否有更为深入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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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一所成功的大学主要取决于“大师”而不是“大楼”，现在“大楼”都有了，“大师”还是问题。而且，有限的人才资源又是高度集中，优秀学者几乎都被少数名校垄断了，集中在京沪两地和个别中心城市。过去，地方上一些普通院校可能会有学术上很出色的教师，如吴宓在西南师院，任中敏（二北）在扬州师院，当时这类现象与极左路线时期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现在的人才流动政策拓开了个人发展空间，于是“人往高处走”，都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了。像1930年代初，杨振声创办青岛大学，短时间内就招揽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沈从文、丁西林、陈梦家、游国恩等等），现在许多地方大学“不差钱”，却无法再现当年青岛大学那种辉煌。您认为，现在有可能改变这种人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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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有个特点，好大学大都集中在首都或经济中心城市。欧美可不是这样，学术中心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不完全重合。这一差异，本来是历史造成的；可改革开放三十年，高等教育大发展，资源与人才重新分配，无形中拉大了不同大学之间的距离。与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孔雀东南飞”相呼应，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往京沪等地的著名大学集中。这确实有点遗憾，但我们又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再说，那种人才分散，利益均沾，对个人才华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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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才流动的大趋势，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你可能会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没能体谅地方院校留不住人才的困境。其实，正因为流动困难，上升管道不通畅，才会出现“人才堵塞”的尴尬局面。明明京沪等大城市里好大学的教职难觅，很多新科博士宁愿在不太合适的岗位上混，也不敢到地方院校去谋求发展。在美国找教职，很少一步到位的，好多都是辗转多年，方才立足名校。假如我们也能建立良性的竞争以及选拔机制，人才自由转移，新人才敢沉下去，等做出了成绩，再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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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还是要走，还是留不住人才。可这取决于你思考问题的角度——他（她）要往上走，必须格外努力，出好成果，这不等于为你的学校做贡献？若能创造好的学术环境，充分尊重有潜力的年轻学者，而不是纯粹为评博士点，一锤子买卖，那样的话，未尝不能留人。以前主要是享用学术资料的机会很不平等，现在互联网可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你在遥远的小城，只要上网，就可以及时获得很多学术信息。问题是，教师的经济收入与发展机遇等，确实很不均匀，这方面，政府应该出面，作必要的调整。还有一点，公众及媒体过于迷信名校，不利于人才的大批涌现。这方面，读书人也该自我反省，我们动辄哈佛、耶鲁，不也是名校崇拜？名校里并非都是豪杰，多的是很一般的教师。其实，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与“背景”（就好像展示商品的“橱窗”）无关。假如社会上能普遍尊重学问，认人不认校，目前的状态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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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是保证创新和发展的前提，过去我们以为对学术的妨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干扰，可是现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倒成了教师身陷其中的“铁屋子”。现在大学里都有一整套制度化的量化考核，什么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什么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甚至某些大学把教师出国讲学或访学经历也作为晋升职称的一项硬指标。听说许多教授经常得忙于填写各式各样的报表，须应付层出不穷的检查与评估。此中弊端早已为人诟病，可是愈见变本加厉。为什么要把大学教师搞成疲于奔命的公司雇员？在您看来，这是存心褫夺教授们的话语权，还是反映了政策设计者的一种文化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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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我就说过，大学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又必定对特异之士造成压抑。学生如此，教师也不例外。大学里，不是每个人都尽忠职守，也有一直偷懒，甚至拆烂污的，怎么办？你管还是不管？是奖勤罚懒，还是稳定至上？反对学术考核的，喜欢举纳什为例，其实不太恰当。因获奥斯卡奖影片《美丽心灵》，很多人知道数学家纳什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对这位被精神分裂症困扰了三十多年的天才相当优遇，一直传为佳话。可前提是，他的天才很早就被学界认识到，否则，大学不会那么慈善。当下中国的大学教师，是一种“超稳定职业”，只要不出大问题，基本上是终身教职。可没有任何危机感，过于高枕无忧，确实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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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不在管不管，而在怎么管。大学教师的作用，本来是“教书育人”，现在变成了“科研第一”，这问题很大，暂且按下不表。就说学术贡献吧，谁都明白，文章不是越多越好，你一篇可能顶他十篇百篇。可谁说了算？谁来承担拍板的责任？之所以“量化管理”，有行政部门揽权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怨学界缺乏勇气与定力。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谁也不服谁，最过硬的，只能是数字。这当然是很可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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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北大就推行代表作制度，实行匿名评审，可在实际操作中，也碰到了很多问题。恕我直言，当下的中国学界，最大问题是，普遍缺乏理想，不敢叫真，还说是“和为贵”。将工作重点放在防止抄袭，这已经是很丢脸的事；接二连三的大学校长抄袭案，更是让人气短。不是说此前没人抄，或者说国外就很干净，而是当下中国，学术道德沦丧已成风气。只是埋怨行政部门“乱作为”，有点不公平；教授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尽职了吗？举个例子，我们能否像国外大学那样，晋升职称时不限指标，只要条件合格、评审通过，就上。我问过，教授们大都反对，说做不到。原因是，评审人都不愿当“杀手”。人家送外审，本来就是走过场，你还当真？再说，此事肯定会传到当事人耳朵，记恨你一辈子的。就连学术委员会开会，也无法保密，你说了谁的坏话，第二天清晨当事人就会“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而这在国外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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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大学里应该“奖勤罚懒”，可硬逼出来的，大都不是好东西。对于大学教师，不能完全没有考核；但我主张，定一个最低标准，中等之才稍微努力就能达到。给老师们保留尽可能大的自我设计与灵活发展的空间，而且，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主。检索论文篇数，规定刊物等级，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等奖励措施，很有效，容易造成虚假繁荣，但我认为，对学术发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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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我写过《大学三问》，谈及建立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同时指出：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必须是有弹性且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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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层出不穷的检查与评估”，除了对教师不放心，怕你偷懒，再就是“大跃进思维”。我再三说了，承认中国大学目前就这个水平，脚踏实地，操正步，走正路，那还有希望；老想着“多快好省”，还有“超常规发展”，容易出问题。目标太高，管理太严，最后完不成，弄得都造假，连底线都守不住，太可惜了。一句话，让校园重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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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书城》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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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大学中文系的自我定位——答《上海书评》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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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设立时的目标、要求是什么？与现在相比有什么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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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制和课程设计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同。办大学，必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称，大学堂分八科，其中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一看就是纸面文章，以当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根本做不到。1910年3月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仅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中国文学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设置，以北大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之所以如此“拘谨”，就像讲北大历史，追到1898年，而不是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但也开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讲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追到1922年，而不是1917年（有此计划，且已公布，但没真正实行），考虑的是“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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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科系的创建，都包含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制规划、课程设计等；而所有这些，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移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但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语言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1959年起，北大中文系最早创建了古文献专业。今天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像北大这样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还不是很多。至于“语言”“文学”并举，则是共通的。其实，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为便于交流磋商，国文系教授会就曾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这已经隐含了中文系内部“语言”与“文学”两大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有一段时间，大学中文系还设有新闻专业、编辑专业、对外汉语教学等，但现在大都分离出去。各大学状况不一样，但中文系最核心的，无疑是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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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否从具体的课程谈谈这百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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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百年中文系课程的变迁，可以用“现当代文学”作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此后，有不少大学跟进；但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教学始终不占主流。那时的中文系，许（慎）、郑（玄）之学才是真本事，文学批评不受重视，更不要说“人人都能读懂”的新文学了。即便讲授古典文学，也是以考证为主。不过，随着新文学力量的不断成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对这一课程的高度重视。要说改造旧大学，重建意识形态，在中文系所有课程里，没有比“现代文学”更好用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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