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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评的人，包括其同情者，往往将记者的“刁钻古怪”、同行的“落井下石”，以及媒体的“穷追猛打”，解读为别有用心，或者是一个预先布置的大阴谋。我则更倾向于将这作为大众传媒“哗众取宠”的特性来理解——既代表公众的正义感，也代表公众的窥视癖，二者兼而有之。夸张的语调，煽情的表述，猎奇的心理，以及只求说话痛快，不太讲究分寸，所有这些，乃大众传媒不同于学术批评处。对于当事人来说，面对铺天盖地、有时不免言过其实的责难，难免有处罚过度的感觉。更要命的是，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为维护本单位的荣誉，行政当局很可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宣布给予当事人处分。面对此类突发事件，单位领导既有“捂盖子”的，也有“平民愤”的。而这两者，都是基于对大众传媒再三追究可能损害自家形象的担忧，而很少考虑学术公正问题。在我看来，不当罚而被罚，固然冤屈；当罚而处罚过轻或过重，也都同样有失公允。传媒的介入，可以使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即解决方案受群众情绪裹挟，而不是基于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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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话说回来，假如排除大众传媒的干预，单靠正常的学术批评，能否实现中国学界内部的“自我清洁”？对此，我深表怀疑。单读报刊文章，你会觉得，所谓的“学界腐败”，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落实到具体语境，你又有是非难辨，甚至法不制众的感叹。学界中的许多违规操作，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学者个人也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去追究。你可以发发牢骚，骂骂街，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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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朋友致力于“学术打假”，可学术共同体内部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关于何者是可以允许的变通，何者为不能原谅的过失，以及对于过失该如何纠正与惩罚，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举例来说，专业著述、教科书、通俗读物三者在使用前人观点时，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问题在于，许多通俗读物经过精心包装，以专业著述的面貌问世；反过来，又有不少专业著述采用通俗读物或教科书的写作体例。以至当裁判吹哨时，当事人很可能说，我玩的是篮球，不是足球，并没有违规。相对于体例乖谬、观点挪用、注释投机，抄袭无疑最容易查证并坐实。大众传媒由此介入，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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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中国学术环境的变迁，包括“学术打假”口号的提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参见罗厚立《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杨玉圣《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与大众传媒的介入中国学界内部纷争不无关系。没有传媒人强烈的责任感与好奇心，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中国学界，其不太光彩的一面很可能不被暴露，也不会受到严肃处理。应该说，大众传媒在帮助公众行使知情权，以及监督中国学界健康发展方面，实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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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倘若不是证据确凿的抄袭或作弊，而是稍微聪明一点的“移花接木”或“暗渡陈仓”，大众传媒便无能为力了。公众需要爆炸性的新闻，喜欢是非分明的道德审判，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论争未必感兴趣。更何况，无论是读者大众还是记者编辑，其实都没有资格、也不该致力于裁断那些背景相当复杂的学术论争——其中可能夹杂着理论分歧与个人恩怨，也可能包含政见迥异与利益冲突。只有像抄袭这样对错明了的事件，大众传媒的介入，才可能做到游刃有余。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强力介入”，对于中国学界的健康发展虽有作用，但其效果不该被过分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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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出于道义与责任，还是希望尊重学术纷争的复杂性，防止伤及无辜，我以为，都应该更多地发挥专业学会的监督及鉴定作用。因为，即便是确凿无疑的犯规，也有轻重之分，如何处治才恰如其分，非专业以外人士所能轻易裁断。鉴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专业学会也像教育行政单位一样，不无保护自身利益的嫌疑，不一定具备公正裁断的胆识与能力。因此，有关部门（比如教育部或国务院学位办）应设立专门机构，接受学界内部的投诉，负责组织专家鉴定，并公布调查结果，而不是将投诉信交给被投诉者所在的学术机构，让其自行了断；更不是等大众传媒炒热了，再挺身而出，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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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也有“取信于民”的问题，连续发生多起丑闻，受严重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所在的学术单位，更包括整个中国的学术界，似乎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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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2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及《新华文摘》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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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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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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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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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呀。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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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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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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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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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何止科考，能够陷天下英雄于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招数多着呢。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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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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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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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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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7年7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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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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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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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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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第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第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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