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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以来的中原才在事实上变成了中国的核心，如何理解这个核心的性质以及核心与周围四方的关系才是根本问题，或者说，如何解释中国成为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四方各地”的整体存在才是根本问题。中国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兼有各地文化的互相交流和中心向外扩展传播的两种“自然发生”的情况（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假定人类天生喜欢交往），但这两种自然发生（也许只是或然发生）的现象仍然不足以构成对中国生长方式的深层解释：一方面，互相交流模式不能必然地解释中国整体性的形成，因为各地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并不必然导致合一，各取所需而维持各自独立也是同样可能的，甚至，互相交往而反目成仇以至互相远离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心向外扩展的模式实为西方历史的模式，与中国长时段的历史事实的符合度偏低，因此恐怕不是形成中国整体性的主要原因（借用西方历史模式往往难以解释中国历史，因为这两种历史的生长方式相异多过相似）。扩展的可靠基础是武力征服，否则不可能成功。古中原最早进入农耕生活，武力不是强项，“神农氏弗能征”[24]，但中原却是四方来争的宝地。四方族群不断聚集于中原而开始“逐鹿中原”，结果形成大规模的族群融合，才是主要历史事实，阪泉之战及涿鹿之战是古史所载的最早逐鹿中原之战，也是中国各族群发生大融合的标志性事件。游牧—狩猎模式之黄帝部族[25]击败农耕之炎帝部族以及渔猎之蚩尤部族而成其威名[26]，因此建立了传说中最早的合作秩序，各族群形成融合而定义了传说的中国人概念（所谓炎黄子孙），可见最早的中国人概念实为游牧（狩猎）、农耕和渔猎族群在中原的相聚融合（假定黄帝时代真如传说所言距今约5000年，那么当时似乎尚未形成典型的游牧和农耕，应该都是混合经济，或各有偏重[27]）；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扩展也未必能够保证合一，反而更可能被抵制，甚至有可能竞争失败，历史事实表明，中原势力受挫是常见的情况，可见中国生成另有依据，中心扩展理论对于中国生长方式并不具有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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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说，能够确保形成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只能是某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也就是孔子所言“近者悦，远者来”状态[28]。这正是我选择“聚点模式”来解释中国生长方式的理由，即必定存在某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导致中国成为四方万民共同选择。中国历史自有诸多需要研究各类“聚点”，我们在这里要分析的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政治博弈聚点，即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而维持这个连续博弈游戏的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旋涡的利益诱惑而前仆后继地“主动”加入游戏成为中国之主的竞争者，也有许多相关者连带被动地卷入到游戏中，博弈旋涡的规模逐步扩大，向心力的力度也随之增强，终于达到稳定而形成了一个由中国旋涡所定义的广域中国。这个“中国旋涡”就是需要分析和解释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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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从漠北到江南、从东海到西域之间的广大地面形成一个无分割的逐鹿空间，这个广域的核心地区，通常称为中原，是早期中国的发达地区（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都有关系），不仅是最早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意味着天下逐鹿的必争之地。“逐鹿中原”这个成语如此生动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博弈游戏，因此赵辉认为这个成语正好有效反映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主流发展趋势[29]。假定所有具备一定实力的竞争者都对逐鹿中原的潜在和长期的利益感兴趣，那么，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不仅仅是列强往来驰骋的兴衰成败过程，而会形成博弈者们不愿退出甚至欲罢不能的“旋涡”模式？为什么逐鹿中原会形成追求大一统的向心力？为什么列强们不满足于割据而各得一方财富和权威的博弈均衡？说到底，根本问题是：中原有何不可替代而非争不可的特殊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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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相信中国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30]。当然如此，但政治追逐财富是通理，也就是普遍情况，此说未能刻画中国的特有问题，中国在此事上也没有构成十分突出的范例。古中原的黄河中段流域在物质文明上虽然很可能有着相对的综合优势（人们乐意这样想象），但似乎并不具有压倒优势，也并非每种技术都是最优。考古证据表明，北自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南至长江流域的早期中国，相当密集地分布着众多的文明产地，在资源上各有所产而各有依靠，技术能力大致接近而各有所长，物质生活水平仿佛相似，人口规模相差不远，却为何不满足于各安其所，而非要逐鹿中原呢？假定古中原的物质财富相对略有优势，也尚不足以解释中原为什么必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逐鹿之地，值得各种势力前仆后继冒险一搏。战争是利益的豪赌，也是最大的冒险。以理性观之，无人甘冒奇险，因此，中原必定存在着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否则难以解释中原何以成为列强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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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真正是中原所有而且无可替代因而必须加以占有的优势资源？这显然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物质财富和交通枢纽无疑都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因素，但似乎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即无可替代而难以舍弃的因素。或许，我们应该在物质条件之外去分析其他可能的选项，其中最具魔力的应该是精神世界的诱惑。与消耗性的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而且是效益无限递增性的。一个精神世界越被广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会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难以拒绝的政治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结果会形成一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占用而有助于获得、保有和扩展政治权力的精神世界，因而特别值得争相逐鹿。中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和普遍可分享性，至少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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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这是早期中原形成的书写文字，当时在海内很可能是最成熟的文字[31]，大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成为能够记录和储存大量信息的数据系统，也是能够承载复杂思想和丰富叙事的书面载体，于是率先具备了建构精神世界的能力，因此，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使早期中国最早发展了具有大规模传播能力的信息和知识系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字起源于象形，而不是语音的记号，这意味着中原语音并不能独占汉字，也就是说，汉字可以独立于中原语音而成为普遍共享的精神载体，因此，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普遍共享资源，使用其他语言的所有其他族群都能够占有或分享汉字，而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可以普遍共享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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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系统。得益于汉字的成熟，中原文化发展成为当时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释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具有解释万物、人类生活和政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那些早期的思想成就集中保留并表达在《周易》《尚书》《周礼》《诗经》《春秋》等经典文献里。深思熟虑的思想意味着早期中原的思想系统已经具备了组织大规模空间和占有时间的能力，既占有历史性，又占有公共性，也就是说，具备了组织大规模社会的能力和创造制度的能力，同时具有对历史、社会、制度和权力正当性的自我解释能力，因此，自然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优势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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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天下概念的“无外”原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绝任何人的参与，也就预先承诺了一个任何人都可参加的博弈模式，也因此成为对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并且同样可加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与此相配合，周朝的天命观念以“有德”为得天下的正当理由，这等于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逐鹿也因此师出有名。天下观是一个化特殊性为普遍性的有效例子：天下概念虽是周朝的特殊发明，但天下概念的内容却具有非排他的普遍意义，因此能够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一个普遍共享的政治神学资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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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逐鹿的胜利者们为了保有对优势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合法利用和稳定占用，几乎都理性地选择了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神话来解释自己的王霸故事，将自己的王朝加入到以黄帝为始的悠久政治传承叙事中，成为这个长篇故事的一章节，以此解释其政治合法性。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很难想象逐鹿胜利者们会拒绝这种政治神学。于是，这个不断被后来的故事所丰富的历史线索本身变成了一个众所信任的政治神话，不仅成为难以拒绝的现成优势资源，同时也几乎封死了重启全新历史叙事的可能性。因为拒绝一种根深叶茂的历史神学而重新编造另一个历史神话的成本太高，难度太大，几乎注定会遇到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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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还有更多因素，但这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已经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旋涡效应的关键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初步的旋涡。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旋涡的体量不断扩大，精神资源和政治神学意义不断累积，进一步增强了旋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旋涡效应创造了中国以及中国的旋涡式的生长方式，而这个旋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甚至无边生长的概念，即一个不断趋近天下尺度的中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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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经有些历史学家模仿西方的历史概念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封建专制”，这是一种错位定性。周朝才是封建，秦以后为郡县。现在大多数人不再使用这个误导性的概念，转而以西方政治学的定位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类。此类概念部分接近真实，但不准确。秦以来的王朝制度虽以皇帝为最高权力，但部分保留了古时之“共治”传统。除了无视制度的暴君，皇帝通常不能独裁。秦汉建立了多层“商议政治”，内阁官员的御前会议通过辩论决定国家事务，如有特别重大而难以决断的事情还需召开由中央机构众官参加的百官会议，最后方案由皇帝批准。历代制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原则一致。据余英时的研究，宋代的共治政治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很难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专制，而如果称为共治制度也是夸张，因为皇帝终究拥有最后否决权。由于在现代政治学里缺乏准确描述中国王朝制度的概念，这里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行政一统制度”，也是权宜之名，有待改进。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王朝的最主要政治状态是官民之分，是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皇帝所辖官僚集团的统治，故称“行政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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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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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战的周穆王因为犬戎未能及时进贡而讨伐犬戎，虽然大胜，却破坏了周朝的协和政治传统，结果大失荒服各部之心，荒服各部不再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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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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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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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辑，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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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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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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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章学诚之前，王阳明、李贽等早有“六经皆史”的看法，但以章学诚所论最详，见《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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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这个世界政治问题，请参见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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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古中国与帝国的表面相似性具有误导性，我也曾经以帝国去解释古中国，后来才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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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谭其骧指出：“清朝对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像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兵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格尔也是不得不然。”见《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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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使用的是great power。吕祥先生建议使用leading power，因为great power在当下的政治用法中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贬义，有强权的暗示。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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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文森、白鲁恂等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为文明国家。更早的分析或源于葛兰言，葛兰言没有直接使用“文明国家”一词，但其名著《中国文明》（1929年）把中国社会看作一种文明去分析。现代儒家也有类似理解，钱穆认为中国的“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3页，第1版为1948年）；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20页，第1版为1949年）。梁漱溟引用友人来信说：1920年罗素来华访问，在上海讲演时指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同上书，255页）。由此来看，最早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的或为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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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铭铭：《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见《文化纵横》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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