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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东、南美、非洲的许多国家也很难说是民族国家，其中，同族同文的民族分为若干国家，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却被划入同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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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启超在1901年提倡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在1902年提倡民族国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10》），但后来又转向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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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民谚比教义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李庆善在《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里以大量互相矛盾的传统民谚说明了行为理由的两面性：一方面提倡正直无私，另一方面建议圆滑求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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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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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卷一·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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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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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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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见《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5页。苏秉琦指出的例子是：“红山文化不是仰韶文化的变种，夏家店下层文化也不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变种”，其中一个证据是，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具有互相不为派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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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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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迁涉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黄帝乃是游牧部族之首领。这也说明，至少一些游牧部族原居黄河流域。黄帝所部的活动范围北接蒙古地区，西连山西陕甘地区，因此，黄帝所部可能为后世所谓北狄，也可能为后世所谓西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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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段古史由于过于久远而记述不清，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也可能不是两次战争，可能是一次战争的两次战役，甚至神农、炎帝和蚩尤之间的身份关系也未有定论。但当时有过开创逐鹿中原模式的一次战争，应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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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早期中国人少兽多，因此，狩猎是四方之民的共同生活内容。最早的农耕和游牧效率低下，因此都不可能构成充分的生活方式。高效率的农耕必须牛耕，始于春秋战国，但至汉代才普及；高效率的游牧必须骑马，集体规模的骑射生活或不早于春秋，因为赵武灵王在战国时才意识到胡服骑射的优势。参见徐中舒：《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1~124页；374~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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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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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见《文物》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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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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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据有待确证的说法，在早期中国，除了汉字，还存在古彝文，但情况不详，恐怕其发达程度不及汉字。据说古彝文是西南族群的古文字，与今天的彝族文字存在一定相关性。今天所存的彝文作品主要为明清文献，内容多与巫术占卜有关，似乎意味着有更早的来源。但古彝文产生于何时，是否足够成熟，何时成熟，是否足以表达复杂抽象的思想，等等问题还有待专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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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督教也是一个化特殊为普遍的成功例子。耶稣受难和复活是特殊故事，却宣布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普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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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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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通常把新石器时期看作是文明形成期。相对于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虽然不算早，[1]但目前出土文物的技术风格显示中国文明应为独立发生（不排除部分技术和农产品来自中东[2]）。新石器中期，中原地区已开始农业生产，但仍属于农耕、游牧和渔猎混合经济。由于当时农业水平不高，而自然资源远胜人口所需，因此生活方式属于自然状态与社会组织的混合状态。根据袁靖的研究，出土的动物遗骨表明，中原地区获取肉食的方式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逐步由渔猎为主转向以饲养为主，[3]其中可见自然秩序向人为秩序的转化。那时古中原的手工技术已能够制作陶器和玉器，[4]在新石器晚期出现了丝织品和青铜器，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聚居地，有了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有个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5]，如此规模的大城被认为或许是个王城（此时尚早于夏朝，或许属于传说的某个圣王，大概相当于尧的时代），其中还发现了疑似初始文字的符号。[6]不过，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最早中国的陶寺文化却未必完全是中原文化，而是混合而成的文化。苏秉琦认为：“陶寺文化是中原文化，但又不完全是中原的文化”，而非常可能是仰韶文化与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在汾河湾旁交汇与碰击出的火花”，因为陶寺文化的陶器形制与彩绘等“包含了北方的因素”。[7]可见，即使在远古，中国也是一个混合而成的存在，从来不是单一文明。这或许与中原地理的开放性有关，也或许另有不得而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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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张光直之见，新石器末期的中原已具有“中国”文化的部分基本特征，他相信当时已经出现的小米、水稻、高粱的种植，猪、狗、牛、羊、马的豢养，夯土建筑，还有蚕丝与麻、陶器、铜器、木雕和饕餮纹饰、甲骨占卜和象形文字，这些特征大概定义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8]另外，仰韶、大溪和红山等地的出土文物说明，从蒙古、中原到长江流域都有龙的形象（蒙古红山的玉龙或许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但据许宏的研究，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才是真正“具有明显细节”的中国龙[9]），这意味着如此广域已有了大跨度的文化共通性。[10]按照张光直的推测，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北华南等地的文化“已经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11]，这是形成大规模政治体系的预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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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了中国的王朝时代，但第一个王朝夏朝长期缺乏实证，至今存在诸多疑问。1960年开始发掘的位于洛阳平原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或说明了夏文化的存在（碳14测定为公元前1900至1500年，正是传说中的夏朝时期），[12]但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属于早商或夏商之际，由于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目前尚无定论。另外，即使未来的新材料能够证明夏文化的存在，是否因此就能够连带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也恐怕仍然有待更多证据。[13]洛阳盆地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包括夏商周三代在内的中国半数王朝都建都于此区域。1963年陕西出土一件称为“何尊”的青铜器上有周成王建造东都的诰命铭文，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之语，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中国”。何尊上的中国所指就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14]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也是新石器时期的中原核心文化区，是仰韶和龙山文化所在地，其中应该存在着文化连续性。在许宏看来，二里头遗址最有可能是中国的原型，是最早的“中国”。[15]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二里头遗址核心区有个规模巨大而疑似王宫的基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主宫殿面积达1万平方米，其建筑布局与紫禁城概念的相似性一眼可见，[16]尽管格局比紫禁城要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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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文物的丰富性说明二里头政权（是否为夏末政府或为早商政府在此并不是重要问题）已经控制了大量资源和技术，拥有农业为主、畜牧业和渔猎为辅的混合经济，[17]玉石、陶器、漆器、青铜器、丝织品、酒器等等礼器或生活用品，甚至已经有了双轮车。遗址中发现的许多海贝或意味着中原与远处沿海已有往来[18]。二里头遗址与最近的海岸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600公里，不算特别遥远，但据许宏的报告，二里头出土的海贝属于热带海域所产的子安贝（俗称宝贝），因此不可能来自相对邻近的黄海和东海，恐怕也不是来自中国的南海，因为，“如果说海贝自中国南海向北传播，那么在跨越东南各地时竟没有留下任何考古学迹象，这是不符合逻辑的”[19]。看来，二里头的海贝可能来自极其遥远的印度洋，经过欧亚大草原而由北方游牧部族带来的，越数万里而至，因此贵重如宝。海贝的神秘来历说明了，对于早期人类来说，万里陆地也比数百里海洋容易跨越；也意味着，即使在人类早期，交往与传播的距离已经远超今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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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中最具意义也是最有争议的是：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不是初始文字？那些符号看上去很像文字，但目前难以解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已发现的此类符号数量太少，尚未满足破译条件，但也可能是因为那些符号只是记号而已，本来就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文字。但新石器的符号很可能是后来文字的部分来源，因为在结构上有着相似性，许宏相信二里头的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以及金文皆有渊源关系，但是否已是一种足够成熟的文字系统，还有待“成篇文书”的发现[20]；张光直则认为那些“零星出现的”符号大概尚未形成文字系统。[21]但问题是，仅晚于二里头文化数百年的殷商后期文化确定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有甲骨文与金文为证，更有古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22]这说明殷商文字已经成熟到足以清楚地记录制度规则和描述事件。考虑到一种文字的成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过程，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不能设想夏王朝却还未曾使用文字”[23]。根据陈梦家的推断，汉字的兴起“约当去今三千五百年，最早不得过于四千年以上”，应属于“商民族特有的文化”。[24]此说大致不差，或需略加修正。如果说难以推断汉字起源于何时，但确知其成熟于商代，大概就比较准确了。这个问题事关紧要。如前所述，作为天下逐鹿的关键资源是基于成熟汉字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巨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那么，由汉字的成熟便可推断中国大致何时具备发展出高度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条件，进而有助于推断形成“中国旋涡”的最早可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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