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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逐鹿的胜利者们为了保有对优势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合法利用和稳定占用，几乎都理性地选择了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神话来解释自己的王霸故事，将自己的王朝加入到以黄帝为始的悠久政治传承叙事中，成为这个长篇故事的一章节，以此解释其政治合法性。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很难想象逐鹿胜利者们会拒绝这种政治神学。于是，这个不断被后来的故事所丰富的历史线索本身变成了一个众所信任的政治神话，不仅成为难以拒绝的现成优势资源，同时也几乎封死了重启全新历史叙事的可能性。因为拒绝一种根深叶茂的历史神学而重新编造另一个历史神话的成本太高，难度太大，几乎注定会遇到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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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还有更多因素，但这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已经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旋涡效应的关键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初步的旋涡。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旋涡的体量不断扩大，精神资源和政治神学意义不断累积，进一步增强了旋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旋涡效应创造了中国以及中国的旋涡式的生长方式，而这个旋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甚至无边生长的概念，即一个不断趋近天下尺度的中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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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经有些历史学家模仿西方的历史概念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封建专制”，这是一种错位定性。周朝才是封建，秦以后为郡县。现在大多数人不再使用这个误导性的概念，转而以西方政治学的定位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类。此类概念部分接近真实，但不准确。秦以来的王朝制度虽以皇帝为最高权力，但部分保留了古时之“共治”传统。除了无视制度的暴君，皇帝通常不能独裁。秦汉建立了多层“商议政治”，内阁官员的御前会议通过辩论决定国家事务，如有特别重大而难以决断的事情还需召开由中央机构众官参加的百官会议，最后方案由皇帝批准。历代制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原则一致。据余英时的研究，宋代的共治政治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很难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专制，而如果称为共治制度也是夸张，因为皇帝终究拥有最后否决权。由于在现代政治学里缺乏准确描述中国王朝制度的概念，这里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行政一统制度”，也是权宜之名，有待改进。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王朝的最主要政治状态是官民之分，是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皇帝所辖官僚集团的统治，故称“行政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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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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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战的周穆王因为犬戎未能及时进贡而讨伐犬戎，虽然大胜，却破坏了周朝的协和政治传统，结果大失荒服各部之心，荒服各部不再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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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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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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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辑，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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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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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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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章学诚之前，王阳明、李贽等早有“六经皆史”的看法，但以章学诚所论最详，见《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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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这个世界政治问题，请参见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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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古中国与帝国的表面相似性具有误导性，我也曾经以帝国去解释古中国，后来才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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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谭其骧指出：“清朝对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像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兵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格尔也是不得不然。”见《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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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使用的是great power。吕祥先生建议使用leading power，因为great power在当下的政治用法中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贬义，有强权的暗示。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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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文森、白鲁恂等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为文明国家。更早的分析或源于葛兰言，葛兰言没有直接使用“文明国家”一词，但其名著《中国文明》（1929年）把中国社会看作一种文明去分析。现代儒家也有类似理解，钱穆认为中国的“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3页，第1版为1948年）；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20页，第1版为1949年）。梁漱溟引用友人来信说：1920年罗素来华访问，在上海讲演时指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同上书，255页）。由此来看，最早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的或为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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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铭铭：《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见《文化纵横》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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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东、南美、非洲的许多国家也很难说是民族国家，其中，同族同文的民族分为若干国家，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却被划入同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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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启超在1901年提倡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在1902年提倡民族国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10》），但后来又转向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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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民谚比教义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李庆善在《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里以大量互相矛盾的传统民谚说明了行为理由的两面性：一方面提倡正直无私，另一方面建议圆滑求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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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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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卷一·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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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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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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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见《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5页。苏秉琦指出的例子是：“红山文化不是仰韶文化的变种，夏家店下层文化也不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变种”，其中一个证据是，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具有互相不为派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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