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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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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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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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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光直认为二里头文化看起来应该是夏文化，但之所以不能最终确定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是因为“至今未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文字资料”（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376~377页）。可问题是，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二里头时期似乎尚未形成文字，因此找到足以断言的“文字材料”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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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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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45~148页。关于“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但在选择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最早中国标志上，考古学家们则各有各的选择。例如，苏秉琦似乎倾向于相信陶寺文化“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20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又如，韩建业相信庙底沟文化大概是最早的中国（《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268页），那时大致相当于古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许宏的选择，即二里头文化为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致处于夏末商初。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黄帝或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形成中国的关键人物和时代，但考古材料比较有限，而且尚不足以证明那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形成了足够明显的核心。或可认为，黄帝和尧舜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意义大于实证。虽然很可能是真实历史的传说，但其文明程度未必达到具有核心力量，其传说中的核心地位恐怕是后世中原核心文明的历史追认。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文明程度更为明显，也具有更多能够表达中国文化基因的象征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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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11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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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养动物是农业的佐证，二里头的肉食来源比例为二里头一期家养67%，野生33%；二期家养75%，野生25%；三期家养67%，野生33%；四期家养87%，野生13%。见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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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107~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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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05~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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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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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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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尚书·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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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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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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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许宏认为，虽然二里头宫城的面积只有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其形制表明二里头宫城是后世中国宫城的鼻祖。见《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8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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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周礼·地官·大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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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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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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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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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assim Nicholas Taleb : Antifragile :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Random House, NK, 2012, p. 3.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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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比如说，今日所谓“传统服装”实为满族风格的服装；多种“传统乐器”实为西域传入；每个族群的代表性歌曲也成为各族共享的经典“名曲”；饮食更是东西南北大综合，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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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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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徐萍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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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此处关于辽朝的资料皆转引自王柯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19~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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