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14150

1704914151 [50]西方史学常用“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的概念描述蛮族攻占文明地区而建立的王朝。魏特夫（Karl.A.Wittfogel）进而用“征服王朝”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北方族群攻入中原所建立的王朝（参见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Liao.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原版。据Lancaster press, 1961年版，General introduction, p.3），并论证说，那些征服王朝并不是被汉化，而是与汉文化“互相适应”（acculturation。通常被翻译为“涵化”。这个译法不太明了，其实就是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但仍然维持本民族的权威地位。魏特夫的推论大体正确，但前提有误，他以基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观点来理解中国，故有此说。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共同建构而成，如果没有北方族群，就不可能形成中国，因此不能把参与建构中国的某些族群划归为外国。苏秉琦早就指出，早期中国是由来自东北辽西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的北方文化、来自黄河及汾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来自蒙古大青山的北方文化合力构成的，形成了一个Y字形的文化“根系”。参见苏秉琦：《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47~54页。

1704914152

1704914153 [5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89~296页。

1704914154

1704914155 [52]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283页。

1704914156

1704914157 [53]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页。

1704914158

1704914159 [54]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14~220页。

1704914160

1704914161 [55]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13页。

1704914162

1704914163 [56]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157页。

1704914164

1704914165 [57]邵毅平：《日本文献里的中国》，见《域外文献里的中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130页。

1704914166

1704914167

1704914168

1704914169

1704914170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1704913765]

1704914171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1704914172

1704914173 天下逐鹿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1]在此，鹿代表最高权力。为什么以鹿代表权力？此事似无确知。权力是政治博弈的“猎物”，以动物象征权力并不难理解，但古中原猎物甚多，与鹿相较而更强更大或更有气势的动物并不少有，中原初兴之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2]，气候温润，植被良好，不仅有牛、熊、虎、豹，甚至有大象和犀牛，为何选中鹿来代表权力？似乎有点费解。或许，鹿是当时中原最重要的猎物，数量最多[3]，因此或可作为猎物的代表，但这个理由似乎仍然不太充分。鹿的最早文献形象见于《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所描绘的鹿是祥和温暖的形象，似与权力无关。张光直有个猜测：在古代遗址中可见鹿肩胛骨用于占卜，因此可能有“仪式意义”，或与逐鹿的含义有关。[4]不过这也似乎不足为证。鹿肩胛骨固然可作为占卜的仪式用品，但古代占卜用品更多是牛肩胛骨，尤以龟壳为贵，这似乎暗示着，牛骨和龟壳的“仪式意义”超过鹿骨。我们或可另外推想：在早期中原，老虎和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的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游戏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对此有个旁证，《周易》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之语[5]，说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山林管理官的指导，鹿躲入密林，君子不应穷追。这暗示着，在那时，猎鹿已成为在专业官员指导下专为王公贵族准备的竞赛游戏。鹿或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1704914174

1704914175 逐鹿游戏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逐鹿中原是政治权力的竞争，在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域空间里，众多政治势力争夺最大权力以图控制最大资源。有些势力是主动参与者，也有因为连锁关系而被卷入的被动参与者。如前所述，逐鹿游戏的特性在于它所形成的旋涡效应，一旦被卷入就难以全身而退，除非放弃一切利益和土地（博弈的赌本）而出局（如历史上匈奴和突厥因竞争失败，部分融入中原，部分退居边缘，部分甚至尽弃原住地而远遁），因此，逐鹿中原虽有厚利，也是巨大冒险。成败兴衰只是一时的情节，却不是逐鹿游戏的历史性结构。前面我们已经概括地分析过中原成为政治博弈“聚点”的逻辑推想和一般理由，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更具体地理解中原成为博弈“聚点”的历史语境及其历史演变。

1704914176

1704914177 逐鹿为什么在中原？许宏推荐了两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一种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这个理论原本不是关于中国的解释，只是被假定为早期社会的一般情况：条件优越的地方有着集中的资源，众人纷至而使人口密度增大，中心区域的居住者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于是不得不加强力量，扩大据点规模，以便自保或击败竞争者，结果在中心地区形成密集据点和激烈冲突。许宏相信，早期中原可能存在着此类情形而使中原成为竞争中心。另一种解释是赵辉的“中心理论”，这是针对中原的专门解释：古中原地处广域而四通八达的中心，也就成为交通、物流和情报的中心，中原因此汇集了最多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边缘地区由于缺少学习机会而竞争不利。赵辉试图说明，中原的成功与交通条件有着更强的相关性，而与经济实力没有必然关系。[6]这两种理论看来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原成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但仍然不是充分理由。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少于黄河流域，文明兴起也不晚于（至多稍晚于）中原，物质技术和交通条件也不弱于中原，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心而直到春秋时代还被视为蛮夷？另外，假如交通物流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什么西域没有成为中心？从更大空间的流通来看，西域更是四通八达的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东接中原，西连中亚和中东，自有条件可以兼备东西方物质和技术之长。事实上经西域传入中原或传入西方的物资和技术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非常可能是由西亚发明而传入中原的铜和铁的冶炼术、小麦、绵羊、黄牛、玻璃、马车，以及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也包括自中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以及多种实用技术，其间的交流远早于张骞通西域。王巍认为，冶铜术和小麦大约在4500年前传入中原，冶铁术传入中原也不晚于西周晚期。[7]杨伯达甚至相信，早于丝绸之路三四千年的“和田玉古道”应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其证据是，半坡仰韶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和田玉制品，而距今3000多年的武丁妇好墓则出土了多达300多件和田玉制品[8]。至于后来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互通的物资和技术更是多不胜数。西域的交通地位如此显要，可为什么西域本身的政治地位和总体技术水平却远不及中原也不及中东？或许因为气候水土条件较差？或有其他原因也未可知。

1704914178

1704914179 奥尔森的国家理论也许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政治解释。[9]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奥尔森定理表明：小集团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可能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大都兼备圣王的德治传统和公正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不过，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必要条件，却仍然无法用于解释中原之所以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会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

1704914180

1704914181 我们一直在追问的是：中原究竟有什么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以至于各方势力决心冒险参加逐鹿游戏？可以想象必定存在多种原因。历史记录显示，中原在经济和政治上、文化和交通上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足以让众多势力前仆后继地卷入争夺游戏——可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已经属于中原故事的后半部，问题在于中原故事的前半部。中原之所以成为聚点，当然与物质资源有关，还有另一个可能原因（但也不是根本原因）：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四通八达的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这个缺乏传奇色彩的理由听起来令人失望，但或许正是助长逐鹿积极性的一个辅助性因素。经济条件、交通条件以及战争成本等因素或能增加各方逐鹿中原的积极性，却仍然不足以解释逐鹿中原的必要性。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并非逐鹿中原事件的偶然发生，而是逐鹿游戏的长期持续性或一贯性，确切地说，需要解释逐鹿游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停的旋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逐鹿游戏的旋涡模式？是什么因素维持了中原的旋涡向心力？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形成了旋涡模式，逐鹿中原就不再是偶然行为而是必然的博弈了。故事的源头由于遥远而若隐若现。

1704914182

1704914183 在人类发展出种种征服自然的技术之前，世界是一个无法支配而不可测的存在，因此，人类通向存在之谜的途径是“魔法”。巫术或占卜是最早的魔法，而包括巫术在内的一切魔法实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技术，按照盖尔（Alfred Gell）的分类，是与生产技术、再生产技术并列重要的“魅惑技术”（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即用于生产和控制他人思想心理的技术，除了巫术，还包括艺术、音乐、舞蹈、修辞和礼物等[10]。毫无疑问，最为知名而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应该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然而，书写文字才是最大的魔法，文字的发明使巫术失色，而且也是使一切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

1704914184

1704914185 文字把一切事物的信息保存在人可稳定占有的形式里，即使事物消失，信息仍然存在。于是，人通过文字既保住了过去又预设了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这是化时间为历史的创世工程。文字创造了一个以客观方式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能够表达真实生活的一切内容并且以信息的方式加以储存，因此，文字就是为一切事物所立的无法抹杀的字据，或者说是一切事物的精神索引，因此相对于以“摄魂”的方式占有了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将万物之魂收纳在文字中，随时取用——这就是最大的魔法。

1704914186

1704914187 人借助文字魔法而具有了神力，所以仓颉造字而鬼神夜哭，因为人将通过文字变成唯心主义者而不再需要鬼神之言。在人类无法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占有世界时，就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去占有世界，人创作或虚构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生活超越一时一地之束缚，而“唯心地”存在于整个世界和所有时间维度之中。魔法就是力量，于是先民必争魔法。中原远古的“绝地天通”事件[11]就是争夺魔法之役，圣王将巫术权力从民间收归国有，宣告了唯有王者方可占有世界。可是与巫术不同，文字这个最大魔法天然具有普遍可分享性质而无法为任何权力独占，于是，争相分享文字魔法所开拓的精神世界，便成为生存的普遍行为。

1704914188

1704914189 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率先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捷足先登的精神世界不仅占有对世界的解释权，而且占有了历史的解释权。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能够独立于语音而存在并且被理解，也就天然地具有普遍的可分享性，所有族群都同样能够使用汉字，而不必非使用汉语不可，于是汉字具有成为通用文字的优势，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一个公用的精神世界。关于汉字之通用性，梁漱溟有一段清楚论述：“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孳衍乃在形体。语言文字寖寖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二者恒得维系不甚相远，今古之间即不甚难通。时间距离恍若为之缩短。而字义寄于字形，异族异地不碍相袭（故远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处亦都尝采用中国文字，流传中国典籍）。其结果，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语言限制为之超越，久而久之，一切同化浑忘，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12]——不过，黄帝所部原为北方游牧部族，而后成为中原核心部族，这一点不可不察。

1704914190

1704914191 既然汉字成为了将时间化为历史的开端，也就占有了中国历史的起点以及中国历史性的路径，从而形成了精神世界的路径依赖：分享这个精神世界就等于分享了历史的起点和路径，分享这个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的精神世界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伸延幅度和能力，也就分享了对自身存在和发展最为有利的更大可能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最具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或知识生产系统，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都更为显著也更重要，因为它是具有无穷潜能的力量而不是有消耗限度的资源。毫无疑问，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当由多种原因合力形成，但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动力非常可能就在于争夺中原率先创造的精神世界及其知识系统的分享权，特别是优先使用权，也就是争夺知识生产终端和历史的权威解释权。

1704914192

1704914193 其中的道理是一个显然的政治理由，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生存的理由：一旦占有了精神世界的主持权，就拥有了对一切事物的命名权、定义权和解释权，同时也就拥有了建立和解释一切规则、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权力，即制度性的立法权，进而还拥有定义是非标准、知识标准、美学标准的权力，即精神的立法权。于是，占有了公用的精神世界，就具有支配大多数人心灵（甚至所有人）的力量，或者说，一旦主持了万民共用的精神世界，也就拥有了权力的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13]。如果在多种备选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具有无可匹敌的精神生产力和解释力，就必定成为各方势力谋求权力之最大资源，也就成为必争之地。在早期中国，与四方势力相较，中原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上未必拥有压倒优势，即使稍强也不足以决定胜负兴衰，但中原建立的汉字精神世界却是当时无可匹敌也无可替代的最优资产，不仅是最优的政治资源，也是最优的生存资源，因此注定成为天下博弈的必争之地（包括经济、地理、交通在内的其他因素也都是助力或是诱因）。

1704914194

1704914195 当然，这只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合理性的推想。假定这个推想成立，下面的故事就大致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竞争中原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使用权最为成功的经典例子当属以周公为首的西周政治家集团。周偏居西北而近西戎，本为边缘小邦，在周攻取中原取代殷商之后，周公集团通过“德”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理由，修改了殷商独占天命的祖神与天帝合一的传统，把天命概念转化为“惟德是辅”[14]的无私普遍的天道。由此，周朝更新了中原精神世界，所谓天命之“维新”[15]，将周的新观念创造性地接续到了夏商的传统上，进而合法地占有了中原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解释权；周公又创制了天下理念，把政治秩序推向空间极致而使精神普遍化。可以说，周公思想是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政治神学革命：时间变成历史，世界化为天下，并以此为中国开启了大容量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存在方式：与天之无穷相配而具有不绝的历史性；与地之广大相配而具有无外的世界性。这个精神世界的可能容量几近极致，由此可以大概解释中国文化的早熟，也可以解释后世不断加以沿用而不弃的理由。

1704914196

1704914197 周朝衰落使列强再次有了逐鹿机会，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基本上奠定了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形成了逐鹿游戏的稳定向心力。此后历代王朝不断加强这个旋涡效应，使旋涡的规模和力度不断升级。不过，随着中国在旋涡运动中不断扩大，旋涡中心并没有始终固定在中原，与逐鹿游戏的形势变化相应，中国的博弈中心或偏北位移，或偏南位移。当漠北势力逐步成为逐鹿中原的最强竞争者，与中原势力大致势均力敌，时常还强于中原政权，逐鹿游戏的旋涡中心便由中原位移至幽燕一带，与此一致，中国王朝的首都也从西安洛阳移到北京。据周振鹤关于中国都城的研究，金朝和元朝的建都理由已言明了对天下之中的新解释，金朝建都于北京并称之为“中都”，最早明确表达了北京成为中国核心的理由：“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元朝建都北京也有同样的解释：“天子必居中”于是“非燕不可”。[16]但无论旋涡中心如何游离中原核心地区，逐鹿游戏却没有偏离中原的精神世界而始终保持其旋涡模式。另一方面，自宋朝以来，江南享有长期的和平环境和战略后方地位，加上优越的自然资源、农工商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这也说明政治博弈的旋涡中心未必总与经济中心一致。

1704914198

1704914199 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者可承受的成本最大值与预期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通常发展到控制了可及资源的最优值为止。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中原王朝的实力明显强于漠北游牧族群时，也并不试图征服草原而满足于威慑漠北草原，反过来也可解释，漠北部族一旦势力明显强于中原，就必然南下建立自己的中原王朝，因为最优资源集中在中原。《盐铁论》中记录了汉朝朝廷关于是否应该武力征服匈奴的辩论，主和派点明了中原王朝不适合武力征服游牧部族的秘密：“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17]即使出兵草原也追不到匈奴：“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18]所以对游牧部族作战以自卫反击为宜：“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19]相反，漠北进攻或占领中原的成本都相对低得多，而收益极大，一旦控制了中原，就不仅拥有充足的经济保障，更可获得可资利用的最大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李鸿宾的研究说明，由于东北族群自古便与中原来往密切，有更多的互相了解，最具备入主中原的知识准备，因此对逐鹿中原也最有兴趣。[20]事实确乎如此，除了蒙古不可思议的一度辉煌，能够成功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多为东北部族［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

[ 上一页 ]  [ :1.704914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