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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游戏各方势力的消长也导致了中国式的“分合循环”模式，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欧洲历史上也曾有分合，合的理由是帝国（罗马），分的主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教派。欧洲对分的兴趣胜过合的动力，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和宗教的精神向心力强于对帝国的认同。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因此各种信仰都未有唯我独尊的强势要求而能够接受兼容存在；也没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因此各地文化都没有不可商量的排他性，虽也存在某种自然产生的文化差异或族群隔阂，但在精神力量上远弱于天下概念的诱惑，终究还是较容易接受兼容存在。不过，精神理由只是合的必要条件，却还不是充分条件，终究需要推动和成就“合”的集体行动。逐鹿游戏的旋涡向心力正是导致合的动力因素，当逐鹿游戏的向心力强度发展到一旦卷入旋涡就成为旋涡的一部分而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旋涡式存在，其旋涡效应就使“合”成为必然之势。对于每个竞争者而言，“分”都不是最大利益之所在，只是竞争能力不足时的自保策略，或是博弈陷入僵局状态的权宜之计，而“合”乃是旋涡本身之大势，也是可期望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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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天下时代，而天下体系本身是包含分之合，故为分合一体模式，自秦朝建立大一统中国，分合运动便进入分合循环模式。从秦朝算起，中国的南北朝状态或多方割据状态甚至长过大一统的时间，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满洲）和蒙古在内的众多北方族群割据半壁中国的时间占中国历史过半，其中主政整体中国的时间也有三百多年（元朝加清朝，还不包括皇家为鲜卑人的隋唐）。如前所述，旋涡模式的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其强劲的卷吸力，以至于竞争失利者难以全身而退（只有极少数得以自保），如果竞争失利而拒绝“合”，就往往因完全出局而失去一切利益，甚至失去家园而远遁。既然中国的旋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就必定形成多族群多文化的共存局面，而共存是一个共同的理性选择，否则各方永无宁日，显然不符合任何一个族群的利益。多族群多文化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主政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先秦的天下时代中并不存在，因为天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分合一体模式，而在大一统的制度条件下如何实现分合一体，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大一统制度下建构万民共在方式的问题导致中国发明并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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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毫无疑问，一国多制的发明与周朝的天下经验有着渊源关系，但不是周朝的发明。周朝的天下体系兼容并蓄，合中有分，万国一体而各有其俗，然而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包含多国多文化的世界制度。但可以肯定，周朝的天下概念是一国多制的灵感来源，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天下体系“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21]。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而是不全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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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过于短暂，未及面对一国多制问题就终结了。当汉朝与匈奴卷入胶着博弈，继而又开通西域，才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大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万邦”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不过，既然秦汉以来的中国仍然沿用天下的概念，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因此，汉朝并没有把匈奴看成是对等的外国，而是理解为秩序挑战者，因为漠北地区仍然属于舟车可达的天子法定地域，正如贾谊在解释汉朝与匈奴关系时所言：“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岂下临人之民哉？”[22]很明确指出了匈奴是天子之民，而不是他国之民。汉朝的政治新经验其实首先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多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有着可期待的贸易利益，因此有积极性与汉朝建立加盟的政治关系并寻求强汉的庇护，“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23]。当汉朝的势力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于加盟的西域族群，于是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24]，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只是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25]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加盟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26]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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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并立割据的多个政权，治下汉人众多，因此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匈奴刘渊的汉国最早建立胡汉分治，皇帝身兼胡汉两族之共主，下辖两套官员，分管胡人和汉人。基本格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胡官统军，汉官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胡汉分治同时就是兵民分治，[27]于是把国家划分为“军队”和“社会”两个空间，虽是两制，却不是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更像是社会分隔制度，或者说社会分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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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羁縻制度则是具有政治性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天下概念的古意。唐朝地域广大，族群众多，因此设立羁縻州作为中原“正州”以外地区的行政单位，其分治原则是有分民而无分土，是相当成熟而灵活的一国多制的制度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只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是一个基于文化平等的政治制度，唐太宗也因威重德隆而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成为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共主。唐太宗对此制度创新十分得意，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并且解释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28]唐太宗所言虽是自我表扬，却也基本如实。盛唐之时，各族才俊多为高官，长安胡人如云，胡汉不分彼此，胡服胡乐皆成流行时尚。唐代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照该地区民俗而定，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羁縻州的自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完全维持族群传统制度，从行政主官到各级官员皆由本族人担任，此类羁縻州的都督、刺史、都护之类皆为部族首领世袭；自治程度其次的是中央派驻监督官员；自治程度稍弱的是中央派驻行政官员与本地官员联合管理[29]。据谭其骧的研究，羁縻州情况十分复杂，皆根据具体关系而定，部分羁縻州因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转为正州，也有部分正州随情势变化而转为羁縻州，另有一些遥远的羁縻州有名无实，并无实际控制，只相当于朝贡国而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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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实行蕃汉分治，北枢密院以契丹老法管理契丹人，南枢密院以汉法管理汉人。[31]蕃汉分治没有社会隔离的含义，并非胡汉分治的翻版，而是依俗而治。在辽朝高层中多有汉人官居宰相、枢密使、元帅、尚书、节度使、大将军之类一等要职，如韩德让官至大宰相、总南北二枢密，封晋王，已经位极人臣。[32]元朝制度则尤其复杂，大体上以蒙古制度为尊，同时附会汉法，多制并举。例如法律是蒙古法、汉法以及回回法的多元联合体。[33]元朝地域极其广阔，大多数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对于元朝都是新经验，而元朝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就衰落了，因此制度缺乏一致性。粗略地说，元朝在军事统治下基本上维持各地的传统习惯，类似于军人政权。明朝大致沿袭唐朝的一国多制，边疆地区维持各族群的传统制度，其中，元朝特为西南民族发明的自治土司制度在明朝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制度，在中原地区采用高度汉化的治理，在边疆各地实行自治与中央监管的混合制度，在细节上又多有改进。大概言之，中国一直是多制的复合政治秩序：在先秦天下时代，是多国一体秩序；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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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的旋涡模式所形成的中国既为多文化多族群混合体，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个问题。虽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的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民族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旋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共同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更不用说元与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故事，已经很难判断，而通常认为的古中原标准族群如夏、商、周等，实际上也是“外来户”[34]。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满洲）、蒙古、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或有农耕游牧之别，却无种族或民族之分。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炎帝属于农耕部族，而黄帝则是“迁涉往来无常处”的游牧部族[35]。在夏商周时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来也居住在中原深处。据王桐龄的研究[36]，直到春秋时期仍有不少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诸侯国位于中原，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因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不得已从自然条件较优的中原退向自然条件较差的漠北。最后一个北狄强国中山国（河北中部）直到战国中期才被赵国攻灭。汉朝以来，漠北势力重新变得强大，又纷纷加入逐鹿游戏。较晚加入中国旋涡的是吐蕃藏族，而居于比较发达藏区（青海甘肃的部分地区）的藏族则更早就加入了逐鹿游戏并多次割据于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了中原王朝的首都长安，几乎有机会入主中原却终于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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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旋涡模式可见，“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任何一种主观叙事都与中国的概念有所偏差，因此只能由逐鹿旋涡的客观动力结构和生长方式的硬性历史事实去界定。史书中所见之“历史事实”往往为主观叙事所建构，以最为复杂的元朝为例，明朝对元朝的叙事、元朝的官方叙事、蒙古的传统叙事以及西域关于元朝的叙事所理解的元朝性质各有差异，皆为主观叙事的“软事实”。我们只能尽量采用“硬事实”，即最为收敛的可公度事实（the commensurable facts），也即前文所限定的只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准的“最大利益”所能够理性解释的事实，并且只以历史行为者的最大利益为客观依据去理解历史事实。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这也同样可解释为什么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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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以几近完美的材料描述了中国众多族群的互相同化过程。据其所考，历代王朝分别为各族群所建立：金和清为满族所创；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另外，在号称汉人的国家中，齐国实为汉人与东夷的混合，秦国为汉人与西戎的混合，晋国和燕国为汉人与北狄的混合，大理为汉人与苗族的混合，而在号称汉人为主的大一统王朝中，秦、汉、晋、隋、唐、宋、明都是各族的混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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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对于古代政权，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权力，就是对族群意识最直接的检验。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族群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族群。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的情况是（载入史册者通常是高官或名人）：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他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其中多有名将名臣，如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另据《贞观政要》，唐朝早期，五品以上非汉人官员多达官员之半数[38]）；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如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满洲）、回鹘等民族共174人。反过来情况也类似，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被赐蒙古名字的汉人高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39]至于清朝，汉人官员多于满族官员，其中更不乏众所周知的名将重臣，无须罗列。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通婚，历代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从来都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非汉人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40]可见，各族通婚融合是历史常态，而通婚禁忌只是冲突激化的偶然语境下的历史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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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汉文化，虽以古中原文化为其基本基因，却也是众多文化不断混合的结果，因此应该更准确地称为中国文化。如果需要对中国文化给出一个最具特征性的描述，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有核心基因而无边界的开放兼收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一直在生长过程中，历史上已经吸纳了众多文化的信息，在多种文化的互化过程中，制度、服饰、美术、音乐、饮食、工具、语音、习俗皆多有变化，唯有作为精神世界载体之汉字保持其超稳定性，而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最为根本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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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超稳定性或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有关。一方面，作为媒介的汉字在表达外在世界时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图像的汉字自身却又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图像文字不仅建构了不可见的概念化意义，而且建构了可见的意象，因此不仅具有相当于抽象概念的意义，另外还具有视觉（或者说艺术）含义和情感含义，因而构成了一个包含全部生活意义的可能世界。可以说，汉字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而同时是一个心处其中的生活场所，于是，汉字既是工具也是世界。图像汉字的这种特殊性使汉字超越了作为能指（signifier）的符号而另具有自身独立意义。通常语言的语音意义在于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或者说，语音符号的意义即指示（significance或reference），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无独立意义，若失去与所指的约定关系，符号的意义即为空，或为不可识别的任意性。作为图像的汉字却具有双重意义：所指意义和显现意义（presentment），既能指物，本身也自成景观。公孙龙的费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41]或许针对的就是汉字的特殊性：事物皆为文字的所指对象，而文字自身的意义不等于指示，而另有多出指示之意义。汉字作为“指”，当然具有符号的指示功能，但汉字这种“指”本身又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图像，也就建构了一个“天下之所无”[42]而独立于对象世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汉字超出了符号学的范围而同时属于神话学、心理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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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汉字图像所构成的还不仅是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具有建构功能的精神主体——那是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文化主体，于是汉字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的功能。一个生活在汉字中的中国心灵总是兼有双重主体性，即具体落实为个人心灵的主体（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汉字精神主体（the spirit），因此总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个体心灵（mind）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说，同时以“我”与“我们”的双重眼光去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建造的另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重叠而互相印证的效果。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恒久的精神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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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字精神世界的吸引力有关，但汉字精神世界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的聚点，终究还是落实在逐鹿者对利益的理性选择中。所谓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资源。正因为不断混合而接受汉文化的“汉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为己所用显然于己是一种以最小成本去保证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仅利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政治合法化解释，并且利用久经考验的管理制度去维持政治秩序。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最优资源。对于逐鹿胜利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除了意气用事的非理性拒斥，无人会拒绝征用这个最优资源来确保自身的最大利益。最早自觉征用中原历史叙事为自身正名的是拓跋魏（北魏），孝文帝以行政法令推行全盘汉化，自认鲜卑是与中原诸夏各部平行的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43]无论鲜卑、契丹、女真（满洲），乃至蒙元，皆无例外地主动接受了中原的精神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亚洲东半部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所以汉文化自然成为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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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由于中国的体量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而“内外”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无界，但每个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之王畿而言，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而言，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为周王的直辖地），中原以外的相关地区属于尚未治理的外部，但有别于与中土毫无相关性的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哲学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有别于外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乃是以政权为界的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的内外概念。因此，中国之内外只能理解为一个动态概念，即中国旋涡所及之处为内，旋涡不及之处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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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为中国边界的长城。[44]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而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并非边界之墙，实为各国在军事前沿根据地形所建造的战争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意在防御楚国和越国[45]（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46]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47]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48]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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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的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或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50]，即自黑河至腾冲的斜切线。地图上的这条斜切线在具体地形上当然不是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划界只是大概，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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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在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线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农牧两可。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51]大概言之，自从中国逐鹿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52]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苏秉琦对长城地带甚至有着更积极的解释，他将长城地带理解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是农区与牧区两种文化最活跃的互动空间，虽有冲突，但更有互补和互相依存[53]。自从大清一统长城南北，长城变成了怀古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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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得失一时计，是非成败转头空。旋涡是个古代中国故事，现代中国早已进入另一种格式的现代博弈，然而中国的生长方式已经铸成一种长存的方法论。有方法就有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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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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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9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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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周武王的一次大型狩猎行动：“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所获多种鹿类共计8839只，而其他许多种动物总计才1396只，可见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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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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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易·上经·屯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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