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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21 [41]《公孙龙子·指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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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23 [42]《公孙龙子·指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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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25 [43]《魏书·卷一·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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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27 [44]苏秉琦早就指出:“把长城说成国界完全不符合历史真相”,是一种“荒诞歪曲”。见《苏秉琦文集·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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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29 [45]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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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31 [46]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114~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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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33 [47]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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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35 [48]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284~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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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37 [49]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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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39 [50]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见《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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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41 [5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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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43 [52]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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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45 [53]苏秉琦:《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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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50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1704913766]
1704914351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四章 方法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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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53 “中国旋涡”虽是历史时势所成,而其演化能够连续不衰,却有其方法论理由。如前所述,数千年间,四方之民不断卷入逐鹿游戏,或得天时而成霸业,或因人和而得久安,或得其宜而融合,或因不利而退出,王朝更迭,人物常新,风貌多异,但历史中行动者的兴衰成败只是改变了故事情节,却没有改变故事的深层结构,即其旋涡模式,于是中国从无断绝。古人或称其为天命,类似于说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天命虽不可见,却有迹可循。历史中可见者皆为人谋,而天命以匿名或无名的方式隐于人谋之中,天命之所以是匿名或无名的,是因为它不属于某个博弈行动者,而属于维持旋涡运行的方法论。3000年来主导中国旋涡的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存在方法论的文明。方法就是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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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55 变在拒绝固守本质,而以方法为本,因而可以接受各种异质。本质意味着永远不变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是一个将异己性排斥在外的划界概念(delimitation)。执守自身同一性的本质虽可不失本色,却未必能够长久存在,反之,变在之存在并不划界以守护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的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长存。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being in becoming)的生长方式。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存在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的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的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变在的方法论也促成了经史为一、经史互证的中国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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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57 有什么样的方法就能够建构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建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就拥有无法撤销的天命。何谓不可替代?并不等于“不可比较”或“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单纯不可比较者无非个性而已。文化个性虽有其特色,却不是一种文明得以生存的理由,因此不能解释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因其个性而得以长存,也没有哪一种不可比较的风格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不可比较不等于不可替代。一种文明之所以长存,必定在于它有能力建构一整套普遍叙事而得以解释生活的根本问题(世界、未来、他人、生死、兴衰等);并且,或者有一种极其强健的能力(robustness,[1]博弈论用语意),因而百毒不侵;或者有一种万变能力,因而能够开拓无穷生长的余地,能够应对一切变化的可能性,中国文明属于后者。简言之,能够长存的文明必定对生活有着长久有效的解释,否则必因其解释能力的不足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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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59 任何精神世界都设有不予质疑的信念(宗教或形而上学)。不予质疑并非不可质疑,而是说,总有某些信念,对其质就疑不可能获得知识结论,因而是无效的质疑[2]。这样的信念就是思想和生活所必需的前提或界限,它意味着自由意志和思想能力的界限,也就是主体性的界限。不可逾越的界限便是信念所立之处。能够作为思想界限的信念,无论是哲学观念还是文学想象,都具有神话性(但无须表达为神话故事)。神话性的信念未必是知识的基础,但一定是生活的基础。人无神话无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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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61 在中国的神话性视界(horizon)里,人之在世,不可能想象没有天地的生活,任何一种可能生活都在天地之间展开,所以天和地就是可能生活的界限,也就是生活的根据(因此乾坤为易象之本)。天长地久而生长万物,因此天地蕴涵一切存在之道,也就是人唯一需要效法的对象,所以圣人“效天”、“法地”[3],试图与自然建立存在论的亲密关系(ontological affinity)而得天地之庇护,使人道通达天道而分享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4],此乃遵从存在之永在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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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63 将自然二分为天地不只是神话图景,也是一种哲学格局,在此,神话即哲学,而哲学亦神话。假如存在始终如一,那么,存在就只是对自身的重言式断定(tautology: being is being),而如果存在只是重言式的自身肯定,既无变化,也无意义,就意味着它不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无任何实质的纯粹概念。无时间的纯粹存在(being)不是实存(existence),它从未出发也无后继状态,因此与生命或生活毫无关系。存在的时间性无法以同一之无穷重复为定义,而只能由变化所证明。变化便是实在的唯一证据,也是时间的唯一本真刻度。既然存在必须实现为变在,就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形态以形成互动而生变化,因此,圣人以最简单的模式将存在的互动标示为天地两端,也即阴阳两面,或乾坤二形。人居于天地之间,上承天道,下接地理,身通阴阳二气,因此人自身蕴含互动能力,也就具有发动变化的能力,所以人可与天地并列,所谓“与天地参”[5]而成天—地—人三维格局。然而人终究只是通天接地的效法者,只能贯彻自然之道,不可能成为康德想象的以自身为法则的自然立法者,因此,人之正名是“人”,而不是主体。人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在于勇于僭越,不在于以自身尺度为万物立法,而在于能够弃我从物,在于能超出自身尺度的局限而以万物为尺度,因此能分享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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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65 中国的精神世界大概始于新石器时代,而基本成型于周代。《周易》既是古史,也是存在的方法论。正如孔子所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6]天道乃万物生生不息之道,也就是以变而在之道。“天下之道”之要义在于化天道为人道,使人类生生不息而德配天地。解释天下之道的《周易》就成为了中国的存在方法论,如此深入人心甚至于日用而不知。以变而在的方法,即顺势变通之法,于未雨之时见机而行,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7],在极端变化之前,自身主动先变,以变应变,顺其势而消其力,将“变”引向“化”,即通过自身的变化而把“外部性”转化为可以借力的变量。此种以变通而长久、以转化引导变化之法几乎见于所有行为中,治国、用兵、生产、持家、对人、待物、音律、诗词、笔墨,乃至围棋与武术,所有行为方式都同构地具有“变而化”之法。《周易》谓之“变通”[8];儒家谓之“能化”之“中庸”[9];道家谓之“无以易之”的“若水”之法[10],各家说法虽有不同侧重而其义一也。变化之道,要义在于“化”。假如仅仅是顺应变迁,就只是“变”成环境适应者,而没有“化”为“与天地参”[11]的历史创作者。中国以变化的方法论去生存,同时以变化的方法论去建构精神世界,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方法而不是教义。如众所见,历史上各代不同法,地不同俗,历来移风易俗,古今变化更新,而今尽弃西周近悦远来之礼乐,不见先秦舍生忘死之风度,难觅唐宋豪迈诚挚之才情,文教文章几乎无一可取,可谓大悲,唯余顽强之变通古法,仍然蕴含无限革新与再生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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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67 要解释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就必须发现中国精神世界的原始发动点,或思想路径的出发点。自然之天经地义是一切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因此,天地无可争议,唯有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之所为才生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说,天地是不成问题的准则,而人是问题的制造者。人之所为称为“事”,其中,天下生计之事则是“事业”[12],为事之大者。“事”正是导致一切思想问题的出发点,因此说:做事而存在。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为第一哲学的公式,其实,若无事则无可思,因此,第一哲学之公式应为“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13]才符合存在的事实。万事以生存为起始问题,生存之所求无非继续存在,乃至永在,即“生生”不息的问题。生生无法独生,因而必需万物互相生生,此乃自然之道。于人事而言,生生必与他人共在,于是,“生生”必定超越单纯的生命问题而展开为生活问题。生命服从必然之理,而生活开启可能之事,因此,由生命而生活的问题转换意味着由必然之理转为可能之事。可能性的出现正是存在的爆发点或临界点,一旦存在超越了必然性而进入可能性,存在就有了未来,有了未来就有事可做,或者说,有了未来,存在(to be)就变成了“事”(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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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4369 如果稍加对照西方哲学的追问方向,或可更清晰地理解“事”的问题线索。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即自身完整的实在,万物一理而成“有序之世界”(cosmos),于是,思想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存在的本原问题。对本原的反思并不是对世界或万物的起源想象,而是追问万物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两个问题:什么是存在?存在者为什么是其所是?其中有个对西方思想有着关键暗示的语言因素,在西方语言里,“存在”与“是”乃一个问题的两面:某物既“在”,而且“是”此物而非它物。在且是,事物的存在就有了本质,即某物确定自身的不变性。本质必须恒定不变,否则无一物是某物,于是,本质界定了某物的排他封闭性,也就在逻辑上意味着清晰定义某物的概念。如果一个概念足以充分说明某物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必然性,那么就是一个理念,而表达本质的理念就是知识之所求,真理之所在。知识或真理的格式就是“什么是什么”。由此可以理解西方精神为什么着力于存在、实体、永恒、本质、完美、逻辑、必然性、确定性等问题。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因此必格物以求理,考察万物各有之性(physis,物理)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即科学的古名,而哲学是“元物理学”,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其中根本之理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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