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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公孙龙子·指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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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公孙龙子·指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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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魏书·卷一·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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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苏秉琦早就指出：“把长城说成国界完全不符合历史真相”，是一种“荒诞歪曲”。见《苏秉琦文集·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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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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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114~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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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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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284~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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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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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见《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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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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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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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苏秉琦：《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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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第四章 方法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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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旋涡”虽是历史时势所成，而其演化能够连续不衰，却有其方法论理由。如前所述，数千年间，四方之民不断卷入逐鹿游戏，或得天时而成霸业，或因人和而得久安，或得其宜而融合，或因不利而退出，王朝更迭，人物常新，风貌多异，但历史中行动者的兴衰成败只是改变了故事情节，却没有改变故事的深层结构，即其旋涡模式，于是中国从无断绝。古人或称其为天命，类似于说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天命虽不可见，却有迹可循。历史中可见者皆为人谋，而天命以匿名或无名的方式隐于人谋之中，天命之所以是匿名或无名的，是因为它不属于某个博弈行动者，而属于维持旋涡运行的方法论。3000年来主导中国旋涡的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存在方法论的文明。方法就是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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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在拒绝固守本质，而以方法为本，因而可以接受各种异质。本质意味着永远不变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是一个将异己性排斥在外的划界概念（delimitation）。执守自身同一性的本质虽可不失本色，却未必能够长久存在，反之，变在之存在并不划界以守护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的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长存。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being in becoming）的生长方式。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存在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的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的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变在的方法论也促成了经史为一、经史互证的中国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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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方法就能够建构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建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就拥有无法撤销的天命。何谓不可替代？并不等于“不可比较”或“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单纯不可比较者无非个性而已。文化个性虽有其特色，却不是一种文明得以生存的理由，因此不能解释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因其个性而得以长存，也没有哪一种不可比较的风格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不可比较不等于不可替代。一种文明之所以长存，必定在于它有能力建构一整套普遍叙事而得以解释生活的根本问题（世界、未来、他人、生死、兴衰等）；并且，或者有一种极其强健的能力（robustness，[1]博弈论用语意），因而百毒不侵；或者有一种万变能力，因而能够开拓无穷生长的余地，能够应对一切变化的可能性，中国文明属于后者。简言之，能够长存的文明必定对生活有着长久有效的解释，否则必因其解释能力的不足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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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精神世界都设有不予质疑的信念（宗教或形而上学）。不予质疑并非不可质疑，而是说，总有某些信念，对其质就疑不可能获得知识结论，因而是无效的质疑[2]。这样的信念就是思想和生活所必需的前提或界限，它意味着自由意志和思想能力的界限，也就是主体性的界限。不可逾越的界限便是信念所立之处。能够作为思想界限的信念，无论是哲学观念还是文学想象，都具有神话性（但无须表达为神话故事）。神话性的信念未必是知识的基础，但一定是生活的基础。人无神话无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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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神话性视界（horizon）里，人之在世，不可能想象没有天地的生活，任何一种可能生活都在天地之间展开，所以天和地就是可能生活的界限，也就是生活的根据（因此乾坤为易象之本）。天长地久而生长万物，因此天地蕴涵一切存在之道，也就是人唯一需要效法的对象，所以圣人“效天”、“法地”[3]，试图与自然建立存在论的亲密关系（ontological affinity）而得天地之庇护，使人道通达天道而分享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4]，此乃遵从存在之永在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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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然二分为天地不只是神话图景，也是一种哲学格局，在此，神话即哲学，而哲学亦神话。假如存在始终如一，那么，存在就只是对自身的重言式断定（tautology: being is being），而如果存在只是重言式的自身肯定，既无变化，也无意义，就意味着它不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无任何实质的纯粹概念。无时间的纯粹存在（being）不是实存（existence），它从未出发也无后继状态，因此与生命或生活毫无关系。存在的时间性无法以同一之无穷重复为定义，而只能由变化所证明。变化便是实在的唯一证据，也是时间的唯一本真刻度。既然存在必须实现为变在，就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形态以形成互动而生变化，因此，圣人以最简单的模式将存在的互动标示为天地两端，也即阴阳两面，或乾坤二形。人居于天地之间，上承天道，下接地理，身通阴阳二气，因此人自身蕴含互动能力，也就具有发动变化的能力，所以人可与天地并列，所谓“与天地参”[5]而成天—地—人三维格局。然而人终究只是通天接地的效法者，只能贯彻自然之道，不可能成为康德想象的以自身为法则的自然立法者，因此，人之正名是“人”，而不是主体。人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在于勇于僭越，不在于以自身尺度为万物立法，而在于能够弃我从物，在于能超出自身尺度的局限而以万物为尺度，因此能分享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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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神世界大概始于新石器时代，而基本成型于周代。《周易》既是古史，也是存在的方法论。正如孔子所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6]天道乃万物生生不息之道，也就是以变而在之道。“天下之道”之要义在于化天道为人道，使人类生生不息而德配天地。解释天下之道的《周易》就成为了中国的存在方法论，如此深入人心甚至于日用而不知。以变而在的方法，即顺势变通之法，于未雨之时见机而行，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7]，在极端变化之前，自身主动先变，以变应变，顺其势而消其力，将“变”引向“化”，即通过自身的变化而把“外部性”转化为可以借力的变量。此种以变通而长久、以转化引导变化之法几乎见于所有行为中，治国、用兵、生产、持家、对人、待物、音律、诗词、笔墨，乃至围棋与武术，所有行为方式都同构地具有“变而化”之法。《周易》谓之“变通”[8]；儒家谓之“能化”之“中庸”[9]；道家谓之“无以易之”的“若水”之法[10]，各家说法虽有不同侧重而其义一也。变化之道，要义在于“化”。假如仅仅是顺应变迁，就只是“变”成环境适应者，而没有“化”为“与天地参”[11]的历史创作者。中国以变化的方法论去生存，同时以变化的方法论去建构精神世界，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方法而不是教义。如众所见，历史上各代不同法，地不同俗，历来移风易俗，古今变化更新，而今尽弃西周近悦远来之礼乐，不见先秦舍生忘死之风度，难觅唐宋豪迈诚挚之才情，文教文章几乎无一可取，可谓大悲，唯余顽强之变通古法，仍然蕴含无限革新与再生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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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就必须发现中国精神世界的原始发动点，或思想路径的出发点。自然之天经地义是一切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因此，天地无可争议，唯有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之所为才生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说，天地是不成问题的准则，而人是问题的制造者。人之所为称为“事”，其中，天下生计之事则是“事业”[12]，为事之大者。“事”正是导致一切思想问题的出发点，因此说：做事而存在。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为第一哲学的公式，其实，若无事则无可思，因此，第一哲学之公式应为“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13]才符合存在的事实。万事以生存为起始问题，生存之所求无非继续存在，乃至永在，即“生生”不息的问题。生生无法独生，因而必需万物互相生生，此乃自然之道。于人事而言，生生必与他人共在，于是，“生生”必定超越单纯的生命问题而展开为生活问题。生命服从必然之理，而生活开启可能之事，因此，由生命而生活的问题转换意味着由必然之理转为可能之事。可能性的出现正是存在的爆发点或临界点，一旦存在超越了必然性而进入可能性，存在就有了未来，有了未来就有事可做，或者说，有了未来，存在（to be）就变成了“事”（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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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加对照西方哲学的追问方向，或可更清晰地理解“事”的问题线索。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即自身完整的实在，万物一理而成“有序之世界”（cosmos），于是，思想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存在的本原问题。对本原的反思并不是对世界或万物的起源想象，而是追问万物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两个问题：什么是存在？存在者为什么是其所是？其中有个对西方思想有着关键暗示的语言因素，在西方语言里，“存在”与“是”乃一个问题的两面：某物既“在”，而且“是”此物而非它物。在且是，事物的存在就有了本质，即某物确定自身的不变性。本质必须恒定不变，否则无一物是某物，于是，本质界定了某物的排他封闭性，也就在逻辑上意味着清晰定义某物的概念。如果一个概念足以充分说明某物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必然性，那么就是一个理念，而表达本质的理念就是知识之所求，真理之所在。知识或真理的格式就是“什么是什么”。由此可以理解西方精神为什么着力于存在、实体、永恒、本质、完美、逻辑、必然性、确定性等问题。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因此必格物以求理，考察万物各有之性（physis，物理）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即科学的古名，而哲学是“元物理学”，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其中根本之理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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