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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文词（《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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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回文接近的还有其他花样，如“玉连环”“脱卸连环”“藏头拆字诗”等。还有一种名为“诗钟”，后代文人喜欢玩，是几个人比赛，限时完成。常用的形式有两种，都是写出毫无关联的两个字，要求用在诗的一联里。明用名为“嵌字”，如“翼”“庭”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在天愿为比翼鸟，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用名为“分咏”，如“尺”“蜂”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灯下量衣催五夜，房中酿蜜正三春”。前一种像是作诗限字，后一种近于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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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限字，旧时代看作庄重的事，有两种形式。一种大多是在考试中用，如作试帖诗，题下可以注明“得风字”，意思是，这首诗要用一东韵（“风”属一东韵），而且其中一个押韵字要是“风”。另一种形式是和诗，就是看了别人的诗，表示欣赏，要照样作一首。唐人和诗不限定用原诗的格律。宋以来几乎都是“次韵”（或说“步韵”），就是不只用原诗的形式，还要用原诗的韵字。韵字，有的容易用，如“风”“中”之类；有的不容易用，如“蛇”“衙”之类。于是有的人就故意用怪字（如“蜓”“裟”之类，不只不常用，而且不能单用），要求人和，于别人的被折磨中取得欢乐。作诗限字，结果自然是不能不以情意迁就文字，所以依理说是游戏而不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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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的文字游戏，大多同对偶有关系。这岔出的一支是“对联”中的所谓“巧对”，就是拟个难对的上联（如“三才天地人”“妙人儿〔繁体作‘兒’〕倪家少女”之类），征求下联，以对得工整自然为合格。用对偶折磨人，还见于五言排律“联句”。《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曾写这种情况，那是一个人写两句，第一句要同前一个人的第二句对偶，第二句是上联，留待下一个人对偶，所以要人人过难关。在对偶上玩花样，还有所谓“借对”。大诗人如杜甫也常常喜欢这样“取巧”，如大家熟知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借“寻（八尺）”“常（十六尺）”的长度意义，同“七十”对偶，而与实际用的“不希奇”的意义是对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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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韵文中搞文字游戏，还有所谓“集句”。据说创始于王安石，他的集子里收有“集句诗”和“集句歌曲”各一卷。常用的形式是“集唐”，就是从唐朝四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绝句，或八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律诗（一首中各句的作者最好不重复）。集律诗当然很难，因为中间两联要对偶。但是玩文字游戏有如演杂技，就是要在难中显工巧。说难，因为：一要肚子装满唐诗；二要凑得巧，让看的人感到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不少文人喜欢从难中取得这种巧，如汤显祖《牡丹亭》，下场诗就都用集句。举《惊梦》一出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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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闲梅遮柳不胜芳（罗隐）。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回首东风一断肠（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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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句为词的比为诗的少。清朝诗词大家朱彝尊很喜欢这玩意儿，《曝书亭集》里有一卷名《蕃锦集》，都是集句为词。举其中一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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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镜湖舟中）：南国佳人字莫愁（韦庄），步摇金翠玉搔头（武元衡）。平铺风簟寻琴趣（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筹（白居易）。日已暮（郎大家〔这是取诗句的一部分，下句同〕），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张祜）。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孤易感秋（曹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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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集句的诗词，我们看了，会觉得确是凑得巧。可是它能是真实情意的写照吗？恐怕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多半是保留文字而放弃情意。这样，就难怪我们读它，常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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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五章 文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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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谈文言的特点。特点是对比之下的产物。同什么对比？当然是同白话，其中包括现代汉语，有时甚至偏重现代汉语，如繁体字和异体字，同古白话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特点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组织方面的，其中包括字、词、句、篇；字又分为字形和字音。一类是表达方面的，包括押韵、对偶和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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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组织方面：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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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形体，是手所写，眼所见；有声音，是口所说，耳所闻；有意义（除了极少数，如“蜻”之类），是心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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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用字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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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只一个人做过现代汉语用字的统计，结果大致是：常用字三千多，次常用字约三千，合起来不过六千多。《新华字典》是小型的字典，收字一万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型的词典，因为也略照顾方言词语和旧词语，收字比较多，超过一万（包括繁体和异体）。至于也供读文言典籍用的辞书，收字就更多，新《辞海》是一万五千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新《辞源》用繁体字排，一万四千左右，这都是为实用，不求全。求全的，旧的有《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多，新的有《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这是由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文言用字多。多，有原因。原因之一是时间长，见于各时代典籍的（其中有不少后代不再用）都算；之二是有不少异体字，一个人吃了两份粮甚至多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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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统计，我们翻翻文言典籍，也会感到那里用字比现代汉语的作品多得多（繁体、异体不算）。有不少字我们感到生疏，音拿不准，义不清楚，不得不查辞书；有时甚至《辞源》也没收，要查《中华大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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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繁体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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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汉字简化以前印的书刊，不很年轻的人感到最显著的不同是有很多繁体字，很年轻的人感到的也许不是繁体字多，而是许多字不认识。这感觉的一种来源是文言用繁体字，不用简体字。其实，文字由繁化简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省事总比麻烦好，这只要拿篆书同楷书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只是在旧时代，这趋势靠自流，而汉字有坚定不移的特性，所以自楷书通行之后，除了少数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小本本之外，笔画多的字总是难于简化。建国以后，从1956年起，国家有关单位陆续公布汉字简化的办法，连同偏旁简化的字都算在内，有一千几百个字的形体简化了。这些字，在旧时代的文言典籍里，当然都是老样子。由繁化简是好事，可是我们总不能要求1956年以前印的文言典籍的文字变成简体。这是文言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要么不读；如果非读不可，那就最好还是也认识繁体字。——即使只是读近年用简化字印的古典作品，了解一些繁体字的情况还是有好处。随便举一两个例。明朝有个大画家名“文征明”，在明朝而敢叫“征明”，很奇怪，其实这“征”是简化字，繁体是“徵”。陶渊明《挽歌辞》有两句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前几年，某语文月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说“余悲”应理解为“悲余”，意思是为我悲伤，他不知道这“余”字是简化字，原为繁体，是“馀”。总之，繁体字多，好也罢，不好也罢，这是文言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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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异体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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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音同义同，只是形体不一样，我们称为异体字。表情达意，用一个够了，却要记两个，如已经认识“管”，还要记个“筦”，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当然不好。常常还不只要多记一个，如“杯”要多记“盃”“桮”两个，“窗”要多记“”“窓”“”“牕”“牎”五个。字形体不同，来源于时间长，地域广，写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而异体流行之后，有些文人为了表示博雅，还常常故意用较冷僻的异体字。于是在旧时代，异体字就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赘疣一类的病，最好割治。统一文字形体，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由李斯主持，搞过一次。后来就不再有人管。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整理异体字，是建国以后的事。1955年底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异体字一千左右。这之后，印文言作品，一般就不再用异体字。可是，正如上面所说，文言典籍几乎都是旧时代印的，那里面还是多有异体字。因此，文言的这种特点，虽然不合人意，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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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通假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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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假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如把不准“带”孩子写为不准“代”孩子，把交“代”任务写为交“待”任务，我们现在说是写别字。自然，别字如果年龄增加，渐渐变为老牌子，得到多数少壮派认可，也就可以算正确了，如“交待”就是这样。有人说，古人用通假字等于我们现在写别字，这不完全对，因为情况有别。所谓别字，是有正牌以后，对冒牌的称呼。推想较早时期（比如春秋战国及其前），总有一些字，正牌未定，那就不管是南北对峙还是三国鼎立，都得算正统。这局面渐渐变化，一方势力相对增长，其他相对削弱，于是用势力大的那个字才有正确的意味，但用势力削弱的那一个也未必可以算错，比如不写“早起”而写“蚤起”，你说不对，他可以引《史记·项羽本纪》“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自己辩护。因此，在这种地方，我们读文言典籍，最好是多注意事实，少管对错。事实是古人惯于用通假字，我们现在看（自然是戴着现在的眼镜）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但破除障碍并不难，是熟悉通假的情况，知道在这里，此字等于彼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