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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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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谈的是“一种”书都有什么样的版本。有很多书是只刻一次的，那大多是因为作者声名不很大，所作不怎么受人重视。相反，作者（有些早期的著作不知作者）和所作都显赫，就几乎都刻过很多次。刻印次数多，不同的版本可能有高下的分别；想分辨高下，就不能不先弄清楚有什么版本。这当然是很难的，因为人的见闻有限，就算各种目录记载得相当丰富，遍看各种目录总是很费力的，何况丰富并不等于没有遗漏。还有，即使能够知道都有哪些版本，其中多数可能已经散失，或者是收藏在某处的善本，看到也很不容易。因此，所谓一种书的各种版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求的只是了解一些既能看到又比较流行的，以及哪一种好些，哪一种差些。这也有范围大小的分别。范围大的是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如陶渊明的诗文，通行的版本有影宋刊苏（轼）写大字本、影刊南宋汤汉注本、影刊曾集编本、焦竑刊本、李公焕笺注本、何孟春集注本、吴瞻泰汇注本、陶澍注本等，其中陶澍注本时代靠后，内容当然较为丰富。又如杜甫诗，历代各种刻本几乎多到数不清，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贵池刘氏覆宋本、钱谦益注本、玉勾草堂刻巾箱本、杨伦《杜诗镜铨》本、浦起龙《读杜心解》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本等，其中仇兆鳌详注本内容最丰富。范围小的是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如刘向《新序》，有铁华馆仿宋本、明经厂刻本、何良俊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汉魏丛书》本等，其中《四部丛刊》本和《汉魏丛书》本都可用。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有原刻本、粤雅堂刻本、长沙坊刻本、成都志古堂刻本、余氏宝墨斋刻本、刘氏《章氏遗书》本等，其中原刻本和《章氏遗书》本都可用。此外，为了利于阅读和研讨，也要注意近年经过整理的新印本。新印本后出，是现代人所编，常常材料丰富，条理清楚，通俗易解，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编《李清照集》之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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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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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名现在常用，人们多见的是指书之内的篇章节的名称；有时在书之外，指若干种书的各自的名称。这和古代的用法差不多，但有个小而相当重要的区别。例如西汉刘向校中秘书（皇家所藏）的时候，目是指书名，兼把书名和书的各种情况的说明写下来叫录，总称为目录。这书的说明，后代称为解题或提要，目录就只是书篇的名称了。名称很重要，比如到商店买物，如果没有名称，买卖双方就都没有办法，除非用手指指点点。书籍多到数不清，读书的人想知道都有什么书，自己需要的是哪些，以及怎么能找到，如果没有目录，那就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像到某地旅游必须有个游览图一样，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情况，就必须先具有一些旧典籍目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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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前期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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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类编目，有文献可考的，是从西汉后期刘向校中秘书开始。目录完成，汇为一编，就成为我国第一部目录书《别录》。《别录》把当时皇家藏书一万多卷分为六部三十八类：第一部“六艺”，包括《易》《诗》《书》等九类；第二部“诸子”，包括儒、道、阴阳等十类；第三部“诗赋”，包括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等五类；第四部“兵书”，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等四类；第五部“数术”，包括天文、历数、五行等六类；第六部“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等四类；六部前有总序，合为七部。我国古今书籍编目分类，都是以书内容的性质为标准。但古籍所谓内容，与我们现在的看法不尽同，如第一部六艺，或说经书，是因为出自圣王，身分与众不同，才自成一部的。这个传统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近年改用新的西化分类法才被打破。刘向死后，他儿子刘歆继承父业，把“别录”简化，编为《七略》，意思是存《别录》七部之略，分部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别录》和《七略》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是抄《七略》的，所以就成为现存的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目录。这七部（书目只是六部）分类法对后来影响很大，如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撰《七录》，隋许善心撰《七林》，都是以七为部的总数。唐朝以前，也有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的，如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宋殷淳等就是这样。不过这四部分类法与后期不尽同，因为甲乙丙丁并不表示书的性质。总之，前期分部是以七为主，或者向下游移，变为五或四，但没有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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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由唐初修史，编《隋书·经籍志》开始，改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一是经部，包括《易》《书》《诗》等十类，二是史部，包括正史、古史、旧事等十三类，三是子部，包括儒、道、法等十四类，四是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四十类；四部之外附有道经和佛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这种四部分类法成为后期的标准，此后公的，如各正史艺文志等，私的，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大多是照用。后期目录书，内容最多、分类最细、势力最大的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由纪昀整理定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四部分类的情况是：一为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共十类；二为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十五类；三为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数术、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共十四类；四为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五类。四部相加，共为四十四类。有的类内容复杂，再分为小类，如经部礼类再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共六小类；史部地理类再分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共九小类。大类小类相加，分类超过一百。我们想了解旧时代典籍的情况，翻阅目录，可以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当作架子，然后对照着看其他各时代各种类型的目录，就可以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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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各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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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已经散失的，如刘向《别录》、荀勖《晋中经簿》之类不算，存世的仍是数量很大，想了解个大概也不很容易。这里只能分类举一点点例。目录，尤其前期，绝大部分是公家的。这也难怪，因为书的绝大多数是在公家手里。公家目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皇家秘府所藏，《别录》、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等都是；一类是史书艺文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是。私家的目录，现存的由宋朝开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很有名的。宋以后，刻书盛行，私人藏书的越来越多，收藏量越来越大，私家目录如雨后春笋，简直数不胜数，如明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都是很有名的。以上是一般的。还有各种性质的书目，如《出三藏集记》和《开元释教录》是佛经目录，《金石录》和《宝刻丛编》是金石目录，《宣和画谱》和《秘殿珠林》是艺术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和《百宋一廛书目》是善本目录，等等。初学，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概况，能够找一两种讲目录的书看看，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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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目录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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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目录的知识，以博为好；至于利用，那就可以择要。所谓要，是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为现代的读者引路。比如各史艺文志，尤其早期的，其中的许多书没有传下来，我们看它就用处不大。又如各种善本书目，其中的书即使没有散失，我们也难于找到，因而看它也用处不大。还有，有很多目录只列书名、版本等而没有解题，就不能起引路的作用。各种条件都计算在内，最合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因为一，它时代近，所收的书，绝大多数还能找到；二，收书多，正式抄存和存目相加，超过一万种；三，每一种都有相当详细的提要，介绍版本、作者、内容、流传等情况，并评论其得失；四，书有多种版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并有书名和作者的索引，便于检查。这部书介绍古籍，无论评论还是考证，都有精到之处（当然也难免失误，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指出一些），所以学文言，探索文言典籍，我们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书名辞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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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不是往深广方面探索，而只是想知道比较重要、比较通行的古籍都有哪些，以及某一种都有什么版本，那就可以参考张之洞（有人说是缪荃孙）编、范希曾补的《书目答问补正》。这部书收书两千多种，体例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略有变更，并收丛书和初学读本。优点是能够告诉读者，想读某一种书，可以找到什么版本，宜于用什么版本。所举版本都是通行的，容易找到的，所以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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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有集多种书刻成丛书的风气，有些书，单行的难找，常常可以在丛书中找到。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熟悉丛书的情况。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三册，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现存的还有哪些丛书，每一种都收了哪些书；二，某一书是否收入丛书，如果收了，收入哪些丛书；三，某一作者有什么著作收入丛书，以及收入哪些丛书。现存丛书几千种，所收之书若干万种，因而读古籍，有这部书作向导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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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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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典籍，特别是早期的，文字简古，有的还有残缺、错乱的情况，因而不容易读。为了化难为易，历代都有人做整理的工作。整理过的比未经整理的易读，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知道整理的情况。这情况，有具体的，就是某一种书，都有什么人整理过，怎么整理的，现在想读，以哪一种本子为最好。显然，这样的具体情况是说不尽的。所以这里只想说说概括的，就是常用的整理方式。这有三种，是章句、校勘和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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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式标点符号以前，我国所有著作的文字都是连写。这读起来当然费力，有少数地方还会断不清。汉朝的经师用立于学官的各种经典作教材，为了弟子能够读得正确，就把文字分章断句，于是有了章句之学。例如《诗经》，今本《周南·关雎》后面写“关雎五章，章四句”，《召南·草虫》后面写“草虫三章，章七句”；《孟子》，今本第一篇标题是“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第二篇标题是“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这都是章句之学的痕迹。章句，看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分章断句之前，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以断句为例，《论语·子罕》“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传统的读法，近人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举出许多证据，说“夫”字应该属上；《孟子·告子下》“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传统的读法，近来有人怀疑，由句法方面看，“行”也许应该属上。断句有时不易，可见章句之学是不可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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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一般是与注解同时进行，这里分开说是为了方便。这是随着文字传抄有误产生的。《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卫国有人读史记（古史书名），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听见，说“三豕”是“己亥”之误，这已经是校勘。到汉朝经师，校勘也成为专业。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像卢文弨、王念孙、俞樾等还写了专书（《群书拾补》《读书杂志》《古书疑义举例》等）。对某一种书进行校勘，一方面要有广泛的材料，如不同版本，其他书的引文，本书上下文，有关的知识，等等，另一方面要有评判的能力；否则就很可能错。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多举证，提看法，而不径自改动。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承认，经过校勘的书，一般是比较容易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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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古籍，注解是最难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牵涉的面最广，没有渊博的学识难于胜任。由汉代起，历朝都有这方面的专家以及这方面的名作，如郑玄的多种经书注，《史记》的三家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文选》的李善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以至《说文解字》的段玉裁注，等等。注解有各种名称，如注经名“传”，兼注经传名“疏”；此外还有“笺”“注”“解”“索隐”“正义”等。就来路说，注解有出于一人之手的，如《庄子》郭象注；出于一人之手而吸收前人注解的，是集解或集注，如朱熹《四书集注》。注有出于多人之手的，如《文选》有五臣注和六臣注。还有的书，前人注过后人再注的，如《楚辞》先有王逸注，后有洪兴祖补注。有的重要典籍，注本不只一种，如杜甫诗和韩愈文，注本都很多。由内容方面看，注解通常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训诂，就是用浅易的词句解释古奥词句的意义，如果词句牵涉到古名物或古事古语，也要指明形制和出处；二是正音，就是用直音、反切等办法注明生僻字和变读字的读音；三是明义，就是阐明词句的微言大义；四是证事，就是引用其他史料来更详细地说明情况；五是校勘。古人作注解，常常因原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偏重，如《老子》王弼注着重明义，《三国志》裴松之注着重证事，《文选》李善注着重词句的来历。旧注当然都是用文言，而且，常常是现代读者会感到难解的，它却未必注。但从积极一面看，它总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疑难，所以读文言典籍，一定要学会利用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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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十章 学以致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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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认识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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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学会文言，旧时代不是问题，因为文人要用，不会就不能应付科举考试，不能处理社会生活。“五四”前后兴起文学革命，问题来了。前进的许多人说文言是死文字，早该抛弃，要改用白话写。到三十年代，照前进的人的看法，白话的新文学是彻底胜利了。胜利了，文言推位让国，当然就不再有要不要学会的问题。这样，好像问题就不再有。其实不然，因为事过境迁，平心静气地回顾，就会发现，那时候的胜利，主要是在改用白话写方面；至于怎样对待文言，是或者没有考虑，或者考虑而戴着有色眼镜，没看清楚。例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写了一本《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白话的，意思是文言作品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价值，似乎也就没有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说法对吗？推想现在绝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文学革命之后，还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只有上卷），晚年还用力研究《水经注》。可见就是改用白话写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如何对待文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没解决的重要表现还有，五六十年来，教材里有文言，学生还在学。学，当然希望学会。学会，有目的。目的可以广，是接受文化遗产；可以狭，是欣赏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此外，有些人还认为，用现代语写可以从文言里吸收些营养。总的精神是文言还有用，应该学。可是也有不少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学会很难，并且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帮助，浪费时间不合算，应该不学。学，有理由，不学，也有理由，相持不下，于是这文学革命时期留下的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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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复杂，是因为相反的两方，所说都有道理，并且都有事实的根据。文言的价值，如第四章前半所说，大概绝大多数人会承认。这样，不学因而不会，接受文化遗产、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等事自然就做不到。这就整个国家说是不小的损失，就个人说也是不很小的损失。可是，事实上，学会确是不易（主要由社会统计方面看），并且，不学不会，对于通晓科技，甚至在科技方面拔尖，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意见不一致，如何实行也就难于确定，所以说，问题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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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应该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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