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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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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难讲，上面第8.1.2节已经谈到。难，因为小的差异不容易分辨；大的差异虽然特点明显，却不容易叫名，勉强命名，如雄浑、冲淡之类，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想说明总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但风格又确是实有其物，比较明显的如《庄子》和《荀子》，李白和杜甫，我们对比着读，总会感到面目或韵味相差很多。风格来自表达方面的特点，这特点经过比较就可以更加明显。用这个办法，由战国时期起，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是无限的风格的差异。这里当然只能谈一些最显著的，或说气味最浓郁的。以先秦诸子为例，《孟子》和《荀子》相比，前者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江大河，一贯而下；后者就不同，而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论语》和《庄子》的差别更大，前者朴实恳切，像是温厚的老年人谈家常；后者就不然，而是风云舒卷，变化莫测。汉朝，相类的作品，如《史记》和《汉书》，贾谊的赋和张衡的赋，都是同中有异。差别大的也不少，如《淮南子》和《论衡》，前者深奥而后者浅易；《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的诗，前者用朴素的平常话写，后者就不然，而是加意修饰，不只意境求优美，而且文字求华丽。其后的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分别也是这样，陶朴素而谢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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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风格方面的差异有了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文”和“笔”的分别。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说：“文者，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可见所谓笔是指平实的应用之文，如论、记之类，文是指音律讲究、辞藻华丽的美文，如诗赋之类。有些人两者兼长，有些人不能两者兼长，如《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宋文帝问颜延之几个儿子的才能，颜延之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说，儿子没有父亲高明，不能既长于写应用之文，又长于写美文。其实，就当时的风气说，美文是列在上位的，所以就是无韵之文也不能不学诗赋的藻饰。这就为后来风格方面的最大差异（朴素和藻饰）埋下了种子。南北朝以后，文笔的分别不大有人注意了，可是朴素和藻饰的对立却没有消亡，而是经过转化，成为古文和骈体的长期不合流。这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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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和骈体的大分别之外，我们翻开文学史，通过对比，还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许多风格方面的显著差异。比如《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都是南朝作品，可是风格迥然不同，前者骈四俪六，精雕细琢，后者用谈闲话的格调写，其中还常常搀入当时的口语。人也是这样，庾信和颜之推都是南朝末年人，流落到北朝的经历也相似，可是我们读《庾子山集》和《颜氏家训》，感到风格很不同，前者花团锦簇，后者质朴无华。唐宋的诗词也是这样，如元（稹）白（居易）和温（庭筠）李（商隐）相比，范成大和黄庭坚相比，柳永和吴文英相比，都是前者浅易，后者艰深，前者质朴，后者雕琢。明朝的前后七子和公安派相比，风格的差异更为明显，前者诘屈聱牙，后者浅易自然。最后，还可以比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执笔为文，前者简直是想用白话（因为是在“五四”以前，所以力不从心），后者则是想学《尚书》的典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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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特点的风格，不用对比，只要不断翻阅，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比如读《楚辞》，我们总会感到感情深厚，想象奇妙；读汉赋，我们总会感到繁缛造作，铺张夸大。个别作家也是这样，如韩愈的诗像文，苏轼的词像诗，李贺的诗幽深奇崛，晏几道的词委曲缠绵，等等，都是读了一些就可以体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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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九章 文言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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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古今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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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看大型的四部目录或者大图书馆的古籍卡片，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浩如烟海，想来必是历代典籍的总汇。如果这总汇的意思是，战国的著作加两汉的著作加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全数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国外的），并不等于历代有过的典籍相加的总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谓差，不只是量，还有质。以下分项说说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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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存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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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保存不容易，因为有多种原因使它毁坏以至消亡。以建筑为例，阿房宫、铜雀台等不用说了，近的如畅春园，已经没有痕迹，圆明园有痕迹，但少得可怜。与这类建筑相比，书籍还是幸运的，经过历代的天灾人祸，就总的说，只是减少而没有消亡。不过就个别的说，消亡的就太多了。过去人常说，十不存一，这像是夸大，其实，如果这是指中古（开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中古以前，记录我国书籍情况的最重要的书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记录的，两汉之际还有，后者记录的，唐朝初年大部分还有（因为兼记录梁、陈、齐、周四朝），可是现在怎么样？尤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绝大部分没有了。中古以前，书籍更难于保存，有多种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种数不多，尤其声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为孤本，很容易灭绝。二是时间长了，存储的条件差，会渐渐由损伤残缺而灭绝。三是经过多次天灾和战乱，每次都闯过，成为幸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统治者有计划地大批焚毁，如秦始皇焚书，梁元帝江陵失陷烧图书十四万卷，隋朝烧谶纬书，都是。五是存储的人不能代代是读书种子，有些很有价值的书不受重视，糊里糊涂地扔掉了。中古以后，有了刻本，因为数量多了，情况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难于流传的因素，是刻书容易，难免收不胜收，有些书未必没有可取之点，只是因为得不到重视，日久天长，甚至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如郑振铎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中说曾得八百多种，但有不少汉学家的文集还是找不到。清代尚且这样，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谈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数说，如果用加法表示，应该是：战国著作的残余加两汉著作的残余加魏晋南北朝著作的残余……总之，与曾经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点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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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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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第9.1节曾说，现存文言典籍的情况，还有质的问题。所谓质有问题，是现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装，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简单说是有些书不真或不全真。《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是说，武王伐纣，他以为殷人应该不抵抗，《武成》篇说战争很激烈，所记不实。王充《论衡》有《书虚篇》，说“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所以不可信。所记不实，不可信，是所写与事实有出入，几乎可以说一切著作都难免。这里说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张三作的硬说是李四作的。这绝大多数是后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称为作伪，所作为伪书。书的真伪问题，尤其古代的，很复杂，因为年代远，本身模糊，文献不足，参与争论的人见仁见智，常常是难于取得定论。最典型的例是《尚书》，由汉朝起就有今古文之争，一直争到清朝，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辨析细，证据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为定论，可是其后，《尚书》还是整体地被人奉为经典。还不只《尚书》，唐宋以来，辨伪风气越来越盛，由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近人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等等，提疑点，找矛盾，几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网罗，出现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初出土，佚，宋以后人伪作）和《杂事秘卒》（明杨慎假托汉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庄子》杂篇《让王》《盗跖》等四篇，一般承认是伪作，《韩非子》前两篇《初见秦》和《存韩》也是这样，一般认为不是韩非所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书的内容颇有可取，只是究竟为何人所伪托，却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旧题列御寇撰）和《西京杂记》（一说刘歆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阴错阳差的情况，如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书很多，有时述明出处，也常常不提出处，后代人读《水经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处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峡》（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就以为一定是作者的手笔，其实不是，这不是作者有意作伪，而是疏忽。另一种阴错阳差是张冠李戴，如欧阳修的词集（书名不一）里收了一些冯延巳《阳春集》里的作品，这不是盗窃，是后代编书人疏忽。作伪，一般是在先秦、两汉下功夫，因为书以古为贵。但也有较晚的，如《南渡录》假托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心史》假托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读文言典籍，真伪问题非常复杂，确定真伪不容易，确定为伪作以后，评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很容易，这牵涉到辨伪的专业知识，不宜于多说。这里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文言典籍的一点点残余，由货真价实方面要求，还不能不打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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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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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指著作的本来面目；变，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动，不是本来面目。以《论语》为例，战国时期曾经定稿，其后历代受到尊重，抄，刻，读，研究，应该说是受到希有的爱护，可是汉人传授，不同的家数，字句不尽相同，可证是有了改动；并且，如《乡党》篇的“色斯举矣”，意义不明，有人推断“色”是错字，更可证今传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说，时间不很近的著作，世间流通的，没有一种是定稿时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相当近的，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定稿的手写本（只发现半部），与青柯亭刻本对勘，文字不尽同，这显然是刻书人作了改动。能够维持本来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现在有影印办法，不难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为数不多。传世本不能维持本来面目，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残缺，二是改动。原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残缺是来自各种变故，上面第9.1.1节曾经谈到。改动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想恢复本来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对了，但也有可能改错了。一种是传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写流传。抄，低手可能略识之无，最容易认亥为豕，因而不能不错；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时会随己意修改，甚至化繁为简。其结果是传抄次数越多，距离本来面目越远。有了刻印办法，情况会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会出现校勘和传抄那样的问题（明朝人刻书常常任意删改），因而也就难于保存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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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大小，一般说是由时间和书的性质决定。就时间说，是越古越厉害，有了刻本以后，尤其到明清，情况就好多了。就书的性质说，是声名小的比较厉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类，情况就好得多。至于变动的情况，那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详见有些目录的解题）。这里想由重到轻，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辑佚”。原书早已散失，可是其他书，如《文选》注和《太平御览》之类，常常引用它的语句，于是可以把这些都搜集来，编在一起，成为同名的一本书。清朝人喜欢做这个工作，如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六七百种之多，都是这样拼凑的。当然，这样辑成的书只是名同，与原书的实况是距离很远的。一种是“残缺”。这是原书还有，只是不全了。先秦两汉著作，这种情况很多，如《管子》原为八十六篇，今传本缺十篇；应劭《风俗通义》原为三十篇，今传本只剩十篇。再一种为“错乱”。如《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今传本却颠倒过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来有正文有子注，后人连写，把两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费力量。还有一种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里只说小的，如《论语·学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旧抄卷子本有“道”字，今传本没有，可见是经过改动（多半是漏抄）；陶渊明《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有的本子“规”作“亲”，意思不对，显然也是改动过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字是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乱”要改为“理乱”，清康熙皇帝名玄烨，“玄鸟”要改为“元鸟”。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歧”。如王之涣《出塞》，通行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乐府诗集》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上句作“细雨梦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种，可见也是有了改动。这种种情况都表示，我们读的文言典籍，虽然一般都标明作者，可是与作者原作总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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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版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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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版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多看（看讲目录的书，看实物）多记才能了解个大概。这里只是想回答一个小问题：所谓文言典籍，都有什么样式的？可以由粗到细谈三个方面。先谈外形。外形也相当复杂，但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概括为三类：最早是“册”，中间是“卷”，靠后是“本”（用常识一本书的“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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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前，文字大多是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策。把简竖着像横放的竹帘那样排在一起（右在前，左在后），靠上、靠下（或兼中间）用丝绳或皮条横着编起来或穿起来，展开可以读，读完可以由左向右卷起来，是册。表示册的单位是编或篇，后来也称为卷。如《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总数应该是十四卷。这样的书，我们想找来看看当然做不到了。但可以根据文献资料考见个大概。一种是远的，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姓，音fōu）准盗战国魏王（一说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竹书几十车，虽然已经散乱，推想都是这样编连的。一种是很近的，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战国到秦的墓葬十二座，在十一号墓里发现秦代竹简一千多支，合成《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十种法律书，竹简上中下有丝绳编系的痕迹，可证也是这样编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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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很笨重，《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容易散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所以在先秦时期就有用丝织品（帛书）写文字的办法。帛是横向很长的一幅，文字写在上面，不必再编连，可以径直卷起来，成为一卷。这样的卷，只有很少的见于出土文物，想看看实物是不容易了。但是可以大量地看到写在纸上的，那是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朝及其前后写的卷子（内容主要是佛经）。卷子一般是很长的，要把许多张不很长的纸粘连起来。写是由右端开始；左端连在一个细圆木轴上，以轴为中心，向右卷成一卷（或一轴），这样，开卷就可以按文章的顺序读下去。到现在，书大多还称为若干卷，就是实际已变而用的仍是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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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是想看一卷的尾部，必须把前面一长幅都展开。于是有人（可能是和尚）想出折叠的办法，就是不再卷，而是横着以四五寸为一段，左折右折地使长的纸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像现在的书本），名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现在装裱碑帖拓片，大多还用这种形式。这样一改，想读一卷的末尾，就可以只展开尾部而前部不动。经折装有字的一面各页不连，纸背各页也不连，因而还可以展成有折的长幅。也许是为了加强整体性，有时用一幅整纸，左半粘在书本的上面，右半粘在书本的下面，形成完全同于现在的平装，就成为旋风装（意思是一页一页翻检很方便，像刮旋风一样）。此外还有蝴蝶装，形式同于现在的有些地图集，展开，左右两半连为一幅。以上这些属于“本”装的前期。其后到了过渡型，是包背装，一页分为前后两版，折叠，书背用纸或绫包裹，形式同于现在的精装。明朝是包背装和线装交替的时期，前期，尤其比较贵重的书仍旧用包背装，如《永乐大典》（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四库全书》还是用包背装）。但是线装优点多，简便，坚固，因而木刻本的形式，明清时期，演变到最后，由线装独霸了。也就因此，我们提到古籍，想到的形象总是木刻、纸印、线订的长方形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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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各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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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谈的是“多种”刻本都有什么样的版本。限定刻本，是因为：一是册和卷没有版本问题；二是稿本、抄本的影印本数量很小；三是石印、铅印时代很近，关系不大。刻本（或称刊本），作为版本，由于刻印方面的各类特点，名称很多。例如着眼于时代的不同，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宋元刻本名贵，难得，有人照原本再刻，于是又分为原刻本和翻刻本。刻书有公私。公的，如明有南北监本，清有内府（主要是武英殿）本；各官署刻书也属于此类。公家财力雄厚，人才多，一般说，所刻质量比较高。与公刻相对，有私家刻的，称家刻本或家塾本，一般说也是好的；坊刻本也属于此类。专着眼于质量高低，有精刻本、坊刻本（或称通行本）的分别。精刻本不只刻得好、印得好，有的还经过有名学者校勘；坊指一般书铺，质量当然就差了。讲版本，有时还着眼于开本的大小，开本小得多的称巾箱本（也称袖珍本）。着眼于字形的大小，分为大字本和小字本。着眼于字的颜色（绝大多数是黑色），还有少数朱印本、蓝印本和三四种颜色的套印本。字一般是刻在木板上，武英殿有一些书是用木活字印的，称聚珍本。刻板印书，有的印数多，分先印后印，先印的清楚，称初印本，后印的模糊，称后印本。此外，还有少数，字由作者自写（如郑燮《板桥集》）或由名书家写（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林佶写的），然后刻印，称写刻本，性质同于精刻本。时代早的刻本和精刻本等比较难得的，统称善本，其他是通行本。版本还有更细的分别，如汲右阁本（毛晋所刻）、湖北局本、《古逸丛书》本（黎庶昌所刻）等，那已经超出样式的范围，可以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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