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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已经散失的，如刘向《别录》、荀勖《晋中经簿》之类不算，存世的仍是数量很大，想了解个大概也不很容易。这里只能分类举一点点例。目录，尤其前期，绝大部分是公家的。这也难怪，因为书的绝大多数是在公家手里。公家目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皇家秘府所藏，《别录》、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等都是；一类是史书艺文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是。私家的目录，现存的由宋朝开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很有名的。宋以后，刻书盛行，私人藏书的越来越多，收藏量越来越大，私家目录如雨后春笋，简直数不胜数，如明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都是很有名的。以上是一般的。还有各种性质的书目，如《出三藏集记》和《开元释教录》是佛经目录，《金石录》和《宝刻丛编》是金石目录，《宣和画谱》和《秘殿珠林》是艺术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和《百宋一廛书目》是善本目录，等等。初学，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概况，能够找一两种讲目录的书看看，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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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目录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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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目录的知识，以博为好；至于利用，那就可以择要。所谓要，是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为现代的读者引路。比如各史艺文志，尤其早期的，其中的许多书没有传下来，我们看它就用处不大。又如各种善本书目，其中的书即使没有散失，我们也难于找到，因而看它也用处不大。还有，有很多目录只列书名、版本等而没有解题，就不能起引路的作用。各种条件都计算在内，最合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因为一，它时代近，所收的书，绝大多数还能找到；二，收书多，正式抄存和存目相加，超过一万种；三，每一种都有相当详细的提要，介绍版本、作者、内容、流传等情况，并评论其得失；四，书有多种版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并有书名和作者的索引，便于检查。这部书介绍古籍，无论评论还是考证，都有精到之处（当然也难免失误，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指出一些），所以学文言，探索文言典籍，我们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书名辞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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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不是往深广方面探索，而只是想知道比较重要、比较通行的古籍都有哪些，以及某一种都有什么版本，那就可以参考张之洞（有人说是缪荃孙）编、范希曾补的《书目答问补正》。这部书收书两千多种，体例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略有变更，并收丛书和初学读本。优点是能够告诉读者，想读某一种书，可以找到什么版本，宜于用什么版本。所举版本都是通行的，容易找到的，所以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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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有集多种书刻成丛书的风气，有些书，单行的难找，常常可以在丛书中找到。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熟悉丛书的情况。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三册，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现存的还有哪些丛书，每一种都收了哪些书；二，某一书是否收入丛书，如果收了，收入哪些丛书；三，某一作者有什么著作收入丛书，以及收入哪些丛书。现存丛书几千种，所收之书若干万种，因而读古籍，有这部书作向导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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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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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典籍，特别是早期的，文字简古，有的还有残缺、错乱的情况，因而不容易读。为了化难为易，历代都有人做整理的工作。整理过的比未经整理的易读，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知道整理的情况。这情况，有具体的，就是某一种书，都有什么人整理过，怎么整理的，现在想读，以哪一种本子为最好。显然，这样的具体情况是说不尽的。所以这里只想说说概括的，就是常用的整理方式。这有三种，是章句、校勘和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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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式标点符号以前，我国所有著作的文字都是连写。这读起来当然费力，有少数地方还会断不清。汉朝的经师用立于学官的各种经典作教材，为了弟子能够读得正确，就把文字分章断句，于是有了章句之学。例如《诗经》，今本《周南·关雎》后面写“关雎五章，章四句”，《召南·草虫》后面写“草虫三章，章七句”；《孟子》，今本第一篇标题是“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第二篇标题是“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这都是章句之学的痕迹。章句，看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分章断句之前，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以断句为例，《论语·子罕》“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传统的读法，近人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举出许多证据，说“夫”字应该属上；《孟子·告子下》“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传统的读法，近来有人怀疑，由句法方面看，“行”也许应该属上。断句有时不易，可见章句之学是不可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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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一般是与注解同时进行，这里分开说是为了方便。这是随着文字传抄有误产生的。《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卫国有人读史记（古史书名），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听见，说“三豕”是“己亥”之误，这已经是校勘。到汉朝经师，校勘也成为专业。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像卢文弨、王念孙、俞樾等还写了专书（《群书拾补》《读书杂志》《古书疑义举例》等）。对某一种书进行校勘，一方面要有广泛的材料，如不同版本，其他书的引文，本书上下文，有关的知识，等等，另一方面要有评判的能力；否则就很可能错。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多举证，提看法，而不径自改动。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承认，经过校勘的书，一般是比较容易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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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古籍，注解是最难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牵涉的面最广，没有渊博的学识难于胜任。由汉代起，历朝都有这方面的专家以及这方面的名作，如郑玄的多种经书注，《史记》的三家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文选》的李善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以至《说文解字》的段玉裁注，等等。注解有各种名称，如注经名“传”，兼注经传名“疏”；此外还有“笺”“注”“解”“索隐”“正义”等。就来路说，注解有出于一人之手的，如《庄子》郭象注；出于一人之手而吸收前人注解的，是集解或集注，如朱熹《四书集注》。注有出于多人之手的，如《文选》有五臣注和六臣注。还有的书，前人注过后人再注的，如《楚辞》先有王逸注，后有洪兴祖补注。有的重要典籍，注本不只一种，如杜甫诗和韩愈文，注本都很多。由内容方面看，注解通常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训诂，就是用浅易的词句解释古奥词句的意义，如果词句牵涉到古名物或古事古语，也要指明形制和出处；二是正音，就是用直音、反切等办法注明生僻字和变读字的读音；三是明义，就是阐明词句的微言大义；四是证事，就是引用其他史料来更详细地说明情况；五是校勘。古人作注解，常常因原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偏重，如《老子》王弼注着重明义，《三国志》裴松之注着重证事，《文选》李善注着重词句的来历。旧注当然都是用文言，而且，常常是现代读者会感到难解的，它却未必注。但从积极一面看，它总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疑难，所以读文言典籍，一定要学会利用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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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十章 学以致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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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认识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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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学会文言，旧时代不是问题，因为文人要用，不会就不能应付科举考试，不能处理社会生活。“五四”前后兴起文学革命，问题来了。前进的许多人说文言是死文字，早该抛弃，要改用白话写。到三十年代，照前进的人的看法，白话的新文学是彻底胜利了。胜利了，文言推位让国，当然就不再有要不要学会的问题。这样，好像问题就不再有。其实不然，因为事过境迁，平心静气地回顾，就会发现，那时候的胜利，主要是在改用白话写方面；至于怎样对待文言，是或者没有考虑，或者考虑而戴着有色眼镜，没看清楚。例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写了一本《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白话的，意思是文言作品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价值，似乎也就没有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说法对吗？推想现在绝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文学革命之后，还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只有上卷），晚年还用力研究《水经注》。可见就是改用白话写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如何对待文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没解决的重要表现还有，五六十年来，教材里有文言，学生还在学。学，当然希望学会。学会，有目的。目的可以广，是接受文化遗产；可以狭，是欣赏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此外，有些人还认为，用现代语写可以从文言里吸收些营养。总的精神是文言还有用，应该学。可是也有不少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学会很难，并且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帮助，浪费时间不合算，应该不学。学，有理由，不学，也有理由，相持不下，于是这文学革命时期留下的问题反而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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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复杂，是因为相反的两方，所说都有道理，并且都有事实的根据。文言的价值，如第四章前半所说，大概绝大多数人会承认。这样，不学因而不会，接受文化遗产、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等事自然就做不到。这就整个国家说是不小的损失，就个人说也是不很小的损失。可是，事实上，学会确是不易（主要由社会统计方面看），并且，不学不会，对于通晓科技，甚至在科技方面拔尖，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意见不一致，如何实行也就难于确定，所以说，问题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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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应该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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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端的办法斩钉截铁，优点是干脆。但有缺点，是由对立的一方看，行不通。偏于一端行不通，显然，可行的办法只能在中间，也就是在学和不学之间。这中间的路是原则，至于具体办法，因为有整个国家和单个人的区别，那就还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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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国家说，中间的路是有人学，有人不学。有人学，接受文化遗产一类的任务就不至完全落空；有人不学，浪费时间不合算的忧虑就可以相对减轻。这样打折扣的兼顾，推想相持不下的双方都不会十分满意，但也实在想不出能使双方皆大欢喜的办法。这里假定兼顾的办法可行，下面一些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人不学。这原则上不难定，是需要用文言的人学，对文言有兴趣的人学。比如一个人的专业或愿意从事的专业是整理古籍、研究古代汉语或研究本国史等等，他就不能不学文言。不从事与文言有关的专业的，也许愿意读《史记》《文选》、杜诗等多种典籍，他也就不能不学文言。需要的和愿意的相加，会有多少人？这很难说，幸而关系不大，可以不管。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断定某些人是需要学或愿意学的，某些人是既不需要学又不愿意学的。想知道爱吃不爱吃，先要吃一些试试。这就使我们陷入像是矛盾的圈圈里：因为决定不全学，反而要全学。这是说，早期（比如小学后半和初中前半）总要都学，才能稳妥地分辨哪些人可以学，哪些人可以不学。再下来的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定学制，教师和家长如何考察和引导，出版部门如何制定出版文言读物计划，以保证这先尝后买的办法能够顺利实施。这些是具体措施方面的事，可以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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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说，中间的路是可以学，可以不学。决定学不学的标准仍是上一段指出的：要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非学不可；没有必要，可以不学，但是如果有兴趣，那就也非学不可。这样做，整个国家和个人，由实行和收获两方面看，就有了大差别：整个国家是两全，个人是走一极端。不过总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学，有机会；不学，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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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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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要学，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学的问题。怎样学，决定于怎样要求。比如要求的是精通，像清朝许多汉学家那样，学就要通过严格训练，既要博，又要精。次一些的是各种与文言有关的专业，至少博的要求可以差一些，读书无妨取近舍远。在目前，绝大多数人学文言，要求更低，是想利用文言这个工具，读一些值得现代人读的文言典籍，吸收或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便提高文化教养。这样要求，学，程度方面就只是一般，比如读《尚书》，大多不理解，读《史记》，参考今人注，十之九理解，读《阅微草堂笔记》，没有注，也十之九理解；范围方面可以任意，比如对史书有兴趣就多读一些，对经书没兴趣就几乎不摸。这样学虽然近于玩票，其实也就够了，因为我们制定任何措施，都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容许的可能性，何况这半瓶醋的程度，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有不很小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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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以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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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就是这低之又低的愿望，想实现也很不容易。理由不只一个，如文言是另一种语言，很难学；事实是好多人学了（如中学生），而学会并感到有用的人非常少。前一个理由，如果我们不同意，还有辩论的余地，后一个似乎就只能承认。前后两个相加，显然就可证，学会文言确不是轻易的事。不轻易，与社会环境有关系，因为就绝大多数人说，是可以不用；不用，学的动力自然就容易枯竭。这样的人，照上面提到的二分法，应该放在不学的一边，可以不论。问题是有些人在学，甚至愿意学，也不能如愿以偿，是为什么？我想，方法合适不合适恐怕有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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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言，过去几乎都是用传统的办法，多读，以熟求通；甚至由浅入深的原则也不大管，如《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其微言大义是连大儒也感到深奥的。可是这样随着旧格调吟诵，有不少人渐渐也就会了。这方法，就是晚到鲁迅先生弟兄也仍在用。他们是白日在三味书屋，随着老师读，放了学，杂览，读得更多。学通了，用的只是一个处方，多读。这很费时间，很费力量。有没有省时省力的近路？近年有不少人设想，有近路，办法是以知为本。所谓知，是了解文言的词汇和句法的规律，以纲统目，一通百通。这想得很好，如果真能行之有效，那就更好。但是这条路像是并不平坦。如所谓规律，即使大家都认为正确，也总是烦琐的，枯燥的，记住，尤其搞清楚，很不容易。还有更严重的，是规律都是概括的，而面对的词句总是具体的，以概括绳具体，就会苦于鞋太大，脚太小，沾不上边。这表现为现实就是，读过一篇，可以用规律的术语说得清清楚楚，如某字是词类活用，某词组是宾语提前，等等，可是翻开另一篇，常常感到茫然。这是因为只记了术语，而没有熟悉文言的表达习惯；而某词某句在某处表达什么意义，是由表达习惯决定的。这表达习惯，用《荀子》的话说是“约定俗成”。约定，是大家都点了头；俗成，是都这样用惯了就通了。约定俗成，就所以这样约而不那样约说，与规律或理有关；但理所管是大概，至于具体，那就有习惯的自由。比如说“喝酒”“买酒”，合于“动—宾”的理，但也可以说“醉酒”，这是凭的习惯的自由。习惯决定意义，因而想确切理解词句的意义，就不能不通晓习惯。想通晓习惯，显然，除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总之，学文言，想学会，就不能不多读。当然，知识也不是毫无用处，比如读得相当多了，能够用知识综合一下，加深认识，那就如同红花之旁有了绿叶，更美。总之，原则要以熟为本，以知为辅。多读，还有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并到下一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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