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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菱窠”的，是“沙河堡”。成都人把“沙河堡”也叫做“沙河铺”。一地而二名，究竟哪个才是正名？大家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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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堡”就是“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称“今北人读堡为补”，并认为这个读音在唐代就有了。他的依据来自于唐代李匡乂《资暇集》“今人谓保为补”的记载。狮山、沙河，一“山”一“河”是古代成都东南的一道屏障，故有“沙河堡”之名。而“堡”又读为“铺”（音同“补”），因此也称“沙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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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水为凭，这是古代地域命名的一个主要法则。比如四川中江县的历代县名，不以山命名，即以水命名：西汉置郪县，因境内的郪江水而得名；三国置五城（伍城）县，因境内的五城水（今凯江）而得名；后周置玄武县，因境内的玄武山而得名；隋朝置飞乌县，因境内的大小飞乌山而得名；唐代置铜山县，因境内的铜官山而得名；北宋称中江县，因境内的中江水（《蜀水经》称“凯江谓之中江”）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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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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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遂宁管辖的射洪县，其得名与流经境内的江水有关，同时也与蜀地方言有关。其地因有射江（也名梓潼水，今名梓江）过境，故在西魏时设置射江县，到北周时改名为射洪县。从西魏到北周，不过二十余年时间，为何就改了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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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江名字的由来，《元和郡县图志》载，源于这条江水流湍急，如离弦之箭射出：“县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江口。”《元和郡县图志》还记载：“蜀人谓水口曰洪，因名射洪。”尽管这个说法可以将射洪这个地名与方言拉上关系，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倒是蜀人李膺《益州记》里的说法值得采纳。据《太平寰宇记》引《益州记》云：“郪偻滩东六里有射江。土人语讹以江为洪。”这段早于射江设县年代的记载，认为“江”与“洪”同音，任乃强先生也赞同此观点：“江字，古读如共（公）音。后转如缸。蜀人读如煎。后周（应为北周）用北方音而变其字，改作洪也。”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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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了蜀江，自然也得说说蜀山了。蜀山对蜀文化的构建并不比蜀江逊色。比如位于成都邛崃的南宝乡，便是得名于当地的南宝山。而南宝山的得名又与当地方音有关：“南宝山原名烂包山，因烂石多而得名，又以特产丰富，资源较多，并取其谐音将‘烂包’易为‘南宝’。”李旭葵：《邛崃乡、镇名由来》，《邛崃文史资料》（第25辑），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2011年，第50页。从烂包山到南宝山，是以四川方音作为背景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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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语中，边音鼻音l、n不分，所以烂、南不分。又因当地人读“乱”字会将介音u省去，所以民国《邛崃县志》将“烂包山”写为“乱包山”。而当地人又读包为“宝”，如“金包卵”叫“金宝卵”，荷包蛋叫“胡宝蛋”。所以烂包山便由此改为了南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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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包”也是一个方言词语。《成都话方言词典》有“烂包田”一词。“烂包田”也写为“滥包田”，民国《合江县志》：“滥包田，谓泥脚深而土仍非沃者也。”王玉璋修，刘天锡等纂：《民国合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3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91页。烂包山，大约也因该山贫瘠多乱石而得名，因此一度成为犯人劳改的所在地。由烂包山改名为南宝山，顿时充满了富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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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因时代而变迁，在地名的沿革中，包含了大量的古音信息。“山川形胜，典籍无稽，每证以古语之流传，而十得八九。”胡璠：《源桥碑记》。王铭新等修，钟毓灵等纂：《民国大邑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0页。而方音与古音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方言与地名也是息息相关的。如山水之间，平地为坝。“坝”本为蜀语，《玉篇·土部》称：“必驾切，蜀人谓平川曰坝。”以成都市区而言，有皇城坝、华西坝、金家坝、较场坝、金牛坝等。而四川各地也多以坝命名，如邛崃有平落坝，大邑有坝，中江有飞乌坝，新都有螺蛳坝，平武有南坝，江油有中坝，南江有正直坝，广元有元坝，荣县有童家坝等，而四川西部也称“川西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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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梦溪笔谈》卷4称“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四川部分地名的“错乱乖谬”，也多与当地方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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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流黄甲镇，原名黄甲场，也叫王家场。追溯这个名称的来历，据说因小镇形成之初，当地有黄姓大族而得名。又因黄姓势力盖过一方，故名之以“黄甲”。后来，黄姓没落而王姓崛起，于是改名为王家场，直到1949年后才恢复原名叫黄甲。但至今当地人仍出于习惯，常把黄甲场叫做王家场。张宏伟、赵朝南：《牧马山重镇王家场》。何承朴、何明德主编：《川西小镇风情》，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39页。黄甲与王家，其实是方言读音相混造成的。黄王不分的语音现象，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有记载。宋代《猗觉寮杂记》卷下称“黄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岭外尤甚”。宋代周密《癸辛杂识》称：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清初，湖广填四川，两广籍移民占全川人口的“二十分之二分”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10页。也就是说，在四川人中有百分之十是两广人，因此广东话“黄王不分”的特点，很容易就影响到了移民对四川地名的称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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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大邑县揭家村，因当地有揭家寺而得名。揭家寺在清代叫“且家寺”。据乾隆《大邑县志》卷3记载，“且家寺在县南二十里”。且家寺在明代叫福寿寺，清初因有且姓先祖在该寺出家为僧，带田数十亩作庙产，遂改福寿寺为且家寺。但当地方言将且（qie3）读为起（qi3），而“起”又与“七”声音相近，因此，1996年版《大邑县志续编》中“且家村”皆写作“七家村”（该书在《正误表》中对“七家”应写作“且家”予以说明）。而在当地方音中，“七”又与“揭”读音相同，皆读为qie2，而当地原本有揭姓。因为当地方音的缘故，且家寺就此改成了揭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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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处地名的讹误，按其原委，无一不是由当地方音造成的。如能还原其本来名称，则对挖掘该地历史、文化有莫大的帮助。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西）贫农王小波、李顺因不堪官府盘剥，揭竿起义。第二年李顺占据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宋太宗派兵镇压，两军在安国镇有一场大战。安国镇在哪里呢？据北宋中期编撰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安国镇在“（成都）府西南五十里”。按其距离，大约在今温江永宁与文家两镇附近，但今日该地已无此地名。据温江县志记载，当地有“安谷铺”：“‘谷’、‘国’二字，温江方音‘谷’读如‘咕’的重音，‘国’读如‘怪’；则‘谷’的读音与北方语音的‘国’字相近。因此，可能宋时这里叫‘安国镇’，后来‘国’字讹为‘谷’字，以后遂以‘安谷’名铺。”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另据《温江县志》载：“文谷为后蜀御史，退官寓居文家场北。后谷故，乡人以谷命名为安谷场。”如果通过方言考证出当地早被尘封的历史，那对于四川文化来说无疑是一件功莫大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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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还能反映当地人的时空观念。《方言与中国文化》说道：“各地的民歌都是用当地方言传唱的，民歌和方言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我们就以四川的一首儿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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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威远的儿歌是这样唱的见李树勋：《上成都》《威远文史资料》（第1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威远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4年，210页。又资中儿歌：“胖娃儿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儿骑白马。白马跳得高，胖娃儿耍弯刀。弯刀耍得圆，胖娃儿当状元。”见铁波乐：《资州揽胜》，2001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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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娃胖笃笃，骑马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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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很好耍，胖娃吃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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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都江堰的儿歌却是这样唱的灌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灌县卷》，1987年，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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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娃儿胖嘟嘟，跟到老汉儿下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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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又好耍，胖胖儿骑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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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儿歌的两个版本中，有一个地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上成都”与“下成都”。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四川还很普遍，比如中江、资中等地的人说去成都为“上成都”，而川西邛崃、大邑等地则说为“下成都”。这样的说法，大约与民间“上五县”“下五县”的说法有关。民谣“上五县下五县，成都有个壩壩筵”。而“上”“下”的称谓大约又与四川人的方位观念有关。成都人不称东西南北，而称上下。只要在成都市区坐一趟公交车，就不难发现“上沙河铺”“下沙河铺”“上莲池街”“下莲池街”这样的街名。当然其中的具体详情还有待考证。这正好说明，探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的内在联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里，我想借用沈兼士先生的话说：“这个研究，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而应该合力去做的一件大事业。”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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