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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把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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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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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光口头说）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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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还用手指）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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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句说话人觉得要人拿走的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高，就只需说a，无需说b；相反，说话人觉得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就需要说b，不宜说a。作为指称形式，b“这只杯子”的指别度高于a“杯子”。同样下面两句，说话人觉得要人拿走的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高，就只需说a’，无需像b’那样再加上手指；相反，说话人觉得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就需要像b’那样加上手指。作为指称形式，b’“这只杯子”加上手指（身势语）的指别度高于a’光说“这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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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可及度”和“指别度”是为了将说话人和听话人区别开来，将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区别开来：可及度是对听话人而言，指别度是对说话人而言；可及度是就指称目标（所指）而言，指别度是就指称词语（能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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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指示词“这”和手指起到提高指别度的作用，“之”字也是起提高指别度的作用。提高了指别度也就提高了可及度，“鸟之双翼”是提高了所指事物的可及度，“鸟之将死”是提高了所指事件的可及度。当说话人觉得一个主谓结构所指称的事件可及度比较低的时候，就加上“之”来提高它的指别度，就形成之字结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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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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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新搜索的目标跟刚找出的目标如果相似就可及度高，这一句先指称“禄去公室”这个事件，说话人推测这个事件的可及度低，尽管它是已知信息，所以加“之”来提高指别度，接着又指称“政逮於大夫”这个事件，它跟前面刚说出的事件是相关的、平行的，说话人推测前面那个事件达及后这个事件的可及度就不低了，所以不再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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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有没有心理学的证据呢？有。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常提到的“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color word test），向被试人呈现用绿色写的“红”字和用红色写的“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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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鲁色词测验 （“红”字为绿色，“绿”字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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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人在念出字来的时候不受什么干扰，但在说出字的颜色的时候受干扰，容易把“红”字说成红色的，把“绿”字说成绿色的。这表明，在概念“红”被激活的时候同类概念“绿”也容易被激活，因而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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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并列结构里前用“之”后不用的现象实际是一种“斯特鲁效应”，在“禄去公室”这个事件被激活后，同类事件“政逮於大夫”就容易被激活了。上面讲的道理有没有反例呢？并列结构看似反例不多，主要是两种句子，一种是“犹”、“若”比拟句，一种是肯定否定对举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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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归之，由水之就下。（《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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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身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吕氏春秋·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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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里“由”就是“犹”。其实这两种句子不是真正的并列句，真正的并列句没有语义重心的偏向，而这两种句子都有语义重心，一般偏向于后项，语义的重心所在说话人自然是觉得应该提高指别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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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部文献里的两个同指形式，同一文献里的前后两个同指形式，前面的用“之”后面的为什么不用？那是因为找出过的目标再搜索一次的时候可及度较高，就不用再提高指称词语的指别度。有的文献不好判定记述的先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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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庄子·在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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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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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不好比较记述的先后，但是仔细分析语篇后发现，《在宥》篇“昔尧之治天下也”是首次提到“尧”和“尧治天下”，作为新的话题是后文陈述的对象，所以要提高“尧治天下”的指别度。《天地》篇在出现“昔尧治天下”前已经有十次提到“尧”，其中包括“尧治天下”，可见“尧”和“尧治天下”的可及度都已经很高。所以这一例仍然遵循上面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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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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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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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不好比较记述的先后，也应该对语篇做仔细分析。《伍子胥列传》里伍子胥是主要记述对象，是主角，主角说的话很重要，是他一生故事的一部分，要详细记载，也需要提高所指事件“越寇入灭吴”的指别度。《越王勾践世家》里伍子胥不是主要记述对象，不是主角，非主角说的话记载不必太详细太突出，司马迁在下笔的时候会认为关于伍子胥的完整故事读者可以从《伍子胥列传》获得，所以就加以简化，将“悬吴东门之上”简化为“置吴东门”，将“越寇之入灭吴”简化为“越兵入”。所以这一例也遵循上面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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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看似反例的情形也都可以按我们讲的道理做出解释，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