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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珠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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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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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崑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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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六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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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是连续的，人生在任何时代都要继承、传授。古事古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继承，又要传授。在继承传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或说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么近典呢？例如鲁迅著作及其他经典，难道可以反对引用吗？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道的，积极一点说是扔掉文化遗产，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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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用典的人方面说，他肚子里有，随手拈来，恰好能够完成表意的任务，是既方便，又经济。周密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上：“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归，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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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典的一个大优点是能够以简驭繁。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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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资治通鉴》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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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姜宸英《〈奇零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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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苏轼《答谢民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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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左衽”是引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表达有亡国于异族的危险。例（2），《正气歌》是引用文天祥的事迹，以表达决不背故国的坚贞。例（3），“升堂”是引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表达造诣相当高。我们无妨试一试，如果不用典，那就要多费一些话。有些典故凝缩为成语，如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更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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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可以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如上面举的“皆《正气歌》也”就是这样，知道出处的人读了，除了领会不忘故国的意思以外，还会想到文天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因而感受就深沉多了。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知道出处的人读了，会想到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就联想到洛神，因而形象就更美丽、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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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种优点，用旧话说是雅驯，用新话说是委婉。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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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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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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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虽素不识面者，听入平视。（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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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载舟覆舟”引用《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表达君主切不可胡来。例（5），“愿学焉”引用《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以表达敢于承担任务。例（6），“平视”引用《三国志·刘桢传》注引《典略》所记刘桢细看甄氏因而得罪的故事，以表达可以随意看妇女（这在旧时代是违反礼俗的）。像这类情况，如果不用典，话就容易说得太率直，使听者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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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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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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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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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时而不同。大体上说，时代靠前用典少，靠后用典多。所以这样，有客观的必然，有主观的必然。典籍是人作的，随着时间的延续，人时时在出生，典籍也时时在增加。虽然经过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淘汰，典籍散失不少，但总是底子越来越厚，典故的库存越来越多。库存越来越多的结果自然是用典越来越多，这是客观的必然。还有主观的必然。举唐诗宋词为例，以盛唐的王维与晚唐的李商隐相比，以北宋的晏殊与南宋的吴文英相比，都是时代靠后的用典比较多。这是因为重翻老调难于出奇制胜，难于显示自己有才有学，于是就求深，求曲，求藻饰，这办法之一（也是主要的）就是多用典。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介于客观、主观之间，或说是兼有客观、主观的成分，是群起效尤，积重难返。这有如楚王好细腰，真美也罢，假美也罢，结果总是越勒腰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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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人而不同。同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不同，学识不同，思想不同，因而文风可能有很大差别。文风的不同也表现在用典的多少上。如同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比杜牧用典多；同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比顾亭林用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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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文体而不同。文体，有大差别，如子书和史书，散文和诗词；有小差别，如史论和策论，古诗和律诗。花样太多，只能略举一隅。概括地说是偏于应酬的求藻丽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例如子、史与集部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骈文（如王勃《滕王阁序》）与散文（如韩愈《师说》）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是这样，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是骈体，通篇用典；本文散体，几乎不用典。）同是散体，如苏东坡的文章，议论与书札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诗、词、曲相比，诗比词用典多，词比曲用典多。同是诗，律诗比古诗用典多；同是律诗，七律比五律用典多。此外，有些文章是游戏性的，也常常喜欢多用典，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末尾的判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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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文体三个条件复杂错综，有时候这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有时候那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因而某人某文究竟用典多少，常常不是悬揣所能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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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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