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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汉语方言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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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苏秦挂六印说古代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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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有个著名的纵横家叫苏秦，他的故乡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年青时，苏秦曾东往齐国从师，向鬼谷先生求学。随后他便以游说为业，周游四方。起初他游说很不成功，赔光了老本，家中妻、嫂等人都讥讽嘲笑他，使他十分惭愧。然而他并不气馁，继续发愤读书，不久后又一次以“合纵”南北联合抗秦的主张去各国游说，终于使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携起手来一起抵抗西面强大的秦国，苏秦本人也当上了合纵南北联盟的盟长，同时还担任了六国的相国，一人独佩六国相印。苏秦当上六国相国后，气派十足，从此家里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苏秦六印”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了一个有名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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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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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上古时汉语即有方言分歧，那么，战国时的苏秦走南闯北，到处游说，甚至还做了六国的相国，他这么会游说，这么成功，难道说他没有任何方言的障碍吗？事实上，当时各地虽有方言分歧，但分歧还不像后来那么大。那时各地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上，语音上虽有差异但还不甚大，语法上则几乎谈不上有多少差别，所以各地百姓虽有方言障碍，但还不十分影响互相往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当时虽有方言的分歧，却也有各地通用通晓的共同语，这就像今天的普通话各地人都听得懂一样。孔子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他所说的“雅言”就是指当时中国所通用的语言。汉代扬雄在他的名著《方言》中经常使用“通语”一词，也是指各地通用的语言。例如《方言》中记载：“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秦或曰怜。怜，通语也。”意思是说“怃”、“”、“怜”、“牟”都表示“爱”的意思，但韩国、郑国人说“怃”，晋国、卫国人说“”，汝水与颍水（在今河南、安徽一带）之间的人说“怜”，宋国与鲁国之间的人说“牟”（其实就是“慕”），秦国人基本上说“怜”，“怜”是各地通用的语词。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当时各地的人在表达“爱”的意思时分别使用不同的词或音，而其中汝颍间和秦国的人所习惯说的“怜”是各地人都懂得的通语。可见上古时代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也有四方通用的共同语。苏秦是个苦读数载，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一定通晓雅言通语，所以他可以毫无困难地走南闯北，周游列国，游说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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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共同语都是以一定的方言作基础的，比如今天的普通话就是一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共同语。不过，上古时代汉语的共同语并不是今天的普通话。据考证，当时的共同语是以秦晋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共同语大体上说就是当时的秦晋方言。历史上，秦晋地区曾长期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区，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就位于晋国范围，后来的周王朝则出自紧邻晋国的秦国地区，原先也是夏部族的一支，它的影响更是绵延持续了约六百年的时间。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都处于秦晋方言地区。所以秦晋方言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常被作为四方通语使用。这一点也可从《方言》的举例中看出，例如《方言》：“颔、颐，颌也。南楚谓之颔。秦晋谓之颐。颐，其通语也。”秦晋方言所说的“颐”是通用于南楚和秦晋地区的通语。又例如《方言》：“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通用的名称“蝉”是与秦晋方言区的人们习惯说的名称一致的。在《方言》记录的一组组各地方言的同义词系列里，所提到的通语用词多数都与秦晋一带的用词相一致，这说明在上古时代，汉语的共同语是以秦晋方言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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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方大移民与古代方言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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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汉语就已经有了方言的分歧，当时的汉语方言可分南北两大区域，北方有秦晋、燕朝、赵魏、海岱、周洛、蜀汉方言，南方则有吴越方言和楚方言。这些方言都是从早期的古汉语分化而来的。而汉语的这种分化与华夏民族的移民迁徙有着很大的关系。拿南方的吴越方言来说，这种方言就是先周时代北方移民的结果。当时，原居于北方的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为太子，便与弟仲雍率众避难，南迁到当时较为落后的东南地区（即今苏南无锡、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以后又向南扩展，他们所使用的汉语便在当地演变成了吴越方言。吴越方言是今天江浙一带吴方言的直接源头。而比吴越方言稍晚，南方的楚方言也是上古时北方移民的结果。楚方言是今天湘方言的直接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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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汉始，历代都曾发生过战乱，其中著名的战乱有西汉末年的赤眉、铜马战争，东汉末年的黄巾、董卓战争和魏、蜀、吴三国纷争，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和其后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南宋亦是战乱频仍……这些历史事件引起北方汉族许多次大规模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浪潮使已有的古代方言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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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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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浪潮首先造成了北方各地方言的混化趋同，致使它们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在扬雄著《方言》时，北方汉语方言之间分歧尚较大，还未形成后来大体一致的单一方言。到了东晋之时，北方各方言开始混合，这从东晋人郭璞的《方言注》中可以看出。郭璞在其《方言注》中多次使用“北方”一词来总括说明北方各方言之间已趋相同的情况，这说明当时北方各方言已经在向单一的方言发展。北方各方言向单一的北方方言发展大约是在南北朝以后完成的。此后，北方方言作为单一的方言（以前北方的各种方言成了其属下的相互间差别不太大的次方言或地方土语）又随着北方人民的南迁而南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例如今天云南汉族说的话（也称云南官话）即属于北方方言体系，这种次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时代由北方方言南迁演变成的。据史书记载，自先秦时起，历代都有汉族人民迁入云南，但早期的移民大多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元代之后移入的汉人，特别是明代迁入的则保持了汉族的特征。明朝自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曾由各省征调数十万大军戍屯云南各地，被征调的军队及其众多的家属大都世代落籍云南。此外，当时还有大量民间百姓移入云南。这些由北而来的移民也带来了他们所讲的北方话并使之逐渐有所改变而成为现今的云南官话。与云南接近的贵州和广西西北部同样是如此，所以那里的汉族人民所讲的方言也都属于北方方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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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浪潮还造成了北方方言南下与原有的吴越方言、楚方言的交融，造成了新的南方方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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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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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方言是最早从北方汉语分化出来的南方方言。汉代以后受北方移民浪潮的影响，吴越方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近、现代的吴方言。汉代后北方移民涌入吴语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三国时代，当时大批北方移民为江南的开发所吸引而来到吴越地区，例如那时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就有数十位是北方人，像诸葛瑾、鲁肃、吕蒙、韩当等著名人物就都来自北方。第二次是两晋之交，此次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甚至深入到了今浙东地区。第三次是两宋之交，当时北方金兵南侵，宋朝皇室南迁，大批北方军民亦随皇室向南迁徙，一直深入到今浙南温州地区。今天的杭州曾是宋朝南迁后的定都之地，当地人说的话至今带有明显的北方话的特征，而这就是那时北方话影响和遗留的结果。由于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的影响，古老的吴越方言的特征便由南往北递减。现代北部吴语受北方话影响大，因此变化也大，南部吴语受北方话影响相对小一些，因而变化也略小，而从上古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些吴语特征则保留在由古吴越语分化出来的闽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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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楚语是湘方言的最早源头，最初也是来自北方的汉语。楚方言曾经占据了南方的大片地域，但其中心地带在今湖南、湖北两省。上古时楚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差异较大，其他方言的人很难与楚方言区的人交流。南朝时的《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有个叫支道林的北方僧人去楚地“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北方人支道林觉得楚地人讲话就好像是一群白颈鸟在哑哑地叫，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可见当时楚方言之难懂。以后楚方言受历代——特别是中古时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湘方言。与古代的楚方言相比，今日的湘方言已较接近北方方言，也比较好懂了，不至于当成鸟叫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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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东南角等地的现代赣方言主要是由中古时代的北方方言演化而来的。秦汉时期，赣方言尚未形成，其今日所处地区最初为吴越方言和楚方言所占据。东晋末年，中原汉族因北方部族侵扰、战乱频繁、生活不宁而大举南迁，他们沿中国中部南下一直迁徙到达今日江西中部，唐代时北方移民又一次南下进入江西，这些移民带来的当时的北方话与当地原有的接近吴越方言和楚方言的土语交融，再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便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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