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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文本作为符号学认识对象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并非不知道其过分性质和困难。然而，我们觉得，这条探索之路又必须继续下去，在我们看来，它有助于建构一种不因无视文本这种特殊实践的指意理论的种种预设而瘫痪的符号学，并由此而能够重建成义过程理论，后者因此而成为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贡献归功于下述事实，即相对于文本，由于该物质的独特性，符号学必须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多创新，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矩阵（ses matrices）和范式，重建它们并赋予它们能够默默地使它们立足的历史规模和社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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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使符号学直面位于亚里士多德式逻辑之外的某种运作，要求重建另外一种逻辑，并因此而把知识言说推到末端，甚至过于决绝，使后者不得不因此而退让或重新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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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文本向符号学提出某种问题域，后者穿越指意的某产品物质的密实性并在产品中（在现在的言语汇集中）浓缩意义生产和改造的双重程序。正是在符号学理论化的这一领域中，精神分析科学挺身而出，提供了能够通过语象（le figuré）捕捉语言中的语象性（la figurabilité，物象性）的观念化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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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向精神分析学征询时，可以“反具体化”（“désobjectiver”）地观照自己的对象：在它针对该特殊对象提供的观念化过程中，尝试考虑某种既无起始亦无终结的纵切面，一直上溯成义过程的生产，只要该生产不是产品的起因，不满足于物质整体表面上的排列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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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诸学科向该方法提供形式范式和操作观念；社会科学和哲学明确其对象的各种坐标并确定其探索谈论内容的出发地。文本科学就这样提出某种形式化但不局限于它，却一直摹拟其舞台，即记录成义过程某种类型的规律，它是分析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浓缩（condensation），是历史的语象性（物象性）的科学：“在某种结果性的抽象形式和理论形式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修正的思考，然而依据真实的历史进程提供给我们的规律，以至于进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其经典形式的每个时期都可以从其生产视角考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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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几篇论文写于两年间，其中的不平衡或矛盾之处与一项既非终极性亦未完成的研究的不同阶段相关，体现了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这是与当今文本实践和表意科学同时代的理论建构。它们试图通过语言捕捉其各种习惯所陌生并干扰其惯例的东西：文本及其科学，并把它们纳入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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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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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qui signifie，即通常所说的能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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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最早的形而上学即诗人之神学开始，并依靠从中诞生的诗性逻辑，我们现在来探索语言和文学的起源。”（G·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新科学》［La Science nouvelle］，Ed. Nagel，1953，§428）“因此，在我们看来，显然，从人性的必然规律出发，诗语先于散文的出现……”（同上书，§460）赫尔德（Herder）从诗歌行为中寻找早期语词出现的范式。同样，卡莱尔（Carlyle，《未终结的德国文学史》［Histoire inachevée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Ed.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51，p.3）坚持文学范畴“位于我们最隐秘的本性之中，并囊括思想和行动起源时的最初基础”。我们在尼采关于巫术的论文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思想，他在追溯过去时，恢复了人类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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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知道，对于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而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熟悉诗（338e），而柏拉图即使不指责诗对群众（Loù）的改造性影响和自由化影响时，亦不重视诗的“智慧”（《克拉底鲁篇》［Cratyle］，391—397）。令人惊奇的是，被语言中诗的工作（其流动性与缺乏固定性等）所质疑的柏拉图的形式理论（théorie des Formes，理式理论），同时也从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那里找到了不驯服的对手。那么非常自然的是，柏拉图在为确立自己用于训教之表达工具的语言观（387 a，b）和固定不变的事物本质观、名称乃骗人的意象（439 b）——因此应该认识事物之本质而不通过其名称：这是后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直至今天的出发点——的斗争中，继贬低诗人（荷马的文本不能向他提供本质固定不变的证据）之后，终于向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和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原则发起攻击（参阅《克拉底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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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典理论一般把文学和艺术视为模仿（imitation）：“模仿是人的本性，自孩童时代即表现出来……其次，所有人都乐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诗学》）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的微妙远未揭示出来，在文学理论史的长河中，它被理解为对某种自在的外在的复制、反映或仿造，以支持某种文学写实主义的要求。感知领域被指给作为艺术的文学，与认知领域相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普罗提诺（Plotin）那里（《九章集》［Ennéades］，IV，87：这样，自然就有两种面貌，一种可以认知，另一种可以感知），被提出“美学”一词并创立了美学言说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所继承：“希腊哲学家们和教会神甫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区分被感知事物与被认知事物。当他们用认知一词赞美如此远离感官（亦远离形象）的事物时，十分明显的是，他们没有把可认知事物与可感知事物一视同仁。因此，可认知事物应被某种高级才能作为逻辑对象而认识；而可感知事物应由低级才能作为感知科学或美学的对象而研究。”（参见G·鲍姆嘉通：《关于诗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poésie］，§116，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4）稍后还有：“一般修辞学（la rhétorique générale）可以定义为意义的表现，而一般诗学（la poétique générale）则是研究感觉再现之完美展现的科学。”（同上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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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那里，“美学”是某种普遍的主观判断，因为与概念（conceptuel）判断相对立；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诗”的动态艺术成了对理念（l’Idée）之独特化运动的最高级表达：“它（诗）囊括人类精神的全部，此即包括了它在各种方向的独特化。”（黑格尔：《美学》［Esthétique］，“诗”，Ed. Aubier，p.37）这样他就把诗与思辨哲学并列起来，同时又因诗所建立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把它与后者相区别：“无疑，其作品应该具有某种和谐的统一，而赋予整体以勃勃生气的东西也应该出现在个体中，但是这种出现不应由艺术刻意突出，而应保持某种内在的自在状态，犹如灵魂存在于所有器官但不赋予它们某种独立存在之表象。”（同上书，第49页）这样，作为理念之表达、之独特性的外在化，还因为它是语言，诗是某种内在化的再现，使理念尽可能靠近主体：“于是诗歌创作的力量在于诗内在地塑造某种内容，而不使用外在物象或旋律的承接：这样，它就把外在的客观性改造为内在的客观性，精神以这种客观化在精神中和应该在精神中处身的同一形式，把内在的客观性外在化而再现它。”（同上书，第74页）被用来论证诗歌运动之主观化的诗是语言的事实很快被排斥：黑格尔拒绝思考语言的物质性：“诗的语言性这一侧面可能引发无限的讨论和无限复杂的讨论，但是，我以为自己应回避这类讨论以关注等待我的更重要的主题。”（同上书，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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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文本观的某些思想片段——它们占据了页面的一半并试图侵占整个页面——，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上面写出的这些文字，像一座冰山一样，将在沉重的传统背景下被解读。它们还指出了某种文本理论应该能够由其脱颖而出的背景的严重的唯心主义性质：即主体和表达背景，这一背景有时被唯物主义言说未加批判地继承，探讨在文学中表达历史的集体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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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可以把神话界定为这种言说，其中‘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公式的价值几乎跌至零。在这方面，神话在语言表达方式的范围内与诗相对立，不管人们曾经怎样挖空心思地把它们拉在一起。诗是一种极难翻译成另一种外语的言语形式，任何翻译都会导致众多扭曲。反之，最差的翻译中，作为神话的神话价值得以维持。不管我们对采集到某神话的人民的语言和文化多么无知，在全世界范围内，该神话被任何读者都感知为神话。神话之精髓既不在于风格，也不在于叙事方式和句法，而在于其中叙述的故事。神话是言语；但该言语工作的层次很高，意义的莅临已经脱离了它开始启动时的语言基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Ed. Plon，1958，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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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察·罗海姆（Geza Roheim）在分析原始社会的巫术时，把它等同于升华并肯定说：“巫术的早期形式和起源形式是思想的基本因素，是任何活动的起始阶段……朝向对象的倾向（里比多或破坏欲）转向并固定在自我身上（潜在性自恋），构建了许多媒介物（文化），并因此而掌控了现实，而这些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巫术的缘故。”（《巫术与精神分裂症》［Magie et schizophrénie］，Ed. Anthropos，1969，pp.101-102；关于罗海姆的这一观点，同时参阅《文化的起源和功能》［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New York，Nervous and Mental Descase Monographs，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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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如克罗齐（Croce）指出的那样（《诗》［la Poési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9），“感受性认知概念的第一次被抛弃和实践认知概念的确立，都与诗相关”。与科学活动相比较而思考时，文学屈服于两种实质相同的检查性态度。它可以被逐出认知领域，而被宣称属于印象、激发、自然（例如因其服从“接受者精神能量之经济的原则”，参阅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风格哲学论》［Philosophie of Style，An Essay］，New York，1980）范畴；属于鉴赏范畴［对查理·莫里斯（Charles Morris）而言，诗歌言说“以符号表意，其方式是鉴赏性的，且其主要目的是引发阐释者的认同，使被表达之义在他的鉴赏表现中占优越地位”，见《符号、语言和行为》（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 York，1946］；属于与参照性言说相对立的情感范畴（对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而言，参照性言说与言说的情感类型相对立，见《“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Meaning”］，London，1923）。根据古老的隐喻说法，“Sorbonae没有一点巴纳斯的汁液”（“Sorbonae nullum jus in Parnasso”），面对“情感言说”，任何科学方法都是不合适且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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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认同艺术本身的相同定义，即使它承认科学能够且应该研究其领域。“艺术是某种情感表达……审美对象是用以表达情感状态的象征。艺术家，如同观其作品或听其杰作的人一样，艺术作品把情感意义（emotive meanings）引入物质对象，犹如把一幅画卷展开在底布上，或者倾注在乐器产生的声音中。情感意指的表达是一种自然目的，它代表着我们渴望享受的一种价值。评价是人的导向型活动（human goal activities）的一般特征，普遍性地研究它们的逻辑性质，而非把后者局限在艺术的分析方面，是很恰当的活动。”（H·赖兴巴赫［H. Reichenbach］：《科学哲学的悔悟》［The Ru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6，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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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实证主义几乎与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相混淆，把认知功能作为“艺术”的主导功能，甚至把它与科学相提并论：“……与科学一样，它是一种精神活动，因为我们在客观上有效的认知王国里承载着世界的某些内容；……艺术的独特作用是把上述内容与世界的情感内容合而为一。按照这种观点，因此，艺术的功能并非赋予探索者任何类别之乐趣，不管它们有多么高贵，而是让他认识以前从不知道的某种事物。”（奥托·本施［Otto Baensch］：“Kunst und Geful”，见《逻各斯》［Logos］一书，1923，英译为《关于艺术的思考》［Reflections on Art］，Ed. S. K. Lang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0-36）如果一文本突出服从于自身给定之规律的表意手段和表意结果的节奏并因此而类似科学方法，但仍不可能把两类表意实践视为同一（如H·里德［H. Read］那样，见《未知事物的形式》［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London，Faber & Faber Itd.，1960，p.21：“艺术家的根本目的与学者的目的相同：陈述一件事情……我想不出科学中的任何真理标准不能同样有力地应用于艺术”）。即使我们不同意里德界定“艺术”和“科学”、把它们附属于一事物之陈述的方式，即使人们用艺术和科学的内在逻辑界定自己的实践，一部文本的构成仍然毫不逊色地把当代科学的形式程序纳入或不纳入意识形态言说，并因此而回避了科学的任何中立性，回避了任何超越主观、因而也超越意识形态的真理体系，浓墨重彩地作为实践而融入正在行进中的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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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我想已经展示过了，‘逻辑’仅是sémiotique的另一个语词，是符号几乎必需的形式理论。把该理论描述为‘几乎必需的’或‘形式的’时，我看到这样的图景：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观察某些符号的特征，并由这些观察开始，通过某种我不拒绝称作抽象的程序，我们被引导到很容易犯错误的判断，再因此而进入‘科学’智慧所使用的符号特征应该拥有的相关的和绝对必要的判断……”（《皮尔斯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Ed. J. Buchler，1955，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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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们可以设想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之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成为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命名为‘sémiologie’（源自希腊语‘semeîon’，即‘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之构成和指导符号的规律。因为它尚不存在，我们还不能说出它的内容；但是它有存在权，它的地位已经预先确定了。语言学只是这个普遍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将揭示的规律亦将适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因此而与人类全部活动中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联结起来。确定符号学准确位置的使命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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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符号任意性概念的批评，见E·本弗尼斯特（E. Benveniste）“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收入《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Gallimar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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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参阅罗兰·巴特（R. Barthes）：“Eléments de sémiologie”，见《通讯》（Communication），no4，雅克·德里达（J. 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Ed. de Minuit；“Grammatologie et sémiologie”，见《社会科学信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no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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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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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后，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不管是主观唯心主义（如维也纳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如新托马斯主义），都试图指出科学在人类活动体系中的位置并确定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许多著作讨论这些问题（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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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dioscopie”一词借自本瑟姆（Bentham），表示“专门科学”，皮尔斯写道：“依赖特殊的观察，还通过其他挖掘或其他感觉……”（“Philosophie and the Science：A Classification”，见《皮尔斯哲学文集》，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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