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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罗斯形式主义大概第一个开辟了文学文本之符号学的路径。布拉格语言学团体小心谨慎地试图会同前者的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学风，亦勾画了文学艺术符号学的轮廓，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让·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řovsky）的《作为社会事实的功能、规范和审美价值》（Esteticka funkce，norma a bodnota jako sociálnífakty），Praha，1939；《作为符号现象的艺术》（L’Art comme fait sémiotique），发表地址不详，等等。文学理论的一种波兰流派，既受俄罗斯形式主义、亦受波兰逻辑学家著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文学研究中继承了这一符号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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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弗洛伊德的梦逻辑理论，通过对梦的系列生产程序和变化程序的分析证明梦不能还原为已传达之言说，从而游移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指示了文本符号学可能建构的方向。弗洛伊德这样说：“梦形成中的精神工作分为两种程序：梦之思想的生产，它们变化为梦的内容……确实属于梦的这种工作，与清醒时的思想很不同，远远超出最热衷于还原梦形成中精神活动之份额的理论家们的想象。两种形式的思想的差异是性质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比较它们……”（《释梦》［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6［1967］，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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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Oeuvres choisies），第一卷，Gosposlitisdat，Moscou，1955，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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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肢体动作，实践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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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懂我们的语言，你就不理解我们的思维，倘若没有嗓音时，请你用原始的肢体动作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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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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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肢体动作，他停留在生物类别界限的内部，即停留在现象世界的内部，而通过声音，他把现象世界化解为它的第一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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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肢体动作都有一种声音与之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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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象征性模拟与声音的最密切和最常见的联姻构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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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187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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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语词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肢体文化。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西方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语言；我们的语言选择了剥离思想和使思想干枯化的道路，在我们的语言里，各种思想是以没有活力的形态呈现给我们的，不像在东方语言里那样，顺便带动了整整一个自然类似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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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关于语言的信札》，1（193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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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一、从符号到指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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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选择如此狭小的思考，并非仅仅为了指出，“反规范”思想一直对肢体动作感兴趣，经过19—20世纪的认识论决裂之后，当它通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某些诗性文本（洛特雷阿蒙、马拉美、鲁塞尔/Roussel），试图逃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体”、言语、交际）的藩篱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为了突出某种（它们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突出现在语言学创新所面对的这种（它们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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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我们的文化从它的构成物——语词、观念、话语——中被捕捉时，它也尝试超越这些基石以期采纳某种位于它自身体系以外的其他视点。在关涉符号体系的这场现代思想运动中，两种倾向似乎浮出水面。一方面，作为把声音视为思想之合谋者并进而视为智识化重大手段的希腊思想原则的组成部分，文学、哲学和科学（包括在它们最少柏拉图色彩的表现中，一如埃斯库罗斯和尼采语录所证明的那样）选择了有声言语的优越地位，把它视为表达某种“现象世界”、某种“意志”或某种思想（意义）的某种声音工具。在这样切割的意指场和交际场中，符号实践的概念被排除，并通过这种排除，任何肢体性被展示为机械性的、相对于声音是多余的，而声音是话语的演示和分身，因而肢体性更多的是视觉而非行动，是“辅助性的再现”（尼采）而非程序。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把任何实践性（肢体性）压缩为某种再现（视觉、听觉）的西方预设：它研究作为生产力（劳动+产品交换）的体现为交际（交易体系）的某种程序。而这种情况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体系当作一台“机器”来分析的，对机器的分析又是通过机器人概念即某种并非戏剧场景，而是没有作者（主体）、没有观众（信息接收者）也没有演员的自动调节场景进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施动者”又自我毁灭这种角色，既是他的场景，又是他自己的肢体动作[1]。这样，在西方思想通过自我质疑而自我肯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发现了走出意指（主体的、再现的、言语的、意义的）而带之以“他者”的某种尝试：作为动作的生产，因而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毁灭“语音中心主义”（“verbalisme”，我们用这个术语表示意义的固定化和/或我们文明的文化的封闭结构）。然而，符号学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重新融化它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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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种触及有声语言之符号学实践以外的其他符号学实践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得到肯定，这种倾向与对不可能压缩为我们的文化图式的欧洲外文明的兴趣并行[2]，与对动物的符号学实践（“最经常的是类似的实践”，而在人的语言中，部分交际已经实行了数字编码[3]）或者非语音的符号学实践（书写文字、书法、行为表现、标签）的兴趣并行。若干专注于肢体动作不同风貌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并尝试把肢体动作不可压缩为有声语言的性质格式化。肢体动作研究的大专家皮埃尔·奥莱龙（Pierre Oléron）在证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不能应用于肢体动作因为后者是以其他分类来运行的之后，这样写道[4]：“模拟语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行动和对行动的参与，甚至是对事物的参与。”最新近的研究在承认语言模式对初始切入这些实践的必要性的同时，尝试从语言学的基础图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文本汇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然后扩展语言程序本身的能量（即修订语言的概念本身，不再把后者理解为交际，而是理解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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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之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肢体动作的某种研究的效益体现出来。对于建立某种一般符号学所具有的头等重要的哲学效益和方法论效益，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可以在两个基本点上超越基于当今语言学强加给符号学之有声言语汇编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藩篱，而人们也经常指责结构主义不可避免的缺陷中就有以有声言语汇编为基础的缺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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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肢体动作比言语（语音）或图像（视觉形象）更容易作为先于产品的某种支出意义上、生产力意义上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即先于作为在交际流水线上的意指现象的再现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因而有可能不把肢体动作作为“行动的某种动机、但丝毫不触及动作性质”（尼采语）的某种再现来研究，而是作为先于被再现信息和可再现信息的某种活动来研究。显然，肢体动作在一团体的范围内传达某种信息，且仅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语言”的意思；然而超越这个已经在那儿的信息，它还是信息的建立过程（并且让人们这样设想），是在交际中先于符号（意义）建构的这种工作。从这里开始，亦即由于肢体动作的这种实践特征，某种肢体动作的符号学成立的理由应该是穿越编码—信息—交际结构并引向某种思想方式的可能性，而人们很难预测这种思想方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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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我们的语音文明的场域中，肢体动作被压缩到某种极端可怜的形态，但是它在希腊—犹太—基督教的圈子之外的文化中却得以绽放[6]。借助于在这些文明中出现的模式进行的这种肢体动作的研究，反而可以给予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文化的种种新方法。由此就产生了人类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家、作家与“这类话语”的符号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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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视野里，我们在这里论述作为实践的肢体动作词义在有关符号体系的思考中引入的两种颠覆：（1）肢体动作的基础功能（我们没有使用基础“单位”这个词）的定义；（2）实践—生产力/交际—意指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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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人类学里借用了一些例子，并非用来作为坚定信念的佐证，而是作为思维的方式。涉及所谓“原始”部落之符号体系的人类学研究，据我们的了解，永远从常见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原则出发，认定这些符号实践是对先于它们的意指表现的某种理念或某种观念的表达。以同一原则为模式的现代语言学（我们想到了语言符号被划分为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迅速从信息论的线路上回收了这样一种观念。于是，我们觉得，对于人类学家所引述的资料（关于符号体系运转的种种“原始”解释）的另一种解读似乎是可能的。这里，我们仅限于给出若干例子。例如：“事物存在之前首先被默默地指示和命名，并被按照它们的名称和符号而称呼。”（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当（事物）按照力量定位和指示后，另一成分离开‘格拉’（glã）贴在它们上面以辨认它们：这是人的脚印（或者‘脚粒’），那是人的意识的象征。”[7]或者：“按照刀贡人的话语理论，说一个人或一个物的具体名称这一事实相对于象征性地把他展示出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8]同一作者提及在刀贡人那里发卡作为“阿麻创世之见证”的象征主义时，突出了“物体形式与一个伸张手指的结合”，并把它阐释为“用来指示某物的伸张的食指”，由此有了“阿麻的手指一指就创造了世界”[9]这个说法（强调为我们所加）。另外，某些关于非语音的书写符号体系的研究都不失时机地强调两种符号化原则的互补性：一方面是再现；另一方面是指示。例如我们知道Lieou-chou（公元前403—247）文体的六大原则：（1）物体的图示；（2）动态的指示；（3）思想的配合；（4）音画组合；（5）意义的偏移；（6）借代；与中国文字有“文”（象形字）和“字”（偏正）的区分一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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