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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视作文本的小说是一种符号学实践，其中可以读到多种陈述语的轮廓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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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小说陈述文不是一个最小意义单位（最低限度的实体）。它是一个运作过程（opération），一个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组织各种运作材料的运动，在书面文本研究中，这些材料或是字词，或是作为义素（sémème）[3]的字词连缀（语句、段落）。我们无意对这些实体（义素本身）加以分析，而是要研究把它们兼容并蓄到文本整体中的性能（fonction）。这确实是一种性能，也就是说具有变化性和关联性，每次取决于它所联系的互不关联的变项，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字词之间或语句、段落之间的单义对应。显然，我们所提出的分析方法虽然通过（字词句段等）语言单位来进行，却具有贯穿语言的性质。打个比方来说，语言单位（主要是语义单位）只是我们划分小说陈述类型（types des énoncés romanesques），即诸多性能的跳板。我们忽略各种语义单位是为了提炼出起组织作用的逻辑应用（application logique）关系，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切分（suprasegmental）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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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个超越切分阶段的各种小说陈述语在小说创作中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建立起小说陈述类型的划分体系，进而寻找小说之外的来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定义“并且／或者”（et/ou）作为意素的小说。换句话说，在小说外部（extra-romanesque）文本整体（Te）基础上形成的性能在小说自身文本整体（Tr）中发生作用。小说意素正是这个来自小说外部文本并在小说自身文本中发生作用的互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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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种可能难以区分的分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提炼出小说中的符号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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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范围内的陈述语进行超越切分的分析，它将揭示小说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开篇的构思，结尾的任意，双元对立结构，偏离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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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述语进行互文性分析，它将揭示小说文本中“话语”（parole）与“文字”（écriture）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论证小说文本的性质更接近于“话语”而非“文字”，并将对其“语音次序”（言语各机制的排序）的拓扑学（topologie）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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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说是类属于符号意素的文本，那么有必要简略描述一下作为意素的符号所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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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从象征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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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世纪后半叶（13—15世纪）是欧洲文化的转型期：符号思维替代了象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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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3世纪，象征符号体系是欧洲社会的特征，并且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和绘画艺术中。这是一种体现宇宙观念的符号实践：事物（象征）代表的是一个（或多个）无法表现和无法认知的宇宙超验力量；超验力量与代表它们的事物之间存在单义联系；象征与它所象征的对象之间并不“相像”；这两个空间（象征本体—象征体）本来彼此分离、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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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承载了象征本体（共相），而象征本体不可约减于象征体（标志）。体现在史诗、民间故事、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等文学样式中并转向象征领域的神话思想在表达时需要依赖一些具有象征性的事物，相对于被象征的抽象概念（“英雄主义”“勇敢”“高贵”“美德”“恐惧”“背叛”等）而言，它们是一些具体元素（unités de restriction）。象征功能的纵向意义（共相—标志）是具体和限定（restriction），它的横向关系（符征体系之间的关联）是回避悖论（paradoxe）；在横向意义上可以说，象征意味着回避矛盾（anti-paradoxal）：在其“逻辑”中，两个对立项之间相互排斥[4]。善与恶是不可调和的，正如食物的生与熟、蜂蜜的甘甜与灰烬的苦涩等，矛盾一旦出现便立即要求化解，矛盾因此被掩盖和“解决”，也就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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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言语体系在一开始便体现出这种符号实践的实质：其思维范式呈环状，开头蕴涵并预设了结局（首尾相应），因为象征性能（即意素）先于象征性表述本身而存在。于是产生了象征符号实践的一般特点：象征数量的有限性，象征的重复性、限制性、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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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15世纪对象征思维提出质疑，削弱了它的重要性，但并未使其完全消失，而是基本过渡（同化）到符号思维当中。支撑象征的超验基础——它的“彼岸”世界和精神根源——受到置疑。正因如此，在15世纪末之前，戏剧舞台上表现的耶稣基督故事皆取材于《福音书》（有正有伪）或是《圣徒传》（参见朱彼纳勒根据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馆藏公元1400年左右的手稿而出版的中世纪神秘剧[5]）；从15世纪开始，戏剧上表现的主要就是耶稣的平凡生活，艺术上也出现同样变化（如埃夫勒圣母院[6]）。象征所表现的超验精神基础似乎开始动摇。一种新的表意关系初露端倪，它联系的是“此岸”世界中两个“现实的”和“具体的”事物。因而，在13世纪艺术中，先知与圣徒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到了15世纪，四大福音传道者不仅与四大先知而且与罗马教廷四大圣师（圣奥古斯丁、圣热罗姆、圣昂布鲁瓦兹和伟大的格里高利，参见阿维奥特圣母院祭台）相提并论。史诗般规模宏大的建筑和文学巨制不再可行：取代大教堂的是具体而微的小教堂，15世纪是细密画家们（miniaturistes）大展才华的时期。象征所代表的单一而明确的关系被符号所包含的模糊联系所取代，符号试图表现它所连接事物之间相似且相通的关系，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以两者之间的本质不同为前提。于是，在这段过渡时期，两个不可等同而又类似事物之间的对话（引发悲怆情感和心理活动的对话）成为常见的主题。比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大量出现上帝与人类心灵的对话：十字架与朝圣者之间、罪孽的灵魂与耶稣之间的对话，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圣经》被赋予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参见勃艮第公爵图书馆馆藏强化道德教化作用的著名《圣经》版本），甚至出现了替代它的仿作（穷苦群众阅读的《圣经》版本和《人类救赎之鉴》[7]）[8]，忽视乃至完全抹消了象征的超验精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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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种变动当中出现的符号保留了象征的基本特点：各词项之间的不可约同性（irréductibilité），在符号当中体现于指称物（référent）与所指（signifié）、所指与能指（signifiant）之间，以及依此类推，在表意结构（structure signifiante）的各个单元之间。因此，符号意素总体上类似于象征意素：符号是二元的，有层次的并且具有区分等级层次的功能。然而，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符号与象征又存在差别。从纵向上看，符号指涉的实体比象征指涉的事物更加具体化——经过具体物化（réifié）的共相变成严格意义的事物；而如果把符号结构套用到象征中，被考察的实体（现象）被抽象化，提升到超验层次。可见，符号思维实践吸收了象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把它投射到“显而易见”（immédiatement perceptible）的层面；经过这样的发挥，“显而易见”者就转化成客观性——符号文化言语体系的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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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上看，符号思维实践中各个环节的连接方式表现为各种偏离之间换喻性关联（enchaînement métonymique d’écarts），意味着渐进式的隐喻创造（création progressive de métaphores）。相互对立的事项原本一直相互排斥，现在被融入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可能性偏离的复杂系统（如叙述结构中的各种意外情节），令人产生一种开放结构的幻觉，结局呈任意性，难以闭合。比如，在文学言语中，符号思维实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以明显的方式表现于历险小说中，它建构在不可预见性和意外性（surprise）基础上，是在叙述结构层面上把任何符号思维所特有的偏离具体物化。种种偏离之间的这种连接几乎可以无限延续，因此就会产生作品结局具有任意性（arbitraire）的感觉。这是一种可以描述任何“文学”（“艺术”）的虚幻印象，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被具有构建作用的符号意素所规划，表现于封闭（闭合）型二元思维方式：（1）确立指称物—所指—能指之间的层次；（2）在对立项关系层面上消化二元对立，如同象征一样提供一个矛盾化解（solution de contradiction）方式。在象征方式的符号实践中，矛盾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排他性析取方式（disjonction exclusive），即两个词项不等值（non-équivalence），可以用“—≠—”来表示，或者是不相容析取式（non-conjonction），可以用“— | —”来表示；而在符号方式的符号实践中，矛盾的解决方案则是非析取式（non-disjonction），可以用“—∨—”来表示（以下还会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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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小说意素：小说的陈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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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意素的任何属于符号思维体系的文学作品（直到19—20世纪认识论革新之前的全部文学），在开卷伊始便已经显示结局，呈现闭合结构。它符合概念化（非实验性）思维方式，正如象征思维近似柏拉图主义。小说是符号这种双重性意素（封闭、非析取式、偏离的连接）的典型表现方式之一，下面我们通过安托万·德·拉萨尔（Antoine de La Sale）的《让·德·圣特雷》（Jehan de Saintré）这部作品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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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拉萨尔在经历了从年轻侍从、战将到税务官的漫长职业生涯后，于1456年写作《让·德·圣特雷》，其目的一是为了起到教化作用，二是为了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怨（1448年，他离开为之服务了48年之久的安茹朝廷，辞别原因不明，赴任圣保罗伯爵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德·拉萨尔的著作被其本人分为几类：具有教化作用的故事集（《厅堂集》，1448—1451）、“科学”论文或游记（1459年《关于骑士比武赛会致雅克·德·卢森堡的信》；1457年《致德·弗莱斯讷夫人慰问信》），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演说辞和其他杂章，而《让·德·圣特雷》是他唯一的小说作品。法国文学史家很少提及这部著作，而如果我们把属于符号这种模糊意素的文本视作小说的话，那么它可能是第一部可以冠以小说之名的散文体作品。关于这部小说，数目有限的研究[9]都是围绕作品产生的历史年代中的社会风俗而展开，试图在德·拉萨尔交往的现实人物中寻找理解书中人物的线索，指责作者没有足够重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百年战争等），是个迷恋过去的反动者，云云。因为过于关注模糊不清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史不曾阐明这部处于时代之交的作品本身具有的转型结构，其实在德·拉萨尔尚不成熟的创作手法中，该小说体现了直至今日支配我们智识视阈的符号意识思维[10]。此外，德·拉萨尔创作的故事与写作自身的叙述是重合的：德·拉萨尔在说话，并且在写作的同时对自己说话。让·德·圣特雷的故事与书的撰写过程合为一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成为后者的修辞表现、一个“伴侣”、一个“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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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开头的引言勾画（概述）了整个小说的思路：安托万·德·拉萨尔谂知自己的作品是何（“三个故事”）和为何（向让·德·安茹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介绍了写作意图和信息接受对象，作者用20行便完成了第一个环状结构[11]，勾勒了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视之为交流媒介，也就是符号，即陈述文（交换物）／接收者（公爵，或概而言之就是读者）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就是要讲述故事，也就是在笔与纸接触的刹那前充实和细化已知的构思——“词语间延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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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时宣布了标题：“首先是白丽库齐娜夫人和圣特雷的故事”，这意味着出现处于内容主题层次的第二环状结构。安托万·德·拉萨尔简要叙述了让·德·圣特雷的一生，直至去世（“他撒手人寰”，第2页）。于是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交代了结果。其间的所有情节插曲都失去了意义：小说将在从生到死这段历程中展开，所记载的无非是偏离（意外）性情节，它们不会破坏贯穿全局的这个“生—死”主题环。文本在主题上紧扣中心：这将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之间的演绎，名称有所不同（善／恶，爱／憎，褒／贬：比如，作者引用古罗马作品中对贵妇遗孀的赞语，紧随其后就是圣热罗姆对女性的批判言辞），但始终围绕着（正／反）这个语义轴（axe sémique）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对立主题间隔出现，不受限制，除了一个先决条件，即排他性（tiers exclu），也就是说，在对立项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ou”exclusif）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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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意素（如同在符号意素）中，只有当分离对立项的空间被一些模糊的语义组合完全占据的时候，两者的不可约同性才被接受。开篇所公认的对立概念引发了小说思路，但是立刻就会被抑制到一种过时状态，在现时中让位于丰富曲折的情节交织成的网络，一系列偏离现象联系对立两极，并且以一种糅合的态度消融在伪装（feinte）或面具（masque）形象当中。否定被容纳到对双重性的肯定当中，小说主题环中对立项之间的相互排斥性被一种暧昧的肯定（positivité douteuse）所取代，以至于开启和结束小说的析取式（disjonction）让位于（非析取式的）既是而非（oui-non）。这种性能不会因为折中而出现休止（silence parathétique），而是把狂欢节规则和自身非推理逻辑结合起来，继承了狂欢节特点的小说正是按照这种功能模式组织起它所包含的各种双重意义形象：诡计、背叛、陌生人、双性人、双关语（小说表意对象层面）、颂言、市井之声（小说表意手段层面）等。如果没有这种在小说伊始就主导作品脉络的非析取逻辑（我们下文还会谈到），即双重性，小说就无法演绎。安托万·德·拉萨尔把双重性引入贵妇的双关语：在其女伴或是朝廷听来，这些话意味着对圣特雷的挖苦；而在圣特雷本人听来，这些话蕴涵了既“温柔”又“难以忍耐”的爱情。了解贵妇人言语中的非析取逻辑如何逐步展现是很有意思的。起初，只有说话者本人（贵妇）、作者（小说陈述的主体）和读者（小说陈述的接受者）了解话语的双关性：朝廷（中性机构＝客观看法）和圣特雷（信息受述者）都不曾觉察贵妇人弦外之音中明明白白的挖苦之意。然后，双重性发生了转移：圣特雷进入会话并且接受信息，与此同时，他不再是受述者，而是变成了言语主体。在第三阶段，圣特雷忘记了非析取式逻辑，把先前所知道的同时具有反面意义的言语完全理解成正面言语，忽略了假象并且错误地把始终具有双重性的信息（错误地）进行单义理解。圣特雷的失败——故事的结局——就归因于他错误地用单一的析取式逻辑替代非析取式逻辑来理解一个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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