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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颂言失去了单义性而变得模糊，往往兼具褒贬两种功能。到15世纪，颂言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非析取性表现形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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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拉萨尔恰好在颂言产生褒与/或贬两重性之间的阶段使用了这一形式。书中所记录的颂言确实是单义性的褒扬之言。可是一旦从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它们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贵妇的背叛使得赞誉之辞显得虚伪和暧昧。如前所说，颂言变成了指摘，并且被融入小说的非析取式逻辑当中；形成于文本之外（Te）的性能在小说文本整体（Tr）中发生变化，并因此使小说成为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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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义性的分化是整个中世纪言语空间（口语）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尤其是在狂欢节情境中。分化是符号（事物—声音，参照物—语义—语音）的本质特征和交际系统的形态特征（主体—受述者，本着—假代者—他者），进入了陈述语（声音）的逻辑层次，并且表现为一种非析取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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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种偏离——引文——来自一个书面文本。拉丁语和其他（已读）书籍进入小说文本，或是被直接抄袭（引用），或是化为记忆的痕迹（回忆）。它们从自身空间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正在书写的小说当中，被加上引号袭用或是仿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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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末期重视声音文本并在文字文本中引入集市、市场、街头等（城市）空间，同时这个时期也以大量书面文本的进入为特征：书籍得到推广，不再是贵族和学者的特权[31]。这样的结果是声音文化也企图跻身于书写文化。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书都是对口头言语的记录[32]，因而引用或抄袭与颂言一样具有语音文化特征，即使它们出自文字之外（言语）的来源参照的是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作品产生之前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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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如此，对书面文本的引用扰乱了口头言语记录带入文本的规则：列举、重复，即时间性（如前所述）。书写机制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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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托万·德·拉萨尔的文本中的时间性与其说是话语型（discursiv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并不按照言语段落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安排），不如被称为书写型（scriptural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按照书写行为来引导和推进）。“事件”的进程（描写性陈述或是引用）服从于在空白之页上书写的手，服从于文字记录的布局。安托万·德·拉萨尔经常中断话语型叙述时间进程以引入文本书写工作的现在时。“言归正传”，“简而言之”，“何从说起”，“此处不言夫人及其女伴，且说圣特雷”，等等——类似的连接句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话语型（线性）的时间性：表示（书写工作的）推论性陈述行为的现在时大量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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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音）陈述语被转录入纸面，其他文本（引文）被转载，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书面文本，其中书写行为本身退居其次，从整体上来说处于次要地位：仿佛进行了抄录工作，成为一个标记，这封“书信”似乎不再具有记录意义而成为一个交换物：“以之为书信相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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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结构的小说有如一个双重空间：同为声音陈述和文字陈述，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话语（声音）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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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六、任意性结局和完整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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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表意行为都表现为表达形式上完成的陈述。这种完成有别于结构性完整（finition structurale），后者只有少数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和各种宗教有所企及。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学”被作为成品（效果、印刷）来消费，其生产过程却不被关注，而具备完整的生产工序就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小说的历史起源和它们共同的封闭结构来看[33]，文学概念与小说概念是重合的。小说中往往缺少显而易见的结局，或是模糊朦胧，或是意味深长。这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文本结构不够完整。每一体裁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将揭示出作为小说的《让·德·圣特雷》所具有的完整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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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书开头的谋篇布局已经体现了完整的结构。在我们先前描述的提纲当中，各条思路自成体系，或是首尾呼应，或是因为某个抑制性因素而彼此重合，最终勾勒出一个封闭言语系统的轮廓。除此之外，该书在写作的结束方式上再度实现结构的完整性。作者以对贵妇的惩戒而结束笔下人物圣特雷的故事，然后叙述戛然而止，小说最后以一句作者的陈述语结尾，宣布了终局：“本故事从此结束……”（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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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头的思路所设立的各个环状结构当中如果有一个得以完成，故事就可以视作结束。这个环状结构就是对贵妇人的批判，这也意味着对暧昧的批判。叙事（récit）止于此。我们把完成一个具体环状结构而产生的叙事完成称为一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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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本基本结构（二元对立及其与非析取功能的关系）的具体实现所表现的结构性完整不足以使作者的陈述成为闭合的体系。话语中没有什么因素可以结束无穷无尽的一环套一环，除非加以任意（arbitraire）处置。在小说陈述中，真正的终止行为发自当下在纸页上生产了小说的写作行为本身。当主体死亡的时候，言语停止，而制造了这个“谋杀”的是写作（生产）机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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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演者标志着出现第二次、也是真正一次结局：“一个英勇骑士之书就此结束……”（第308页）然后是简单回顾故事情节，并把陈述引回到写作行为（“此时，崇高而杰出的君主和令人景仰的王爷勿因文字过多或过少而………圣特雷说，鄙人完成此书，以之为书信相寄”），同时用书写行为的现在时取代故事叙述的过去时（“尊敬的王爷，此时此刻，无他人致信于您……”［第309页］），从而结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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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双重进行过程中（圣特雷的故事—写作过程），书写的生产力被转化为叙述，而叙述经常被中止以显现生产行为，作为修辞形象出现的（圣特雷的）死亡与言语的终止（表演者的消失）同时发生。不过，在文本结语中被重提的这个死亡不是被话语引入的，而是由文字（小说文本）用引号引入（墓碑上）的文字从而推论得知的，因此，此处话语的作用后退一步。另外还发生了一个后退，这回是语言的后退，引用的墓碑铭文使用了一门已死的语言（拉丁语）：拉丁语已经让位于法语，它也到达了死亡的时刻；此时结束的不仅是故事（在前一段已经结束：“本故事从此结束……”），而且是言语及其产物——“文学”/“书信”（“本书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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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事本可以继续讲述圣特雷的历险或其他经历。可是故事就此而止，完成了生死之环：在结构上完成小说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符号意素的各项封闭性能，故事在叙述过程当中只是变换了形式；在写作行为上完成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者，就是突出叙事行为，把叙事文当作被书写的文本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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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世纪末期，也就是在“文学”意识和“社会”（文学是其上层建筑）意识尚未巩固之前，安托万·德·拉萨尔以双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小说：作为故事（结构性）和作为言语（写作性），而这种写作行为的结局方式以其幼稚性反而凸显了后来为资本主义文学所遮掩了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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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具有双重符号地位：它是一种语言现象（故事），同样还是话语体制（书信、文学）；作为故事的存在是具有文学存在这个基本特性之前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我们就发现了小说区别于故事的特征：小说已经是“文学”，也就是说是言语行为的产品，是主有者（作者）与消费者（大众、接收者）之间一种具有价值的（言语）交换物。故事的结束就是某一环状结构的完成[34]。相反，小说的终结不止于这个故事的结束。话语机制往往表现为尾声的形式，出现在最后，缓和叙述进度，表示这其实是由一个说话主体控制的言语结构[35]。故事讲述的就是情节，而小说表现为一个言语体系（无论作者——多少有此意识——是否如此认为）。在此方面，在说话主体对其话语的批判意识发展过程中，小说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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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说作为故事来结束，这是一个修辞问题，其方式在于重新打开曾经开启小说的封闭性符号意素。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事实（作为言语或符号来理解）来结束，这是一个社会实践和文化文本的问题，其方式在于把话语（产品、作品）与话语的终结——书写（文本生产力）进行对照。这里就出现了把书看做一种生产的第三种观念，而不再是现象（故事）或文学（言语）。安托万·德·拉萨尔当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涵义。他之后的社会文本排除了任何生产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观念（效用、价值）：文学的作用是商品价值的作用，这甚至掩盖了安托万·德·拉萨尔曾经在模糊意识中的实践：文学产品的话语起源。后来等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本产生怀疑时，随着文本中书写工作显示出重要性，人们才对（言语的）“文学”产生怀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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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期间，这种打破了表现（文学事实）论的文学书写功能仍然是潜在的、无人理解和无人表述的，尽管它经常出现在文本中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安托万·德·拉萨尔和任何“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写作就是话语，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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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作者”的身份自我反思的人看来，写作有一种磨砺、推敲和定形的功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语音意识[37]认为，写作是一种人为的限定、一条任意的法则和一个主观的产物。文本中书写机制的干预往往就是作者为了解释故事的任意性结局而自圆其说的理由。安托万·德·拉萨尔就是这样在叙述时不断写到写作过程，以此来证明结局的理由：他的故事是一封书信，书信的结束就是思路的结束。另一方面，作者在写圣特雷之死时并没有讲述过程：一贯不惜笔墨、不厌其烦的安托万·德·拉萨尔在介绍这个重要事件时只是转录了一块墓志铭，并且采用了两种语言——拉丁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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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以不同形式贯穿小说历史的悖论现象：书写过程的贬值，把它划为毫无作用、多此一举、缺乏生气的一类。伴随这个现象的是对作品本身、作者和文学事实（言语）的重视。书写行为的出现只是为了结束这本书，也就是结束言语。开启书的是作者的话语：“且谈白丽库齐娜夫人。”（第1页）书写行为是一个极具区分性的行为，使得文本具备了一个不可与其他混淆的特殊性质；它也是一个极具联系性的行为，避免了一个完备的意素当中各个序列的封闭，而使它们开放到一个无限的布局中，这个行为将会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无非是为了提醒在客观现实（陈述、声音言语）之外还存在着主观创造（书写实践）行为。存在于资本主义小说中的这种语音/书写、陈述/文本的对立以及其中第二项的贬值（书写、文本）误导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这使他们把故事中出现的书写机制的干预诠释为文本的“任意性”（artibraire）或是所谓作品的“文字性”（littéralité）。显然，“任意性”和“文字性”这样的概念只会在重作品（语音、话语）、轻书写（文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封闭的（文化）文本这种意识形态中才有可能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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