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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67年（车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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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考察各种符号学实践与符号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类型：（1）建立在符号、也就是意义基础上的系统性（systématique）符号实践，它是保存性的、有限的，其内容是引向指涉物的，它是逻辑的、解释性的、不变的和不改变他方（接收者）的；（2）转换性（transformative）符号实践：“符号”脱离于指涉物，转向于它们所改变的他方；（3）“顶针式”（paragrammatique）符号实践：符号被一种可称为“四元命题”（tétralemme）的相互关联的顶针式序列所排除：每个符号都有一个指涉物；每个符号都没有指涉物；每个符号既有也没有指涉物；每个符号既有也没有指涉物，这不是真的。参见拙著《论“顶针式”符号学》（Pour une sémiologie des paragrammes），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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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学理论是囊括……人类所有意识活动领域的各种意识观念学这一广袤学科的一个分支。”——P.N. Medvedev，《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诗学的社会学批评导论》（Formalnyi metod v literaturovedenii. Krititcheskoie vvedeniie v sotsiologitcheskuiu poetiku），Leningrad，1928。本文借用其“意素”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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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使用的“义素”一词借鉴了A.-J·格雷玛斯赋予该术语的定义：义素是语义核心与语境词素的结合，属于表象层次，与词素所属的内在层次相对立。参见A.-J·格雷玛斯《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Larousse，1966，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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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西方科学思想史中，在从以象征为主导的思维、经过符号思维到多变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基本思潮，就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e）、概念论（conceptualisme）和唯名论（nominalisme）。参见蒯因（W.Quine）“共相的物化”，收入《来自一个逻辑观点》（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本文借鉴其区分两种符征体系（unité signifiante）的观点：一种位于象征空间；另一种位于符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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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西勒·朱彼纳尔（Achille Jubinal，1810—1875），法国中世纪学专家，1837年曾整理出版《未发表的15世纪神秘剧》（Mystères inédits du XVe siècl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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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于法国厄尔省的埃夫勒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Évreux）曾在12世纪毁于火灾，后于13世纪开始重建，在15世纪修复的中心小教堂中央立有著名的怀抱圣婴的圣母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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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类救赎之鉴》（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是14—15世纪出现的一个普及宗教教义插图手抄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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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勒（E.Mâle），《中世纪末期的法国宗教艺术》（L’ 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Moyen Age en France，Paris，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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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下：F. Desonay，“Le Petit Jehan de Saintré，”Revue du seizième siècle，XIV，1927，1-48，213-280;“Comment un écrivain se corrigeait au XVesiècle，”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Ⅵ，1927，81-121. Y. Otaka，“Etablissement du texte définitif du Petit Jehan de Saintré，”Etudes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françaises，Tokyo，Ⅵ，1965，15-28. W. S. Shepard，“The Syntax of Antoine de La Sale，”Publ. Of the Modern Lang. Assn. Of Amer.，XX，1905，435-501. W. P. Söderhjelm，la Nouvelle française au XVesiècle，Paris，1910; Notes sur Antoine de La Sale et ses oeuvres，Helsingfors，1904. L’édition à laquelle nous nous référons est celle de Jean Misrahi（Rordham University）et de Charles A. Knudson（University of Illinois），Genève，Droz，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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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今任何纠结于“现实主义”和“书写过程”问题的小说都近似于《让·德·圣特雷》的双重性结构：位于小说发展史终端（发展到了自我更新以进入书写生产力阶段，接近叙述又不受其限制）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令人重温了安托万·德·拉萨尔在小说体裁萌芽时期的实践，即把各种杂乱的陈述加以组织的工作。这种相似在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小说《处死》（La Mise à mort）中十分显著，而且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是有意的，这部小说中的作者（安托万）甚至借用“安托万·德·拉萨尔”一名以区别于表演者（阿尔弗莱德）的身份。（路易·阿拉贡全名为“路易-玛丽-阿尔弗莱德-安托万·阿拉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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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个说法曾被V．Chklovski在《文学理论》中《短篇小说与小说建构》（La Construction de la nouvelle et du roman）一文中使用，Coll.“Tel Quel，”Ed. du Seuil，1965，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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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Henrik von Wright，《论逻辑模式》（An Essay on Modal Logic），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e. Co.，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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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把双重性、模糊性作为小说的基本特点，并且与狂欢节的口语传统、笑和面具机制以及梅尼普式（ménippée）讽喻结构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得益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 poetiki Dostoïevskovo），Moscou，1963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作品》（Tvortchestvo François Rabelais），Moscou，1965。参见《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Bakht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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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者”概念出现于12世纪的罗曼语诗歌中，贵族诗人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信赖于游吟诗人的记忆力，他要求后者进行准确背诵，稍有差错就会被发现和评判。“‘一切都归罪于游吟诗人！’这位加利西亚的贵族诗人如此愤愤地声讨。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一些文人们的诗歌已经不再接受吟唱，游吟诗人便被排除在文学之外了。他们的身份仅剩下了乐师这一项。而即便是这个行当，最终也不免为来自国外的管乐师取代。而在14—15世纪，这些乐师本来是与游吟诗人共享社会舞台的。”（参见R. Menendez Pidal，Poesia juglaresca y juglar，Madrid，1957，p.380）。因此，早期的游吟诗人不仅是表演者（剧中人物，表现者；拉丁语“actor”的意思是表现故事的人），而且还是作者（产品的构造者，制作、安排、掌握、产生、创造事物的人，继而从生产者变成推销者；拉丁语“auctor”有出售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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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拙著《小说文本，转换言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t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Ed. Mouton，La Haye，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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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奈（Enée）和狄东（Didon），古希腊神话人物：埃奈是特洛伊的王子，狄东是蒂尔王（Tyr）的女儿。故事取材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埃奈曲》（Eneide），后来又被绘画、歌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所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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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对于这些结构句法术语，请参见吕西安·泰尼埃（L.Tesnière）的《结构句法初论》（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P. Klincksieck，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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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兰言（M. Granet），《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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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史诗中，人的个性受限于两种简单类型：好人和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物心理状态似乎“无关于性格，因此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转变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好人可以变成坏人，而其中的心理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的”。D.S.Lixachov，《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Chelovek v literature drevnej Rusi，Moscou-Leningrad，1958，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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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加兰·德·蒙格朗》（Garin de Monglan）是法国中世纪末期的武功歌作品，可能形成于15世纪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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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杜恩·德·马扬斯》（Doon de Mayence）又称“离经叛道的贵族”系列武功歌，其中的主人公形象与中世纪传统的道德规则相悖，“拉乌尔·德·康布莱”（Raoul de Cambrai）是其中一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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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Alois Richard Nykl，《与古代普罗旺斯诗人关系中的西班牙—阿拉伯诗歌》（Hispano-arabic poetry o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ld provençal troubadours），巴尔的摩，1946年。这份研究论证了阿拉伯诗歌虽然没有对普罗旺斯地区诗歌产生生搬硬套的“影响”，但是如何通过与普罗旺斯地区话语体系的接触在内容、体裁和节奏、诗韵、诗节等形式方面推动了贵族爱情诗歌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苏联学者N.I.Konard又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与东方及中国保持接触（公元751年，巴格达哈里发军队与中国唐朝军队曾在怛逻斯河边交战）。两部公元3—4世纪的中国诗集《乐府》和《玉台新咏》在主题和结构上与公元12—15世纪普罗旺斯的贵族爱情诗歌有近似之处，当然，中国诗歌自成体系，属于另外一种思维体系，但是仍然应该看到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接触和融合的事实（中国的伊斯兰化+中国的符征结构、艺术、文学在阿拉伯修辞体系中以及由此对地中海文化的渗入）。参见N.I.Konard，《当代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收入苏联Izvestija Akademii nauk，“文学与语言”系列，1959年，第18卷（fasc.4），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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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Coulet，《普罗旺斯诗人吉莱姆·蒙塔加尔》（Le Troubadour Guilhem Montahagal，Toulouse，Bibl. Méridionale，1928，12esérie，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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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法国南方城市阿尔比在历史上是一座圣城，中世纪异端——“纯洁教派”的信徒们正是用这座城市的名字为本教派命名——阿尔比教派（Albigeois），他们在13世纪时遭到了天主教会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讨伐异端教派的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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