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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诗歌语言的这种理解蕴涵着用语言顺序概念代替语言规律概念的思想，以至于语言不再被视为由某些（依据编码使用情况预先确立的）原则所制约的某种机械主义，而是被视为某种组织，该组织的各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互相依存，并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条件下相继占据上风，却并不因此而脱离它们因从属于总体编码而呈现的种种独特性。这样一种辩证的语言观使我们想到了生理学体系，我们亦特别感谢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建议我们谈论语言体系时使用“等级浮动”（“hiérarchiquement fluctuant”）的表述[9]。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改造方法已经赋予语法结构的特殊研究以活力：N·乔姆斯基（N. Chomsky）关于语法规则的理论就位于我们刚刚勾勒过的这种更广义的诗歌语言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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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反之，书则位于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之中，它是确定的、不开放的、封闭的，一蹴而就，变成了原则、一、规律，然而它只有朝着不确定性的可能的开放中，才能被解读为上述形态。这种封闭性向不确定性开放的可读性只有写作者才能完全接触到，即写作作为反思性生产力的视点时，才能完全接触到[10]。洛特雷阿蒙写道：“他只唱给自己，而不唱给他的同伙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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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写者而言，诗歌语言呈现为某种潜在的不确定性（这里用该词在希尔佰特[12]观念里作为基础术语的意思）：（诗歌语言）的不确定集被视为种种可实现的可能性之集；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分别都是可实现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时则是不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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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从自己的角度可以把诗歌语言概念作为无法再现的真实的不确定性而引入自己的思维，这就使他可以应用集论的方法，集论虽然带有怀疑意味，可以在某些限制下得以使用。在希尔佰特确定主义的指导下，诗歌语言之耦合的公理化将躲过集论所展示的各种困难，并同时把不确定概念纳入文本的方法论中，没有不确定概念，它就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准确知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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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学”探索的目的显然被偏移了：符号学家的任务将是试图从某种不确定性中读出确定性，并揭示出某种可能源自诗歌语言之秩序体系的连接方式的意指。描述诗歌语言的表意运行情况，不啻于描述某种潜在不确定性中的各种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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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作为书写和阅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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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文本插入各种文本的整体之中：它是另一文本（另一些文本）的某种复制性书写（功能或否定的复制性书写）。通过阅读先前或同时代的文存的写作方式，作者生活在历史之中，而社会被书写在文本之中。因而复量科学应该考虑到某种双重价值：诗歌语言是两种言语的对话。某种陌生的文本进入了书写文本的网络：书写文本根据特殊的规律吸纳它，这些规律尚有待于发掘。这样，在一部文本的复量中，运行着作家所阅读空间的所有文本。在一个异化的社会里，从其异化本身开始，作家就通过某种复量的写作而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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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阅读”对于古人的意义值得重温和赋予其价值，以便理解文学实践。“阅读”亦即“收集”“汇集”“窥探”“辨认痕迹”“拾遗”“剽窃”等意。因此，“阅读”外延着某种侵占性参与，积极地把他者据为己有。那么“书写”就是变成生产、产出的“阅读”：书写—阅读，复量式书写就是对某种侵占性、某种完全性参与的渴望（洛特雷阿蒙曾经说过：“剽窃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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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美已经知道，写作就是“以某种怀疑的品质窃取某种全部重新创作兼模糊回忆的义务，以显示自己很守本分……”“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与世界等量齐观，就是把萦绕自己胸怀的丰富的数字设置，作为自己的规律，落笔在拥有巨大勇气的白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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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回忆，数字之和以便“显示自己很守本分”。诗歌语言呈现为文本的某种对话：任何节段的形成都相对于来自另一文集的另一节段，以至于任何节段都面向两个方向：面向模糊回忆的行为（引述另一书写文字），也面向加法行为（对该文本进行改写）。此书反馈到其他书籍，并通过加法运算赋予这些书籍某种新的存在方式，亦因此而建立了它自己的意指[13]。例如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还有他的《诗集》（Les Poésies）所提供的多义性，是现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些对话文本，意即：1. 不管是从意群的联结方面，还是从语义和语音的复量性方面，它们都面对另一文本；2. 它们的逻辑不是臣服于某种律条（上帝、资产阶级道德、检查制度）的某体系的逻辑，而是某种拓扑学上支离破碎的某种空间的逻辑，这种破碎空间来自种种二元对立，在这些对立中，1虽然已经受到僭越，但仍然隐性存在。它们阅读心理学编码和浪漫主义编码，滑稽地模仿它并压缩它。另一书稿一直存在于此书稿中，正是从它开始，超越它且不屑于它，《马尔多罗之歌》和《诗集》才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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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话方是一部文本，主体方也是一部文本：一首人称的和无人称的诗作，心理主体、没有道德结论的激情描述（372）、现象（405）、事件（405）与个人主体一起，被从诗作中驱逐出去。“格言的冷峻独占鳌头！”（408）诗作被建构为一张坚不可摧（“无人称诗作的不可摧毁的线条”，384），但具有破坏力（“定理是对其本性的嘲弄”，413）的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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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节至少是双重的。然而这种双重性既不是横向的，也不是竖向的：它既不蕴涵作为写作主体致某接受者之信息（这将是横向维度）的复量思想，也不蕴涵作为能指—所指（这将是竖向维度）的复量思想。写作—阅读文字的双重性是诗节的某种空间化：在书写的双重维度（主体——接受方，陈述行为的主体——陈述文的主体）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陌生”文本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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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双重性是复量的最低诗节，它们的逻辑显然不同于“科学逻辑”，不同于单维逻辑，后者是在从0到1的空间里演进的，并按照确认、描述、叙述、排除矛盾、建立真理的程序进行的。于是我们就明白，在复量的对话中，语法规则、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律（它们是0—1逻辑，即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式的或者神学式的律条）何以被僭越同时又隐性存在。这种僭越在吸纳1（被禁对象）的同时，宣告了诗作复量的双价性：它是单调言语（科学言语、史学言语、描述型言语）和某种破坏这种单调性的言语的共存现象。没有被禁对象，就没有僭越行为；没有1，就没有以2为基础的复量现象。被禁对象（1）构成意义，然而就在这种构成的同时，它被某种二元对立的现象、或者广而言之，被复量网络的膨胀所僭越。这样，在复量诗作中，可以读到下述现象，即检查—自由、意识—潜意识、自然—文化的区分是历史性的。应该谈论它们不可分离的同居性和这种同居性的逻辑，诗歌语言是这种同居性的明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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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量诗节是某种至少拥有两个成分的整体。其诗节的链接方式（马拉美谈论的加法）和主导复量网络的规则可以由集论给出，由此得出的运算和定理或它们的定理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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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为整体（集）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添加在作为符号［能指（Sa）—所指（Se）］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之上。诗歌语言的整体（集）是由关系中的诗节构成的；它把诗节置于空间和关系之中，这使它区别于蕴涵着Sa—Se某种线性切割的符号。被设置成这样的基础原则引导符号学探索文本中与文本间的种种关系的某种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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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四、复量的表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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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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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公元前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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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种视野里，文学文本呈现为某种多重链接的体系，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某种复量的网络结构。我们称作复量网络的是文学意象建构的表格模式，换言之，即指称诗歌语言中意义之多维决定现象的动态空间图式（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语义规范和语法规范）。“网络”一词取代并囊括了“单维性”（单义性、线性）概念，并喻示着每个整体（诗节）都是某种多重关系的结晶和开端。在这个网络里，各种成分都呈现为某图线的种种峰值（在柯尼格［König］的理论中），这将帮助我们把语言的象征运行格式化为动态标志、运动中的“量值”（复量），它们更多地超越了单一意义的表达。这样，每个峰值（语音峰值、语义峰值、意群峰值）至少反馈到另一峰值，以至于符号学的问题就是找到这种对话关系的某种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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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样一种表格模式是非常复杂的。为了便于再现它，需要我们把某些局部量值分离出来，并从它们中的每一个中区别出一些子量值。我们在马拉美那里再次发现了文本复杂性的这种成层思想：“深埋于诗作中的意义躁动着并拥有合唱队式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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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子量值中、子量值间、局部量值中这三类链接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和任何等级之别。它们都是组织文本的功能的某种膨胀，是这种功能在不同层面（语音、义素、诗节、意识形态）的呈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层面之一（从时序或价值顺序上）处于主导或优越的地位。功能的差异化是某种横向的竖向化运作：即索绪尔谈论的并再次决定网络的主题词的膨胀。这种功能对于每种（每次）书写是特殊的。然而，对于任何诗歌书写，它都拥有一种不变的性能：它都是对话，且其最小的间距是0到2。马拉美已经具有这样的书籍思想，即书籍是由拓扑学意义上的某种二元功能组织的书写文字，文本的所有改造层面和结构层面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书籍是文字的完全膨胀，应该从后者直接抽取某种流动性和空间性，通过应和，建立少许游戏，以确认虚构……”“语词以绚丽多姿的形态喷涌而出，这些姿态对于精神是最稀罕和最有价值的，作为悬置和震颤中心的精神独立于司空见惯的顺序而感知它们，只要它们的流动性或原则得以持续，这些言语中鲜有表述的姿态就犹如投射在窑洞墙体上的壁画一样：熠熠生辉，互相映衬，斜视时又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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