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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美已经知道，写作就是“以某种怀疑的品质窃取某种全部重新创作兼模糊回忆的义务，以显示自己很守本分……”“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与世界等量齐观，就是把萦绕自己胸怀的丰富的数字设置，作为自己的规律，落笔在拥有巨大勇气的白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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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回忆，数字之和以便“显示自己很守本分”。诗歌语言呈现为文本的某种对话：任何节段的形成都相对于来自另一文集的另一节段，以至于任何节段都面向两个方向：面向模糊回忆的行为（引述另一书写文字），也面向加法行为（对该文本进行改写）。此书反馈到其他书籍，并通过加法运算赋予这些书籍某种新的存在方式，亦因此而建立了它自己的意指[13]。例如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还有他的《诗集》（Les Poésies）所提供的多义性，是现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些对话文本，意即：1. 不管是从意群的联结方面，还是从语义和语音的复量性方面，它们都面对另一文本；2. 它们的逻辑不是臣服于某种律条（上帝、资产阶级道德、检查制度）的某体系的逻辑，而是某种拓扑学上支离破碎的某种空间的逻辑，这种破碎空间来自种种二元对立，在这些对立中，1虽然已经受到僭越，但仍然隐性存在。它们阅读心理学编码和浪漫主义编码，滑稽地模仿它并压缩它。另一书稿一直存在于此书稿中，正是从它开始，超越它且不屑于它，《马尔多罗之歌》和《诗集》才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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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话方是一部文本，主体方也是一部文本：一首人称的和无人称的诗作，心理主体、没有道德结论的激情描述（372）、现象（405）、事件（405）与个人主体一起，被从诗作中驱逐出去。“格言的冷峻独占鳌头！”（408）诗作被建构为一张坚不可摧（“无人称诗作的不可摧毁的线条”，384），但具有破坏力（“定理是对其本性的嘲弄”，413）的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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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节至少是双重的。然而这种双重性既不是横向的，也不是竖向的：它既不蕴涵作为写作主体致某接受者之信息（这将是横向维度）的复量思想，也不蕴涵作为能指—所指（这将是竖向维度）的复量思想。写作—阅读文字的双重性是诗节的某种空间化：在书写的双重维度（主体——接受方，陈述行为的主体——陈述文的主体）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陌生”文本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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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双重性是复量的最低诗节，它们的逻辑显然不同于“科学逻辑”，不同于单维逻辑，后者是在从0到1的空间里演进的，并按照确认、描述、叙述、排除矛盾、建立真理的程序进行的。于是我们就明白，在复量的对话中，语法规则、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律（它们是0—1逻辑，即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式的或者神学式的律条）何以被僭越同时又隐性存在。这种僭越在吸纳1（被禁对象）的同时，宣告了诗作复量的双价性：它是单调言语（科学言语、史学言语、描述型言语）和某种破坏这种单调性的言语的共存现象。没有被禁对象，就没有僭越行为；没有1，就没有以2为基础的复量现象。被禁对象（1）构成意义，然而就在这种构成的同时，它被某种二元对立的现象、或者广而言之，被复量网络的膨胀所僭越。这样，在复量诗作中，可以读到下述现象，即检查—自由、意识—潜意识、自然—文化的区分是历史性的。应该谈论它们不可分离的同居性和这种同居性的逻辑，诗歌语言是这种同居性的明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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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量诗节是某种至少拥有两个成分的整体。其诗节的链接方式（马拉美谈论的加法）和主导复量网络的规则可以由集论给出，由此得出的运算和定理或它们的定理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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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为整体（集）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添加在作为符号［能指（Sa）—所指（Se）］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之上。诗歌语言的整体（集）是由关系中的诗节构成的；它把诗节置于空间和关系之中，这使它区别于蕴涵着Sa—Se某种线性切割的符号。被设置成这样的基础原则引导符号学探索文本中与文本间的种种关系的某种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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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四、复量的表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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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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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公元前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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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种视野里，文学文本呈现为某种多重链接的体系，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某种复量的网络结构。我们称作复量网络的是文学意象建构的表格模式，换言之，即指称诗歌语言中意义之多维决定现象的动态空间图式（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语义规范和语法规范）。“网络”一词取代并囊括了“单维性”（单义性、线性）概念，并喻示着每个整体（诗节）都是某种多重关系的结晶和开端。在这个网络里，各种成分都呈现为某图线的种种峰值（在柯尼格［König］的理论中），这将帮助我们把语言的象征运行格式化为动态标志、运动中的“量值”（复量），它们更多地超越了单一意义的表达。这样，每个峰值（语音峰值、语义峰值、意群峰值）至少反馈到另一峰值，以至于符号学的问题就是找到这种对话关系的某种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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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样一种表格模式是非常复杂的。为了便于再现它，需要我们把某些局部量值分离出来，并从它们中的每一个中区别出一些子量值。我们在马拉美那里再次发现了文本复杂性的这种成层思想：“深埋于诗作中的意义躁动着并拥有合唱队式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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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子量值中、子量值间、局部量值中这三类链接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和任何等级之别。它们都是组织文本的功能的某种膨胀，是这种功能在不同层面（语音、义素、诗节、意识形态）的呈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层面之一（从时序或价值顺序上）处于主导或优越的地位。功能的差异化是某种横向的竖向化运作：即索绪尔谈论的并再次决定网络的主题词的膨胀。这种功能对于每种（每次）书写是特殊的。然而，对于任何诗歌书写，它都拥有一种不变的性能：它都是对话，且其最小的间距是0到2。马拉美已经具有这样的书籍思想，即书籍是由拓扑学意义上的某种二元功能组织的书写文字，文本的所有改造层面和结构层面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书籍是文字的完全膨胀，应该从后者直接抽取某种流动性和空间性，通过应和，建立少许游戏，以确认虚构……”“语词以绚丽多姿的形态喷涌而出，这些姿态对于精神是最稀罕和最有价值的，作为悬置和震颤中心的精神独立于司空见惯的顺序而感知它们，只要它们的流动性或原则得以持续，这些言语中鲜有表述的姿态就犹如投射在窑洞墙体上的壁画一样：熠熠生辉，互相映衬，斜视时又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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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是，表格模式呈现为两种局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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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为书写文字的文本：书写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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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为阅读的文本：阅读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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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下述事实，即这些不同的层面从统计学角度远非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关联关系，关联关系相互改造它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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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A.1. 语音子量值；A.2. 义素子量值；A.3. 意群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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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语音书写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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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头发脏兮兮的人对于空间的绿色成员（D）会两眼死盯着（B）投去（A）凶光（C）；因为他似乎听到面前有一具幽灵的嘲弄挖苦声（E）。他蹒跚着并佝偻着腰：他所听到的，是意识的声音。”（Les Chants de Maldoror，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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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以讽喻的态度外延某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日常语言中可以指示为“意识到”（“获得某种意识”）。但是，诗歌信息的功能大大超越了这些外延。作家掌握着语言符号的无限潜力，以避免日常语言的老套并使自己的言语变得中肯。他选择了两个等级：人（及其表语，我们可以将其指示为H等级，包括A、B、C几个板块）和意识（我们把这个等级称为H1，它由板块D、E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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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信息由两个等级H和H1互相投射的对应性构成：形体（唯物主义）——意识（浪漫主义）的立场明显倾向H，并明显地讽喻H1。这段文字以及马尔多罗之歌的全部文本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形体、一个有所承担的性别、一种被命名和描写为与矫揉造作的理想主义相决裂的幻觉（意识）的某种复量实现，而这种情况带有上述撕裂所导致的全部阴森森的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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