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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精神（e1）、理想化（e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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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诗歌意象仍然是在符号构成元素的关联中，通过某种关联性的阐释而构成的，它构成于信息内部，通过体系内的跨层次编码而构成。集论的活动程序指示着圆弧的建立，后者构成了复量。应用于所有层面的复杂性解释了诗歌文本不可译的原因（常用语言和科学语言一般不提出翻译问题，它们禁止出现这样的义素复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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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仔细阅读文本时我们发现，上述义素集里的每一个都被某种函数与同一级别的其他集相连（我们不进入这种函数之义素价值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做这项工作），同时也与相关级别的各种集相连。例如，A（a1…an）、B（b1…bn）和C（c1…cn）集就被某种满射函数所连接：B的任何成分（符义）至少都是A一个成分的意象［R（A）=B，但是R不必到处去界定］。但是，我们可以把符号集之间的关系读作双义的，那么与R结合到一起的函数f就是一个内射函数（单射函数）；另外，如果R被到处界定，那么f就是一次内射性应用或内射［f（a）=f（b）⇒a=b（a，b∈A）］。这样，连接我们的各个集的应用就既是满射的，又是内射的，也许可以称作某种双射应用或双射。同样的应和对于C与D集以及H与H1之间都是有效的。在H级的范围内，A、B和C集之间的应和是H级的排列变化（H对自身的某种“双射”）。不同集之间的内射性和满射性应和及其成分（符义）的排列变化喻示着，诗歌语言的意指是在关系中建立的；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函数[15]，在那里，外在于将其与B、C、D和E集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函数，人们就无法谈论A集的“意义”。于是我们可以设置如下，即只有当人们会聚（义素）集的成分使它得以构成时，或者反之，当人们分离它的成分之一（义素）集使它自我毁灭时，它才存在。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言语的表意运作中，正是属性关系拥有某种直觉感，而名词“意义”的使用乃是所有混淆的源头。无论如何，人们有可能发现，诗歌语言不提供任何人们可以再现的意义典范[16]；它纯粹且仅建立各种肯定，这些肯定是原初属性关系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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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网络中符义之间建立起来的等值与简单语义体系的等值彻底不同。应用把初级语言层面上并不等值的种种集联合起来。我们刚刚发现，应用甚至把彻底对立的符义联合起来（a1≡ c3; a4≡ e1，…），与不同的外延（符号、标记）关联起来，以期指示下述内容，即在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里，这些外延是相等的。这样，在复量的网络里，就建立起了某种新的意义，相对于常用语言的意义，这种新意义是自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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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格式化可以使我们展示，ε的意义并非建立于其他地方，而是建立于各种成分（各种集）之间的函数中，这些成分（集）在一个我们以为是无限的空间里相互应用或者应用于它们自身。倘若我们把符义理解为意指点的话，它们被吸纳进诗的运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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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接受诗歌语言是某种形式体系、其理论化可以属于集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同时发现，诗歌意指的运行服从由选择公理所指示的各种原则。选择公理设定，存在着由某级别所代表的单义应和，它把定理（体系）的每个非空洞的集的成分之一与这个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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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n（A）·（x）［～Em（x）·⊃·（∃y）［y∈x. 〈yx〉∈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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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人们可以同时在他们所管理的每个非空洞的集里选择一个成分。这样陈述的公理可以应用于我们诗歌语言的∈世界。它具体说明任意诗节是如何包含全书的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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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公理以及与集论公理连续的普遍化假设相兼容的事实，把我们放在了有关理论思考的层面上，即放在了元理论的层面上（而这就是符号学思维的定位），元理论的元定理已经由格德尔（Gödel）进行了论述。我们恰恰从中找到了存在定理，我们在这里无意展开谈论它们，但是它们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们提供了有助于以新方式提出令我们感兴趣的客体话题：诗歌语言，而没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道，泛化的存在定理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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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φ（x1，…，xn）是一个原初的命题函数，它不包含其他自由变量，只包含x1，…，xn，该函数并非必然包含所有级别，但是，不管x1，…，xn集如何，都存在着下述A级：〈x1，…，xn〉∈A. ≡. φ（x1，…，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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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语言里，这个定理外延不同的诗节，它们等于一个囊括所有诗节的函数。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1）它设定诗歌语言的非因果性链接和信息在书中的膨胀；（2）它把重心放在这种文学的意义上，这种文学形式在最小的节段上建立它的信息：意指（φ）包含在语词、句子的连接方式中；让诗节承载诗歌信息的核心，不啻于意识到诗语的运作并在编码意指上下工夫。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诸如〈x1…，xn〉∈A. ≡. φ（x1…，xn）的ε级别（及其所有集A、B、C等），那么任何φ（x1…，xn）都没有实现。任何局限于仅设置一个φ（x1，…，xn）函数、而没有实现存在定理亦即没有建构等于φ的种种诗节的诗歌编码，都是某种失败的诗歌编码。这种情况解释了许多现象之一，即“存在主义”文学的失败（存在主义文学是自诩属于“表达真实”美学的诸多文学之一）可以毋庸置疑地从其形而上学风格和它对诗歌语言运行的完全无知中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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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是最早清醒地实践这种定理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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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刚刚提出的有关诗歌语言的所有意见结合在一起的选择公理所蕴涵的建构性概念，解释了在诗歌语言空间里建立某种矛盾的不可能性。这一发现与格德尔关于不可能用一体系里的格式化手段建立该体系的矛盾的发现很接近。我们权且把这两种发现的所有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对诗歌语言产生的后果（例如，元语言是在诗歌语言体系里格式化的一种体系）搁置一旁，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诗歌语言及其运行中的禁忌的独特性把诗歌语言变成了唯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矛盾并非无意义，而是定义；否定发挥决定作用，而空集乃是一种具有特殊表意功能的链接方式。下述设置也许并不过分：诗歌语言的所有关系都可以用同时使用否定和应用两种方式的函数来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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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对立（关联）的文学现象，诗歌语言就是某种并不寻求自我解决的不确定的形式主义。布尔巴基（Bourbaki）在沉思揭示集论之各种矛盾的可能性时，认为“人们所观察到的矛盾是人们置于集论基础的各种原则本身的固有矛盾”。把这种思考投放到某种语言背景上，我们就得到了下述思想，即在数学的基础层面（延伸地说，也在语言的结构层面），我们也发现了种种矛盾，它们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构成性的和不可修正的，因为“文本”是对立物的某种共存，是0≠0这类结论的某种演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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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意群书写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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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写道：“当我书写我的思想时，它躲不过我。这个行动使我回忆起了我随时忘却的力量。随着思绪的串联程度，我忆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仅趋向于认识我的精神与虚无之间的矛盾。”书写文字与它改造为一切的虚无的串联，似乎是复量之意群耦合的规律之一。《道德经》有所谓“道冲”（第4章）[19]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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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意群语象出现在《马尔多罗之歌》的拓扑学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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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集：A∩B=Ø（A和B没有共同的成分）；（2）各种分离和S=A⊕B或者D=A∩B（和是由属于A或B的成分“或者”专属两者之一的成分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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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Ø形式似可应用于诸如larme-sang/眼泪—血，sang-cendre/血—烟灰（p.77），lampe-ange /灯—天使（p.141），vomissement-bonheur/呕吐—幸福（p.97），excrément-or/粪便—金子（p.125），plaisir et dégoût du corps/身体的欢快和厌恶（p.214），dignité-mépris/尊严—岐视（p.217），l’amour-bonheur et horreur/爱—幸福与恐怖（p.217），le rhinocéros et la mouche/犀牛与苍蝇（p.211），les baobabs comme épingles/像发卡一样的猴面包树（p.217）等二元对立成分之中。残忍的孩子形象、童年和丑陋、阴阳人、爱的幸福与恐惧等形象加入了这种形式。如果人们以为诸如larme-sang一组词拥有“液体”“材料”的共同义素，而二元词组的诗学功能是由所有成分并不共同拥有的分离和构成的，那么上述形象就可以同时用S=A⊕B来描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意群的共同峰值仅仅是它们的音素，而分离和由其他所有相异的峰值会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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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马尔多罗之歌》里，空集的“规律”就调节着语句、诗段和题材的关联。每个句子与前一句子关联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成分。没有任何逻辑因果关系组织这种连接。我们甚至无缘谈论否定，因为其实质仅仅是一些属于不同等级的成分。由此得出由一些“空集”组成的一个悖论性链条，这些空集回返它们自身，（通过某种交际规律）令人想起了某种阿贝尔指环：已经提到并纳入空集的某义素集重新出现，以便（通过组合性、分配性和交际性）以加法和乘法的形式进入另一个集内（一如“le vert luisant”，p.46）。这种连接没有任何界限，除了“这页纸的范围”（p.219）。唯有与“音素表面”相关（p.90）的某种逻辑可以结束一首歌（结束0≠0的某种连接）。作为审查的笑声以与理性主义的审查同样的身份被驳斥：讽喻（“笑得像公鸡一样”）和伏尔泰（“伟大的伏尔泰的堕落”）是同类敌人。任何让人想起、喻示或迫使人们进入逻辑言语单一统一体而窒息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想等同于某种“愚蠢的上帝”并缺乏谦虚（这个语词出自洛特雷阿蒙）。因此，“狂笑与恸哭同时。倘若您不能用双眼哭泣，那么就用嘴巴哭吧。假如这还不行的话，那就尿吧……”（p.233）突出义素的插入再次构成空集的某种连接，在这种链接中书写文字的“敬畏”得以实现：它拒绝编制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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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节就这样被毁灭，对偶诗句构成种种表意的0，而结构为由种种表意0构成的某种链条的文本，不仅质疑它与之对话的编码体系（浪漫主义、人道主义），也质疑它自身的文本构成。于是人们发现，这种空洞不是一无所有，而复量也没有经历“虚无”：沉静被两种对立的因素所回避。作为无意义的零在复量网络中并不存在。0是2，2是1：换言之，作为未分的1和作为虚无的0被排除出复量，后者的最小单位既是整体（虚空），也是2（二元对立）。让我们更贴近地考察复量的这种“数字化”现象，它既不是1也不是0，而是2和整体。统一体是空集，不区分数字段落，1是0，但它意味着：它主导复量的全部空间，它的存在在于聚合，但是复量拒绝赋予它某种价值（一个稳定的意义）。这种“统一”不是A和B的某种综合；但是它相当于1，因为它是整体，然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别于2，因为所有鲜明对比、既对立又合为一体的义素都吸纳在它身上。任何统一和对偶的、二元对立的集，如果我们想给它以某种空间的表达，它便重新处于体积的三维空间。在洛特雷阿蒙那里，复量的数字游戏是通过偶数（2）和奇数（1、3）进行的。这种情况不是从无限制性向限制性或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过渡，而是从对称性向核心、从无等级化向等级化的过渡。在分离量和空集的数字游戏中，复量变化在禁忌与僭越之间明显起来：节段呈互相分离状（A⊕B=S），被差异化，然而在这种差异之上，诗语生产了种种统一体，后者把各种差异改造为非排他性的二元对立。复量是1不以单位运作、而作为整体运作的唯一语言空间，因为它是双重性质的。如何阐释这个数字编码呢？书写文字拒绝建立为体系；因为是双重性质的，它在否认某事物时也在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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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在提出某种形式——他自身的体系的形式时背离了辩证法。洛特雷阿蒙的复量书写通过把自身建构为空集和分离量既避免了“形式”（取“确定”的意义）的陷阱，又避免了“沉默不语”的陷阱（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被静默所诱惑：“这个题材的名称……”in“De‘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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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阅读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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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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