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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作为模糊回忆的陌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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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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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写道：“当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教会我说话时，仅仅读了某人写在一页纸上的只言片语，我自己就可以把我的思维线索传达给别人了。”（p.120）他的《马尔多罗之歌》和他的《诗集》是对其他书写文字的解读：他的传达是与另一书写文字的交际。对话（第二人称在《马尔多罗之歌》中很普遍）并非发生在主体与信息的接受者、作家与读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书写的行为之间，书写者与阅读者为同一人，对书写者而言，后者同时又是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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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嘲弄”对象的陌生文本或者作为模糊回忆（大洋般的波德莱尔？月亮、儿童、掘墓人缪塞？拉马丁？鹈鹕缪塞？以及《马尔多罗之歌》里脱节的浪漫主义的整个编码），或者作为引语（陌生文本在《诗集》里一字一句地被接用并分解），被诗语的复量所吸收。人们可以借助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复量空间里引语和模糊回忆的改造情况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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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复量是对另一书写文字的某种摧毁，书写变成了某种摧毁行为和自毁行为。这一现象作为题材是清晰可见的，甚至在大洋形象的案例（歌1）中得到明确地宣示。作家的第一个举措具化为否定大洋的浪漫主义形象是人的理想化。他的第二个举措是否定作为符号的形象本身，是解体固定意义。继人之后，复量摧毁了名称（“这种东西有个名称。它的名字叫大洋！你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如此之大，他们对你毕恭毕敬……”［p.59］）。洛特雷阿蒙之所以向“令人着迷和波涛汹涌”的大洋致意，那是因为在诗人看来，它是某种否定性的起伏不定的网络的隐喻，这种否定性网络达到了各种可能的否定的极致，即书的隐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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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构和解构在《诗集》里更加明显。诗在拒绝成为体系时，否定并自我否定。它以中断的、决裂的空间和气势汹汹的质疑形态，作为种种并列的箴言而存在，人们只有把它们当作道德（1）和复制品（0），才可以勉为其难地阅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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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文本之否定的肯定，发现了作为双重性质的复量统一体的一个新的维度，并揭示了洛特雷阿蒙文本的某种新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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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使用的各种否定语词用一种命题代替了所阅读的各种文本的暧昧性，在这个命题里，否定与肯定区别鲜明，分割清晰且互不兼容；从前者向后者之过渡的细微区别被遮蔽了，而取代某种辩证性综合（帕斯卡尔、沃韦纳格［Vauvenargues］）的是，洛特雷阿蒙建构了一个整体，后者至少是两个整体。例如：“我书写我的毫无头绪的思想，也许并非出于某种无意图的混淆；这是真正的秩序，而它永远以混乱标示我的客体。我过分抬举了我的主体，我之所以有条不紊地对待他，因为我想展示他无缘于有条有理。”（帕斯卡尔）而洛特雷阿蒙说：“我有条不紊地书写我的思想，出于某种绝不含糊的意图。倘若这些思想是正确的，第一个到来的思想便是其他思想的后果。这是真正的秩序。它以书法上的混乱标示着我的客体。假如我不能颇有条理地对待我的主体，将会使他颜面尽失。我想展现的是，他有思绪有条有理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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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句子概括了洛特雷阿蒙的反思性生产力的规律。由“书法混乱”所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个扎根于文本之中的异乎寻常的语词难道不应该理解为复量在破碎空间建构的动力吗？），这是某种箴言、某种道德的书写（“书写的目的在于置于某种更高的道德”，p.372），某种明确的1的书写，然而后者存在的前提是其反面相对于它是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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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五、某种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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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关于复量网络联结的思考把我们带向有关社会所掌握之符号实践的不同类型的结论。眼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它们相对于社会禁忌（性、语言）而定义。这三种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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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符号亦即以作为预先确定和预先设置之元素的意义（即1）为基础的符号体系。这就是科学言语和任何再现性言语的符号体系。文学的一大部分也包括在内。我们把这种符号实践称作单义体系性的符号实践。这种符号体系是保守型的，受限制型的，它的成分被引向本义，它是逻辑性的、解释性的和不变的，且无意改变他者（信息接受者）。该言语的主体等同于律令并以某种单维联系反馈到某客体，既排斥它与接受者的各种关系，也排斥接受者与客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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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造型的符号体系。作为基础元素的符号模糊了：“各种符号”纷纷脱离它们的本义并奔向他者（信息接受者）和改变他者。魔术、瑜伽、革命时代的政治家、精神分析家的符号实践属于这一类。与象征体系相反，改造型实践是变化的，并以改造为宗旨，它不是限制型的、解释性质的或传统逻辑型的。改造型实践的主体永远服从于法律，况且客体、信息接受者和律令（=主体）三者的关系未被排斥，同时表面上又处于单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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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写的符号实践。我们称之曰对话或复量实践。在此，符号被相关的复量节段所悬置，后者是2和0。我们可以把这种节段再现为某种四重式：每个符号有一个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有和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并不真有和没有意指对象。倘若复量节段是π，而意指对象是D，我们可以写成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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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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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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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数理逻辑表述为AQB，后者表示经常互相矛盾的不同公式的某种非综合性会合。上述两个体系（象征体系和改造型体系）的三角形在复量实践中改变为律令在三角形中心占据一个点的三角形：在三角形三个项置换的某个时刻，律令等同于三个项的每一个。于是，主体与律令异化，而连接三角形三个角的量值变成了双向的。于是，它们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并归于表意的0值。有勇气追随我们刚刚用四重式所再现的这种对话运动之全程，亦即对书写中的文本中所形成之文本的某种描述和相继否定的书写，不属于人们通常称作“文学”的东西，而可能属于象征的符号体系。复量书写是某种连续的思考，是对编码、律条和自身的某种书面质疑，是某种（完整的轨迹）0；这是变成语言（言语结构）的置疑性哲学路径。但丁、萨德（Sade）、洛特雷阿蒙等人的书写是欧洲传统中上述路径的一个案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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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来把这种多价的复量空间的关系形式化的程序是从若干同构的体系中借用来的，如集论和数学。人们还可以使用象征逻辑的形式化，尝试避免因其理性主义的编码而强加给诗歌语言的各种限制（0—1的间隔，主谓句子结构的原则等）。我们将因此而落脚于某种公理化，它在诗语中的应用要求给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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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之前，有关复量网络形式化的可能性，我们想提及古代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关键见证：《易经》。在《易经》的八卦和64别卦里，数学运算和语言意义的建构混淆在一起，以证明“语言的数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它们的根本性质的”（费·德·索绪尔）。在这部文本里只能由某种数学兼语言学方法全部揭示的众多价值里，我们仅提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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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语言学家们似乎真正被置换和结合的种种问题牵动心扉，以至于许多数学家（Mikami）提醒人们注意，64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配合而成的，它们与计算图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爻（音素）和运算（语素）看做先于所有能指的东西。同样，“秘算”处理语言结合的种种问题，而著名的“三才”方法应该是回答诸如“安排9个字母其中3个是a、3个是b、3个是c的方式有多少种？”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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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卦”不反馈到某种萦绕心头的念头（上帝、父亲、头领、性），而是反馈到作为差异之数学运算的语言的某种普遍的代数。从时空两极拿来的洛特雷阿蒙的文本和《易经》文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把索绪尔改变语词字母位置之举的意义扩展到某种更广的范围，后者触及了语言运行的本质。为这种书写文字增色的是一部当代文本，那就是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正剧》（Drame），其结构表格（连续段落和被中断的段落的交替组合一共构成了64个方格）和人称（我、你、他）的配置把《易经》澄明的数字化与欧洲言语的悲剧性冲动联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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