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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生产力是文学（文本）固有的衡量尺度，然而它并不是文学（文本）本身，如同每种劳动是一种价值固有的衡量尺度却不是价值本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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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堪当解决固有的衡量尺度/产品、劳动/价值、生产力/文本之间的这种落差的大任。倘若它们像鲁塞尔的所有文本一样，是对语言运行的某种接用（某种再生产，某种替身），它们所模拟的，已经不再是似真性的言语（似真性的功能是在《非洲的新印象》的词汇层面、语义层面描述的），而是通过话语的书写行旅（《非洲的新印象》的问题是将被读作文本的联结问题，是体验语词之间种种间隙的无言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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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与似真性的问题无关，它们不是瞄准某种效果的信息：它们不讲述任何探险经历，不描写任何具体的现象，不发现任何先于它们的生产性的真实。作为不奔向任何方向、而是消磨于从语词到形象之路途的话语结构，《非洲的新印象》是回避我们的重大预设的某种努力，这种重大预设是：信息，是认出先于构建某实体之实践的这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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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种种不同的系列，作为反义词罗列的系列，作为非综合性会聚的系列，《非洲的新印象》的语义结构被读作某种效果（似真性信息的效果），我们上文里已经看过，这种语义结构揭示了作为似真化基础的语义形象的对立义素的会聚。然而还有，而这次则发生在文本行旅本身，编织着《非洲的新印象》的这些对立物的系列出现在一个关键事实上：文本的生产力摧毁着真实性、似真性、真实性投放；它是某种非真实，某种生成中的矛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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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的句法结构是对似真性句法规则的某种挑战，亦即是对主谓语句链接和它所决定的各种结构关系、对谋篇和线性化的挑战。其实，《非洲的新印象》的每一节都至少包含一个典型句子；但是这个句子淹没在其他句子、意群或节段的物质性此起彼伏中，这些句子、意群或节段构成一个多分支和多层次的楼梯，层次之间被种种括号所切割（或相连接）。这种指代性联结（enchaînement anaphorique）使得（句子、叙事和任何可能的结构）结构分崩离析，而代之以能指的链接而非结构性链接[26]。这些从它们的括号里（直至9个）拿来的指代犹如真正的闪电一样，一下子就击碎了结构的平面——在那里，每个节段都派生于整体或另一阶段——，摧毁了主谓直线，如同这种编织晨曦的职业或者如同路易丝的机器一样，而建构了某种无限的空间、某种无限的体积、某种无限的运动。括号间的这些半径光线在如此揭示了文本生产力的指代性、贯穿结构性运行之后，一步一步又逐渐回到了主谓结构，允许我们阅读某种结构性语言（似真性语言），或者甚至指出，似真性存在于文本工作层面以外的另一层面。让我们更清晰地解释鲁塞尔在《非洲的新印象》中触及的这种双重线索（生产力/似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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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文学”产品的结构和交际言语的结构（话语=自然原则）就被连接在认识理性里（在智识化的各种逻辑格式里），在一种结构的每个实体里，就存在着另一结构一种（唯一的）应和，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上边赋予两种结构的阐释叫做同构性。我们知道，如果一公理网络的所有模式相互之间都是同构的，那么这个逻辑网络就是所谓的单构逻辑。似真性效果是我们这种智识体系的单构逻辑公理网络内部两种言语结构（文学言语结构与交际言语结构）之间的某种同构性效果。在我们的知性的单构形态中，不可能借助于从同一象征体系中拿来的格式来规定某种逻辑外结构（某种不真实的“文学”产品）的特性。因为这些格式的每一种甚至连同它的否定形式都已经是这种主导思维的（话语）逻辑网络的某种后果了，那么每种格式对于该逻辑网络所设定的每种阐释就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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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非洲的新印象》的文本的生产性不适用于某种描述性的文学理论。它所要求的对于它的知性化是多构形态范畴的。在这种多构论中，人们永远不能既想着某种结构，又想着某种否定，既想着某种符合“原则”，又想着它的对立意见，既想着某种语法规律，又想着某种“指代性”的“逃避”。显然，这种多构形态使人们想起了单构形态，并且不能没有后者。例如在我们的情况里，《非洲的新印象》的任何躲避了语法栅栏（逻辑栅栏）的形象，都可以用单构形态来表达，它不能从后者那里推演出来，因为：（1）派生程序将会碰到种种非结构的空集：指代性跳跃；（2）它将无限冗长，因而将不是一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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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打碎经典句子（似真性句法）的结构和言语的相似化（似真性的语义）的结构时，《非洲的新印象》所投入叙事的文本的生产性是在某种不能压缩为语法规范（逻辑规范）、而我们在其他地方[27]称作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语言空间里运转的。正是在被理解为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诗歌语言里，似真性的概念被放入括号之中：在服从于某种确定的言语结构之图式的某种确定的言语领域，它是有效的，因而，当一种单构的确定言语（哲学、科学解释）收回文本生产力的无限性时，它必然会重新出现。但是，在这种无限性本身，它并不能通行，因为在上述无限性中，任何“验证”（符合某种语义真实或句法的派生性）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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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可以把我们称为“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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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作为某种生产（Pt）而拿来的文本，人们无法建立某种系统的和建构性的程序，以确定从Pt里拿来的某种格式是否具有似真性，即是否拥有：（1）Pt里的派生性的句法特性；（2）可认证真实的语义特性；（3）所承受效果的意识形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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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本生产力的观念把我们放置在某种思维层面，后者使我们想起数学家们定义为某种基本上不可确定的理论[28]。如果说这个术语引发了歧义（在其他语境里，它意味着一假设的真理或谬误是永远不可知的），“不可确定”概念对于我们却有某种巨大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逻辑学里，根据这个术语的终极蕴涵，“我们可以接触一般逻辑的所有道理，但是对于一定的逻辑公式，没有经过几个步骤的程序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或不是一种道理”[29]。与文本的生产力关联起来，“不可确定”概念蕴涵着下述思想，即写作程序（文本的工作，进行中的思想）外在于证据和验证概念。那么，似真性如果不是任何单构体系之证明和验证的潜在可能性又会是什么呢？文本生产力的“真实”是既不可以证明也不可以验证的，这意味着，文本的生产力属于似真性以外的另一领域。写作实践的“真实性”或中肯性是另一秩序的问题：它是不可确定的（不可证明的、无法验证的），并具化在生产行为的完成之中，亦即在把反义词或矛盾语词置放在关系中的程序中自生和自灭的写作行旅的完成之中。这种不可确定的生产力不能从属于文学产品的任何描述性理论都浸透着的某种验证性（似真化）程序，因为“当语词关系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设立时，知性也不理解这种关系；例如在指示个性主体也是非个性的和普遍性的主体的判断句中，它甚至忽视了系词的性质”[30]。它属于某种辩证逻辑，后者把任何实践（书写实践只是一个典型）的中肯性都基本上设想为仅与它自身同一的某种程序（因而也与程序和实践概念同一），这里的自身作为绝对的（辩证的）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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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非洲的新印象》试图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不发现，倘若解决存在着，它却是暧昧的。鲁塞尔的文本永远处于双重和二分的状态：它经历着文本的生产性，但是它也想具有似真性；它一边生产，一边又似真化；它是指代性的、不相似的、非信息性的，但也是修辞性的；它既是一台机器，但也是一部作品。鲁塞尔在借助我们刚刚罗列的这三种穿透类型开拓生产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环扣在某种修辞中，当似真性话语的破碎形态已经相当推进时，修辞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诗句代替了散文，而象征会聚的重大外化现象韵脚，就前来装饰了建筑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即鲁塞尔处于文本生产性与似真性阅读相决裂的此岸：在他那里，更多的是似真性囊括文本的生产力而非相反。鲁塞尔的文本是模拟其生产的某种似真化；倘若它设想了生产与作品的落差，却未能生活为这种生产的科学，而是自诩为某种知识的一种虚构。鲁塞尔的行为是某种精神上的行为，与符号（与似真性）的思想联结在一起，后者必然要通过某种修辞（诗体、韵脚）来似真化。洛特雷阿蒙比他更早也走得更远。《马尔多罗之歌》和《诗集》是某种生产运动，后者一劳永逸地对后来的文本历史提出了上面格式化的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诚然，这些文本也可以作为似真性的文本来阅读，理由是，它们未能躲开语言、言语、陈述文、即意义，而是通过它们来建构；须知这一切都只能服从似真化的唯一规则，即语法的、逻辑的、句法的结构（言语的意义结构），而不停泊在符号的暧昧性中和某种常规的修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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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如此，鲁塞尔的文本还把我们的文化自19世纪末（以马拉美、洛特雷阿蒙为代表，而在另一根本的层面上并作为最终的决定者——马克思）似乎跨越的新阶段，变得更加明显。这个阶段的实质是某种从（符号的）二元性向（贯穿符号的）生产力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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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象征的时代——是典型的符号时代：在“超验语义”（上帝）的统一主导下，任何元素都相对于另一元素表意；任何书写都是似真的，因为从符号角度，它可以派生于一种单义体系中。文艺复兴把符号引向双义（参照系—表意体，能指—所指），使任何元素都具有似真性（拥有了意义），唯一的条件是与它们所复制、模拟、再现的对象会聚在一起，唯一的条件亦即把某种话语（某种人为造作之物）与某种真实（某种句法真实或语义真实）等同起来。第三个时代似乎是通过文学上的先锋派并在某种非描述性的（分析性的）或公理性的科学的坩埚中觉醒起来的，它挑战符号和话语，用先于它们的程序取代它们。在说话者主体、描述者和书写一作品的主体（鲁塞尔的鹦鹉）的位置上，一个尚奇怪和模糊、很难捕捉到的身影，一个在似真性的消费者看来滑稽可笑的身影逐渐浮出，这是生产物化为文本之物的固有衡量尺度的反主体。鲁塞尔似乎用莫泊绪斯公鸡来喻示这种奇怪的形象（cf. Lucus Solus），后者拒绝说话，而是用它的血液书写“奇异的永远不同的几何图形”；它的书写是“第二级别的再生产”，它把“声音和形式”联姻起来并最终用十四行诗的形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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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当代空间都是这种文本活动的同谋者，最近几年尤甚：呼唤自己场域而反对价值场域的劳动世界；衰竭于某种生产性和破坏性探索的某种科学场，从来不曾具有似真性，永远“指代性的”这种科学场。倘若人们真的可以从一种文化与符号（与话语）的关系出发界定这种文化[31]，显然，宣称反神学的文化摧毁了符号的根本特征（二元性，三段论结构，某种意义和/或某种修辞的隐喻性建构），而以非派生性的、不可认证的、无限性的语言节段（比符号—能指—所指更多样化）的某种辩证性的配置取而代之，因为它们不是从先于生产力本身的某种已然存在中推演出来的。这种调配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符号化，因为它的问题不是意义，而是先于意义和超越意义的东西。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这里的生产力先于其科学；这种生产力的科学有待于从符号学开始建构，不唯从符号学开始（如果我们想避免中世纪的装饰性的微缩景观的话），更多地通过作为机器而非作为固定体系的符号学。无论如何，在贯穿语言的生产力这个世界里，没有似真性的位置：它位于某种信息和消费社会的省级都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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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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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该从很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语词：政治、新闻及我们语音文明的任何言语都被视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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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文化”观念的定义，参阅：A. Kloskowska，Kultura masowa：krytyka i obrona，Varsovie，1964：section Rozumenie kultury; A. Kroeber et C. Kluckho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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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在“le Sens et la Mode”一文里发挥了这种设想（p.63 et su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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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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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里士多德是似真性（《诗学》的中译本通常译为可然性，但可然性一词比较费解。——译者注）概念的主要发明者，他不失时机地指出，知识与再现（摹仿说，艺术）的关系是对真实的遮蔽：“如果他了解（theorè）某事，那么他有必要同样很好地了解该事的再现，因为各种再现与感觉一样，但是没有素材。”我们从这种被列宁所批判的行文格式中，看到了唯心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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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已然存在，法语原文为“un deja-la”，这里是作名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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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排除了它：“准确地说，人们是从这个原则（自然原则）开始的，但是真实不存在于开端，而是存在于结尾，更准确地说，存在于继续。真实不是第一印象……”又说：“（似真性）=客观主义+神秘主义和对发展思想的叛逆。”（《哲学笔记》［Cahiers philosophiques］，pp.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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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中研究了意义—修辞—谋篇—决断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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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对鲁塞尔的解读，我们请读者参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奠基性研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Ed. Gallimard，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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