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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作为判断内部功能的否定，它采取了同样的排除他项的运动：确立者与被否定者不兼容。但是，判断内部的否定采取了彻底排除不同者严格规律的形式：这是第三者被排除的规律，而无某种消除（Aufhebung）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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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管是象征性的某种构成性方法，抑或判断内在的某种活动，在话语（符号）世界里，否定都把被否定者本身（他者）驱逐出言语外；在逻各斯里面，这个术语是所谓的逻辑外。然而，话语思想从柏拉图的论述伊始，也设置了某种区分，把作为判断内在活动的否定与作为表意基本方法（基本的符号方法）的否定相区别，前者是后者内部的一种特殊情况，后者更广泛并包括前者。当柏拉图在《智者篇》里用下述句子勾勒说话与陈述的对立时，他抓住了这种区别：“……当至少出现人们开始陈述非存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肯定人们甚至不说话吗？”[11]当人们判断时，亦即当人们采纳了话语（逻各斯）的逻辑时，人们在说话，于是作为判断内部态度的否定呈现为第三者被排除的规律形式。人们在某种否定性（异化）方法中陈述，人们把逻辑中（话语中）没有存在的东西包括在意指行为中，而这就是被否定的项（=意指的起点）。在逻各斯（逻辑）看来，向语言（“陈述”）引入话语中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个巨大的困难，因为话语以否定的符号标示着语言。通过陈述话语中不存在的东西而赋予它某种语言定位，亦即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它第二存在，即它在话语中的逻辑存在以外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无法回答的问题。而《瑟埃忒托斯篇》（Théétète）也很难反驳外籍人：“非存在的存在论点至少就这样见证了理不清的最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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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柏拉图的这篇对话，对两种类型的表意时间的朦胧感觉似乎勾画出来了：一种是话语类型；另一种是陈述文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逻辑类型，第二种类型，柏拉图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何处，只能把它放在“理不清的最高程度”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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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语外”、这种“逻辑外”在所谓的艺术陈述文中得以客体化。柏拉图正是从“景观”“塑造”“形象”中寻找这种否定类型的实现；当这种否定不再是在某种判断举措（例如话语举措）中、而是在表意生产的昭示举措中，这种同时把正与反、话语以为存在和话语以为不存在的东西会合在一起的举措中，肯定被否定的东西时，它不遵循话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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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某种真正的形象，某种相似物，虽然并非真正不存在，但却不存在。”瑟埃忒托斯说：“这样一种纠缠很可能是非存在与存在之间的纠缠，而这种情况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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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正与反、真实与非真实的这种令人迷惘的纠缠（话语逻辑显然无法把这种纠缠思考为其他形态，只能理解为某种反常），诗歌语言（这种反话语）被视为由柏拉图的各种设置所主导的某种体系里的异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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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诗的所指是如何成为“非存在与存在纠缠在一起、且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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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语的非个性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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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诗歌语言或者指示某种特别的东西（具体的和个性的），或者指示一般的东西。换言之，非诗歌语言的所指根据语境，或者是某种特别类型（具体的和个性的类型），或者是某种普遍类型。例如，在一篇关于一个房间的非诗歌陈述文里，可以指称或者一个具体的房间（一个具体的客体，位于空间的某个地方），或者作为某种居室的一般概念。然而，当波德莱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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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香水瓶，有金丝的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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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快感的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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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像，油画，熏了香的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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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着豪华的皱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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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如温室般暖和的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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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又危险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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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棺里面正在枯萎的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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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白的眼，无思无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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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女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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