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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所指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一般的，且语境本身更多地混淆了这种区分而非使它简易化。在这种词义里，诗的所指是暧昧的。它采用各种最具体的所指，把它们具化为可能的所指（赋予它们越来越特别的和出人意料的形容语），同时可以说把它们提升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层面，后者超越了概念言语的普遍性[13]。波德莱尔诗作的节选建构了一个意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所指比在话语里更具体，也比在话语里更一般、更可以触摸到和更抽象。我们似乎觉得，从这个陈述文出发，我们可以再现某个客体，然而对文本的总的阅读说服我们，这是一部一般化程度很高的文本，任何个性化都被湮没其中了。我们不妨这样说，即诗语的所指享有某种双重定位：它既是（即同时而非相继）具体的，也是一般的。它把具体和一般环扣在某种非综合性的应用里，并因这种做法而抛弃了个性化：它是某种非个性化的、连接一般的具体。似乎诗语所指的统一性集中在这一点上，它不通过个性，而是通过分化（同时拥有具体性和一般性），重新连接到整体。因而在这个层面我们发现，诗语的所指远未排斥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类型，远未设置具体与一般相pk，A与B相pk），而是把它们囊括在某种双重性中，囊括在某种非综合性的会合中（AQB，用逻辑格式可以这样表示）。这样一种具体的但并非个性的所指，话语并不宽容它，柏拉图就曾再一次揭示了具体与非个性对于逻各斯的这种不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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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拒绝认同他在说话吗，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又真的不谈论任何个人的事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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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语的参照系与非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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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触及诗语的所指与参照系的关系时，A与B两个相互排斥的项（AQB）的同样的非综合性会合也可以看出来。诗语的所指同时反馈和不反馈到一个参照系那里；它存在和不存在，它同时既是某种是又是某种非是。诗语在第一运动中似乎指示是，亦即话语（逻辑）指示的存在（在波德莱尔那里，cf. supra，p.252：雪花、点缀着金丝的布片、家具、大理石、画作、芳香的裙子等）；然而，所有这些“自诩”反馈到具体参照物的所指，突然融入了话语（逻辑）指示为不存在的语词，例如由无生命力的物体所激发着的修饰语（“硕大的家具”“垂死的花束”），或者把系列相异的义素组织聚会在其中之一身上（在用“玻璃棺”代替“瓷瓶”的案例中，义素“结束”是把鲜花枯萎的瓷瓶与人死灯灭的玻璃棺结合在一起的义素之一）。在非诗歌话语中，花束并没有枯萎，家具也并非体积庞大。但是它们在诗中却枯萎和庞大了，诗以这种方式肯定某种非存在的存在，并实现诗语所指的双义性。隐喻、换喻和所有比喻形式都处于由这种双重语义结构所圈定的空间。事实上，即使诗语的所指仅采纳了肯定形式，我们也不以为它仅仅是肯定式的，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称之曰某种诗语的东西。这种肯定是第二等级上的（“有一些硕大的家具”）：它与话语逻辑传授给我们的某种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不期而至。不同于构成意指和判断之否定方法所固有的Aufhebung，处于诗语所指作品中的否定把逻辑规范、这种规范的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这并不是真的”）和对这种否定的肯定会聚在同一表意步骤里，而不是把这些阶段异化在某种三部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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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所指的否定性也区别于作为判断内在程序的否定。诗不说：“没有硕大的家具，这并不是真的”，这将是对话语逻辑（判断逻辑）中可能否定的某种否定，亦即某种第二否定继第一否定之后到来，两个否定之间有着空间差和时间差。诗陈述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真实与虚构的同时性（时间和空间的同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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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里，话语逻辑因而支撑着诗的阅读：我们知道，诗语所陈述的东西（对于话语逻辑）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接受这种不存在的存在。换言之，我们是在某种不存在（某种否定、某种排除）的背景上思考这种存在（这种肯定）的。正是相对于建立在否定之两个项不兼容基础上的话语逻辑，诗语所指作品中的非综合性会聚撷取它的表意价值。倘若说诗语中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无穷性仅仅相对于话语逻辑所建立的“正常性”才可以读出。接触诗语的认识者主体，在其科学言语中，相对于它在0—1两极（真与假）之间的运行逻辑，去思考诗语的，在这个逻辑里，否定的两个项是互相排斥的。而正是这种“相对于”赋予诗作为偏离性言语、作为异常的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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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生产本身的程序中，事情似乎是以另外的形式发生的，文本的生产不以为自己是某种异常，颠覆了话语/诗语=正常/异常的视野，而把诗语编码的无穷性作为起点，在这种无穷性中，双义逻辑作为界限而出现，重构了判断主体。因而，“相对于”一词永远存在，但是不是把所说确立为规范，而是赋予它界限的定位。我们稍后尝试把诗歌符号实践内部话语逻辑与表意生产逻辑之间的这种关系格式化；这样做时要避免异常的概念（后者把诗语的各种独特性类型化，但是没有进行某种结构研究），并保存逻各斯与诗语之间的互补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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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语空间里的陌生言语：互文性，复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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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的所指反馈到其他一些言语所指，以至于在诗的陈述文中，可以读出若干其他言语。这样，在诗语所指的周围，就创立了多重文本空间，其元素可以应用于具体的诗歌文本。我们把这个空间叫做互文性空间。从互文性中采撷来的诗歌陈述文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某种子集，这个更大的整体是应用于我们整体中的各种文本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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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野看，显然，诗语的所指不能视为属于某种唯一的编码。它是若干编码（至少两个）的交汇场所，这些编码相互之间处于否定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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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言语中若干陌生言语的交会（和崩解）问题由费尔南德·德·索绪尔在他的《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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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索绪尔使用过的“复量”概念出发，得以建立了诗语运行的某种基本特征，我们把诗语称作复量，即诗歌信息吸纳众多文本（意义），并且以一种意义为核心。我们这里给出洛特雷阿蒙的《诗集》作为诗之诞生场域这种互文空间的惊人案例，或者作为诗语所指的基本复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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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以区分出三种连接类型，连接《诗集》片断与先前作者们的具体文本和几乎被引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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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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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节段完全被否定，参照文本的意义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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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帕斯卡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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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我的思想时，有时它会离开我；但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弱点，我经常忘记它；这种情况像遗忘掉的我的弱点一样，给予我同样的教益，因为我只努力认识我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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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洛特雷阿蒙那里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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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书写我的思想时，它不会离开我。这个行动使我想起了我随时忘记的我的力量。随着我的思想被束缚的程度的上升，我获得同样比例的教益。我只努力认识我的精神与虚无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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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复量式的阅读可能意味着两种意见（帕斯卡尔-洛特雷阿蒙）是同时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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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称式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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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节段的一般逻辑意义是相同的；这不影响洛特雷阿蒙的复量赋予参照文本某种新义，反人道主义的、反情感主义的、反浪漫主义的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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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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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我们的朋友们的友情的冷却，这是友谊很少的某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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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洛特雷阿蒙那里，我们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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