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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世界，这个规律表达了把各自独立的读者（听众）赋予某言语或某种表意单位的不同阐释结合起来的可能性。非诗歌言语的全部意义其实来源于该言语所有可能意义的聚合，亦即来自所有可能的说话者所产生的言语多义性的某种恢复。显然，这样一种形象对于诗歌文本也是可能的，但是，它没有触及交际话语以外的他类言语的独特性。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诗歌言语的独特性是它与话语逻辑的独特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对于那些不想把诗性压缩为话语的人们而言）诗语显然既是这种话语（这种逻辑），同时又是对它的隐性否定，但是不表现出来（觉察不到），然而从语义方面却是有迹可寻的。诗歌语言既是某种话语（以此身份也是0—1的逻辑对象），也是这种话语之否定（以此身份因而脱离了0—1逻辑）的这种事实，使它摆脱了分配性的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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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伯克霍夫（G. Birkhoff）指出的其他作用于宏观结构（我们由此而将其改写为：可观察到的话语世界）的逻辑规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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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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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X.Y）. Z; X∪（Y∪Z）≡（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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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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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Y）≡ X; X.（X∪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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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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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X⊃Z，那么X.（Y∪Z）≡（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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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有效的（结合性和吸收性：在诗语的某种表格式运作中，所有的义素单位都是互相应用的）或有所弱化（调节规律：理由是，它是结合性规律和分配性规律的某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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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配性规律自身包含着在诗歌语言中无效的其他规律的要求，我们可以把它自身在诗歌语言中的无效性视为复量结构逻辑独特性的重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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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我们研究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就得出了下述结论，即两个逻辑规律似乎不适用于诗歌语言，它们是：（1）第三方被排除律；（2）分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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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有两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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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诗语中不存在第三方被排除律出发，把诗语的逻辑独特性格式化：这将引导我们每次面对诗语潜在的无数语象（三价逻辑等，n价逻辑，或完全另一类型的逻辑）的每一种时，都建构一种新的逻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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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尝试把可能出现在文本实践中、出现在口语（非诗歌言语）已经存在且有效的体系中，亦即出现在0—1两极（虚假与真实）运行的布尔逻辑中的诗语结构的多元化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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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应用话语逻辑的前提下，眼下我们还不了解哪些逻辑类型真正可以把诗语格式化，这里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我们放弃分配律同时保留话语的其他逻辑规律，这样我们就落到了戴德金（Dedekind）用垂成分（orthocompléments）构成的某种结构。我们以为这种方案在诗语的某种格式化中是中肯的，因为认识主体永远且不可避免地理解他（这位认识主体及其诗语）所产生的话语内部、并相对于这种话语所蕴涵之0—1逻辑的诗歌语言的事实。这样，诗语的垂成分式结构似乎就反映了逻辑与非逻辑、真实与非真实、存在与非存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这种永不停息的往复运动，后者似乎是我们称作复量书写的诗语的这种独特运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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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具体扼要地阐述戴德金的这种垂成分式结构。它放弃了分配律而保留了所有其他逻辑律。这种结构规定，对于这些X成分的每一种，都存在着某种X′成分，这样下述关系式对于它们就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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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金的垂成分式结构已经不再是布尔代数的双成分结构了，因而在这种结构上建构的逻辑也不再是双价的了。逻辑律（2）和（3）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常见逻辑中标示第三方被排除规律的公式了，因为在戴德金的某结构中，一成分给出的各种垂成分不一定是仅有的可能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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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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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图示里，X、Y和Z三个成分的每一个都拥有两个垂成分。至于0—1成分，它们仅仅互为垂成分，并因此而构成戴德金结构内部的某种布尔式的子结构，因此服从分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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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结构0—1代表着从话语（非诗语）逻辑视点对诗歌文本的某种阐释。所有在诗语中被这个逻辑视为真实的东西用1来表示；所有被视为虚假的东西则用0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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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这几个点代表着在某种不臣服于话语逻辑、而是探索诗歌语义活动之独特性的阅读中出现的意义效果。例如，让我们重新观照波德莱尔一个普通的诗象“胆汁的眼泪”（可复性）。如果我们从戴德金结构的布尔子集去思考它（对于我们的阐释而言，亦即在话语逻辑中去思考它），我们会用0来标示它；“胆汁的眼泪”是“不存在的”，上述表达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置于诗语的复量空间，那里不提出它的存在和真实问题，上述诗象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位，而是来自两个互相排斥的义素（眼泪+胆汁）的应用活动以及这个义素在我们读过的其他文本（诗歌的、神话的、科学的文本）的所有这些意义效果的某种意义效果，那么我们给予这个奇怪的和不确定的诗象X、Y或Z标志。以至于诗语的每个语义单位都分解了：它既是逻各斯的一个单位（以此身份，可以归入0—1坐标），又是在某种穿越逻辑顺序的义素的某种应用活动。这些穿越逻辑的活动是对0—1所蕴涵关系的多维度的否定。它们既不能被视为真实的，也不能被视为虚假的，它们是不确定的。我们可以构成一系列属于诗语所特有的穿越逻辑的活动类型（X、Y或Z等），依据这些活动与子集0—1所保持的否定类型。至于连接这些活动之间的种种关系，它们在这一点上将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我们无法确定X的否定是否就产生Y等。恰恰就是在这个场域，也许某种拓扑学的公理化，伊尔贝的种种不确定的功能空间的某种引入，可能构成诗歌文本的真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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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科学主体重新引入这样描述的结构里，有可能使X、Y、Z的独特定位消失，并把它们压缩到0—1坐标中去。这就是把X、Y、Z从它们的独特空间里抽出——在那里，这些标志是互文义素之间的不确定活动——并把它们提升到逻各斯的单位的定位上来。这样，“胆汁的眼泪”的语义活动就可以从“心酸”义素（这是真实的即1的活动范畴）出发，解释为两个语义集的某种结合，而它从其他义素的结合中抽取出它的不兼容性效果，这些义素如眼睛与肝、生理功能的差异等，它们偏离了真实，应该属于某种“异常”，即属于0。这种解释本身源自逻各斯并在逻各斯的范围内进行，把某种表意运行回收到话语中，使其理性化，并因此而改变了它的性质。凡是这种表意运行、这种活动发生的地方，0—1坐标只是某种原距离的刹闸，某种严谨的但昙花一现的提示，警示无意义偶然情况的发生，警示这些出乎意料的表意“冲撞”的多元性，当人们在我们所描述的复杂结构里阅读文本时，上述“冲撞”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垂成分式的新意义）。这些坐标0—1在那儿，永远在场于阅读中，但是被搁置起来，以期重温（无视它们的）“疯”言语与（了解它们的）诗歌书写的僭越工作之间的差异，这种僭越性质的工作在话语体系、社会体系的内部，偏移了话语的界限，并向话语填充了种种（垂成分式的）新结构，这种话语和科学主体有一天将发现上述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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