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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某种绝对公式所俘获的我们深知，诚然，这种公式只能是其所是。然而，以某种借口毫无节制地排斥诱惑，只能证明我们的无所作为，否定我们渴望获得的乐趣：因为这种彼岸是某种媒介者，而倘若我并不厌恶公开地、大逆不道地拆解虚构并进而拆解文学的机制，以建立主要部件或虚无，那么我不妨说它是动力。然而我敬仰人们如何通过某种欺骗，把我们对那里爆发的事情所缺失的意识，投放到某种被禁忌却又令人着魔的高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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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美那些最富有意义的文字挣扎于话语律（“绝对”）这种问题与种种活动（在马拉美那里通过“星座”或“恒星”所蕴涵的“大胆尝试的”、多义性的活动）之间。《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和《骰子一掷》两部剧作把文学文本的生产程序本身搬上舞台，揭示了书写在逻各斯与能指的碰撞之间的这种摇摆。如果说《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蕴涵着某种辩证的否定性，对（三段论）规律的某种臣服，后者排除表意运行中的“垂成分式活动”（“没有星星？探险取消了”？）[28]《骰子一掷》（从AQB的意义上）则否定了《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并勾画了逻各斯内部生产性工作这种“有用的疯癫”的种种规律，任何“掷骰”都消除不掉的这种“历险行为”。下面是马拉美笔下肯定与否定、存在与非存在、话语与书写之间的这种令人迷惘的交织所构成的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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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一幕探险被置于游戏中的剧作中，永远是探险通过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而完成它自身的理念。否定和肯定将在它的存在面前受挫。它包含荒诞，蕴涵着荒诞，但以潜在的形态，并阻止后者存在：这就使无限性得以存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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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骰子一掷》本身，察觉不到的、不能压缩到话语逻辑之“真实的”单位的诗语活动场，被明显地指示出来：“在波浪的这些海域，任何真实都分解为波浪。”那里发生的仅有的连接并不宽容双价的分类，而是指出可能性：“与可能性的这种最高结合。”然而，在这种“不可抵挡的、但是被其霹雳般的为无限强加了某种边界的雄性小理性所收敛”之僭越的细腻工作的每个时刻，都能感受到话语逻辑（理性）。这并不妨碍诗性意义——话语总有一天将吸纳的新意义——的生产发生在某种另类空间里，从结构上不同于圈定它的逻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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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空白的和高级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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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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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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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云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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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我们文明的文化文本中，就开启了另一种场景，这种场景肇始于马拉美、洛特雷阿蒙等人所引入的这种“新现象”。空白场景（“空白平面”）不同于我们作为逻辑主体而说话的场景；这是某种“另类场景”，那里发生着能指的这种连接（“一个接一个的碰撞”），它躲过了双价逻辑的各种类型（“星云”），但是，从话语的场景观之，补充在后者的逻辑律里，且正如我们通过垂成分结构尝试再现它那样，并不逊色地给出某种结果，社会正在互相传达这种结果，将其作为不可觉察生产之某种程序（“一个总账户正在形成中”）的某种再现而交流（“一个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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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复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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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实质是肯定非实证性地触及我们时代之文学工作已经客观宣示的某种问题的结构方法的权利，但并不回避象征运行的复杂性。通过这种做法本身，与现代文本的阐释宏论相决裂，我们知道，这些宏论曾经滋生了种种神秘的和晦涩难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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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的实质还是，带着如今逻辑学赋予我们的这种机器，窥视被现代的文本实践严格认可的我们关于诗语中否定之独特定位的见解所允许的认识论蕴涵。问题就在于勾勒诗语通过话语逻辑所开辟的这种另类空间（不作为完成产品，而作为某种仪器、某种活动、作为某种意义生产），而从这种话语中拿来的某种理性主义是无法设想这种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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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诗贬低为某种异常的理性主义面对我们称作复量的表意空间无能为力时，那些哲学和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辨则更多地试图宣布它为不可知的。我们无意就这两种交替意见发表拙见。我们面对着我们这个世纪的言语实践（现代派诗）所催生、而科学机器（逻辑学）理应触及的某种客观现实。（尤其因为这种机器在科学的其他分支中已经接触过由某种不同于直至19世纪人们所熟悉之逻辑学的某种逻辑所主导的种种领域。）科学机器与语言试验所得出之发现的这种接近并不瞄准对“任何神秘之任何钥匙”的发现。然而，在有关新标示（垂成分结构，在我们研究中的非综合性会聚）所蕴涵之认识论价值的调查性思考的陪伴，我们有可能推动我们关于象征运行种种新区域的认识。因此，我们暂且放弃表意的耦合层面（诗语所指中的否定类型）。我们重续已经引入分析的我们的认识论考察，尝试借助我们已经了解的诗语的否定性知识的启示，看看人们是如何阐释否定方法对于非诗歌言语之构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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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思考说话者主体的构成时，在他自己的基础上，即在潜意识微妙地出现在某种意识判断的基础上，发现了否定活动，发现了Verneinung（法语译为“否认”）。当主体否认其潜意识的承载（当潜意识说：“我恨您”时，主体说：“不要以为我恨您”）时，我们面对的是重复被排斥物（“我恨您”）、否定它（“我说过我不恨您”）、但同时又将其包含在内（仇恨还是被排斥了）的某种活动。这种运动让人们想起了黑格尔的Aufhebung，设置了黑格尔否定活动的三个阶段，并明显是在Aufhebung这个术语（=否定、取消和保存，即“从根本上提起”）的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得以表达的[30]。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运动就是判断的构成性运动：“否认是对排斥的某种否认，但并非因此而是对被排斥者的某种接受。”否定对于他成了“在排斥地方及其后续地方允许某种初级独立并因此而独立于乐趣原则之约束（Zwang）”的方法。显然，对于被理性主体的问题性所萦绕的弗洛伊德而言，否定不是启动某种“不可觉察”和“不可确定”之行为的某种取消行为，而恰恰相反，是构成理性主体、逻辑主体、蕴涵着话语之主体的举措本身；亦即符号的问题性。如同伊波利特（Hyppolite）所建构的那样，否定发挥着“作为显性化象征性之基本态度”的作用，它“拥有产生思想之智慧和地位本身的真正功能”。一旦有某种否定——Aufhebung，符号就构成了，而与之一起构成的还有说话和判断主体。换言之，只有从主体=话语=符号的场域开始，才能找到否定=Aufhebung的活动。弗洛伊德自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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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理解否认的方式非常对应的是，人们从潜意识开始的分析中未能发现任何“不”的意思，而从自我一侧对潜意识的辨认表达为某种否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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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否定行径是“智慧”亦即是符号思想（话语思想）的起点本身。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要指出，Aufhebung的三段运动正是构成黑格尔所界定的“符号的金字塔”的相同运动，而这一运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找到了它的科学落脚之地。三段式否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0—1逻辑运行的话语、符号的思想、说话者主体，这些就是这个逻各斯的世界的相关的——和同谋的——若干术语，在这个世界里，弗洛伊德仍然勾勒了某种叛逆区，即潜意识（和梦）。然而这个区域更多地呈现为话语的某种坚实的基础，而非通过话语的某种出路，因为正是从逻辑话语（这里的非诗歌话语）及其主体的优越视点出发，潜意识的概念才被锤炼为承担着残余角色的活动典范，在那里，活跃着话语里没有的种种活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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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诗语中否定的独特性吧。从作为诗语所指特征的非综合性会聚和调节诗语语象的这种垂成分结构开始，我们就被引导到下述思路，即诗语这种象征运行的特别类型揭示了人有关能指工作的某种特殊区域；它不是符号和主体的区域。在话语之逻辑律被动摇的这个另类空间里，主体解体了，代替符号而建立起来的，正是互相取消的种种能指之间的碰撞。这是一种被普遍化的否定性活动，但是它与构成判断的否定性（Aufhebung）没有任何关系，也与判断内部的否定（0—1逻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否定性，那些古老的哲学例如佛教窥见了它，并把它指称为“śunyāvadā”[32]。某个“零度”主体、非主体前来承担了这种自我取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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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符号学的工作类型，我们有某种“客体”需要捕捉，那就是诗歌文本，它代表着先于文本（产品）的意义的生产力（语义活动）：“我的思想在自我思考”，马拉美在他的书信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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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零度”主体外在于由符号所主导的空间。换言之，当符号的思想消失了，当符号与外延的关系被压缩为零的时候，主体就消失了[33]。让我们颠倒一下吧：只有当某种符号思想通过赋予自己种种“次要的”或“边缘的”、服从于符号（服从于理性原则）的现象（“梦”“诗”“疯癫”），补偿被符号的统治所遮蔽的符号实践之并行的多元性时，只有在这种符号思想里，才有“主体”（且因而人们不能谈论潜意识）。零度主体（这里，我们看到“主体”概念被偏移到何种程度）不依靠任何符号[34]，即使我们从我们的理性空间出发，只能通过符号去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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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零度主体活跃的这个“空白”空间是与说话者主体所主导的我们的逻辑空间相对立的一极，那么诗歌的符号实践加上它的种种独特性，就变成了这两极在某种不停息的相互靠近的运动中会合的场域。这样，复量空间——我们在与说话者主体一侧相对立的另一侧、在这种空白（及其零度主体）的边缘所发现的诗歌空间——就是我们文化的神经性阵痛的空间，在那里，作为规范话语的符号思想与这种不需要某种逻辑主体而运作的运行之间的连接发生了。这种形态是想表达下述思想，即在我们看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通过拉康而迂回），复量是在为了从主体之建构中读出他的解构、从文本的建构中读出话语的解构、从书写文字的建构中读出符号之解构而活跃的元素的途径上形成的某种概念。这种形态还为了说明，诗语这种复量并非一定处在潜意识（以及所有相关的概念，例如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实践，符义分析应该从其不可压缩的独特性中研究它，不要把它分解到话语和/或符号的逻辑学（0—1）中，也不要分解到它们的“拓扑学”中（参照系—所指，能指；意识—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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