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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范畴FIRST MEAL OF THE DAY（一天中的第一餐）在英语和法国的原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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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还说明，文化模型不是静止而是变化着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描写过的英国原型（早餐）在宾馆或B＆B（提供床位和早餐的旅馆）中可能还这样做，但再也不能认为这还是标准的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早餐。相反，许多以前提供以法国原型为模型的“欧陆早餐”（虽然通常把羊角面包换成别的东西）的大陆宾馆，现在也提供有着许多英国早餐特点的“自助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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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拿欧洲国家和日本或者中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时，文化模型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范畴结构的影响就变得更加明显。看看图1.17所画的物体。（a）和（b）代表的是欧洲传统的桌子，人们使用时，或者站着或者坐在椅子上。相反，以前在中国和日本写字是席地盘腿而坐或跪坐的。在这种传统的书写文化模型中，图1.17中物体（c）是桌子范畴的原型，而物体（a）和（b）将是相当边缘的范畴成员。然而，在现代交流的影响下，这种文化模型也正在发生变化。电脑和电信设备正消除传统的日本和中国文化中的书写模型，以使类似桌子这类范畴适应“国际”的商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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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桌子范畴的欧洲原型和传统日本原型图示（想法基于Lipka 1987：292，但有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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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最后一个例子也许更有意思，因为它证明，即使在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同样一些词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不同的文化模型。这种情况在像英语这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使用的语言中相当常见。运用Rosch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方法（参见1.1节和1.2节），Schmid和Kopatsch（待刊）表明，存在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学生所说的英语日常用词中的概念结构与从美国两所大学得出的概念结构有天壤之别。英语是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所有人都把它用作第二或第三语言。FOOD（食物）是调查过的范畴之一。在这个实验中访问了尼日利亚北部的Maiduguri大学的75个尼日利亚学生和California的Santa Barbara、Massachusetts的Lexington的两所美国大学的74名学生。在实验中，要求被试根据一个由48个项目的食物组成的清单划出典型性等级。这个清单中的食物项目，不仅包括meat（肉）、bread（面包）、beans（豆）或者pizza（比萨饼）、chips（薯片），还包括millet（小米）、yam（山药：一种类似于土豆的块茎）、cassava（木薯粉：用一种热带植物制的粉）和colanut（可乐豆：可乐树的种子，含咖啡因，在庆祝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选出的部分结果见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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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尼日利亚和美国学生列出的FOOD（食物）范畴样本合格性等级的部分结果（自Schmid和Kopatsch，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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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以找到一些对应——比如鸡和肉有差不多的等级——但是，两份清单还是代表了遍存于两种文化中的截然不同的FOOD（食物）认知模型的特点。那些在清单中领先的原型项目，读起来像每周餐饮计划，最突出地代表了美国餐桌特点的，有鸡、鱼、面包、比萨饼、沙拉和肉，而代表尼日利亚人餐桌特点的，却是豆类、大米、山药、鸡、肉和木薯粉。苹果、橙子和香肠这类普通的西方项目，美国学生把它们排在靠前的位置，在尼日利亚清单中却更低，而尼日利亚人的主要食物，特别是小米、玉米，——在美国英语中无疑不是非常普通的词项——和小麦这类基本的粮食在美国人的列表中则远远靠后，说明了美国与尼日利亚不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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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例子说明，一种文化的成员所共有的认知模型相似，而不同于储存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头脑中的认知模型。这些例子还表明，文化模型对范畴的概念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不但在对（传统的）日本或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这种遥远的文化进行对比时是这样，而且也适用于英语的母语变种（如美国英语）和新英语（如尼日利亚英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甚至英语的不同母语变种也受文化模型的影响：一项基于因特网的属性列举实验完全证明了这种假设：在美国，BUS（公共汽车）得出了“黄色”、“学校”和“小孩/孩子”这类属性，而在英国，“红色”、“公共交通”和“工作”这些属性则更凸显，从而产生了BUS（公共汽车）的不同的概念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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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模型和专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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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以我们对周围现象的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文化模型可能包含从严格科学意义上来说是有疑问甚至是不准确的假设。例如，狗摇尾巴表示“我很快乐”，而咆哮则意味着“我很生气”，这是我们关于“狗”的文化模型的组成部分。而当猫呼噜作响时被认为是在自得其乐。对动物学家或生物学家来说，所有这些信条都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动物是否真的有人类意义上的感情。在他们的以严格的科学事实和逻辑规则为基础的专家模型中，这类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而在另一方面，朴素的文化模型是以不正规的观察、传统的信条、甚至是以迷信为基础的，并因此也被称为“民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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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科学地建立的专家模型和外行的朴素模型之间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分歧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以移动这一物理现象的朴素模型为例来考察。McCloskey（1983）进行了一些实验和访谈，以诱导出流行于美国的关于移动的文化模型。他请被试想像有一架在恒定高度匀速飞行的飞机。另外，被试应该假设在飞行过程中的某一点有一个大金属球从飞机上掉下来，而飞机则按同样的速度、高度、方向继续飞行。被试的任务是画出金属球从掉落到触及地面的轨迹，风和空气的阻力忽略不计。金属球最后与飞机的位置关系也应该表示出来。在你继续读下去之前，你也许应该自己试着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你自己画出飞机和金属球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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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你画出的轨迹与对这个问题的科学上的正确答案对比一下。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金属球将以抛物线降落并正好在飞机同一时间到达的下面的那个点上触及地面。金属球之所以划出这种轨迹，是因为它在获得均匀的垂直加速度的同时，将继续以跟飞机一样的速度水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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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画的轨迹与科学解释不吻合，你和在被试中占60％的多数是一样的，因为，在McCloskey的实验中，只有不到40％的被试作出了在科学上正确的回答。大多数被试认为金属球会走不同的路线（比如，它会直线掉下或以斜线降落），这揭示了一种不同于通行于物理学的专家模型的关于移动的朴素文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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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所表明的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文化模型，不一定，并且也常常不与专家拥有的客观上可以证明的科学知识相一致。如果我们认为文化模型的基础是一个社会或社团的集体经验，那么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过日常生活，外行不需要科学上正确的模型，而只需要功能上有效的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一个模型符合我们的感知并能作出功能上正确的预测，那么，即使它可能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也可能广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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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是Kempton（1987）提供的。她在通过访谈和行为记录研究关于家庭取暖调节或者自动调温器的美国文化模型时，发现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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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反馈理论，认为自动调温器感应温度并打开、关上取暖炉以保持稳定的温度。另一种，我把它叫做阀门理论，认为自动调温器控制热量。也就是说，就像煤气炉或水阀，调得越高的也就产生越大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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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pton 198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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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理论在技术上是正确的，而阀门理论却错了。关于这两理论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阀门理论错了，它还是能让我们对一座房子里的温度控制作出正确的预测，所以外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赞同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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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许多朴素的文化模型，特别是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从科学观点上看是不准确的，而就其功能预测而言却又通常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模型的准确性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例如，尽管我们可以为所有的领域找到具有特别精确的认知模型的专家，而对于沙城堡、沙滩、桌子和早餐这些我们在这一节中为举例说明的目的而选出的文化模型，去谈论正确或不准确的模型将是不合适的。重要的是，“普通”的日常经验并不遵循为科学研究设置的教条和形式逻辑的规则，在其背后却有别的，更纯粹认知的规则，其中的有些规则我们将在下面的第3章和第4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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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在这儿已经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小结来结束本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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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范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会引起范畴原型、边界和整个范畴结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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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范畴在其中使用的实际语境之外，范畴的内部结构还由处理语言时总是出现的认知与文化模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