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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有很多政治家（还有行政官员和政治新闻记者）的思维事实上受到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隐喻影响。这个问题的经典研究是Lakoff（1992）关于用来证明1991年海湾战争正当的一些隐喻的分析(19)。他所发现的特别有趣同时也是高度危险的是：不仅外行的想法，而且专家们的论证也是由一套他称之为“专家隐喻”的概念隐喻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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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统的核心是最先由普鲁士将军Clausewitz创造的＋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这一隐喻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隐喻＋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只要看看这些隐喻就很清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把概念WAR（战争）降低到两个非常正常，基本上无害的人类活动，即政治和商业的层次上。战争像政治一样，是一个阐明立场、寻找盟友、控制对手、取信于民的事；这也再次预设了兜售某人的思想、讨价还价、供货等概念以及做生意的其他方面。在更专业的层次上，＋POLITICS＋（＋政治＋）隐喻和＋BUSINESS＋（＋生意＋）隐喻熔合成＋WAR IS A COST/BENEFIT ANALYSIS＋（＋战争是成本/利润分析＋）这一隐喻，它引入了会计学和审慎的经济估算概念。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常、无害和负责的印象被这些隐喻之外的很多其他隐喻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强制执行经济制裁之类的问题行为转化为无罪的公平交易，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一场可由数学概率计算和博弈论控制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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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这些方便的隐喻，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这些隐喻背后隐藏了什么：痛苦与死亡的现实，对伤者健康的长期影响，对老兵们的心理影响，环境影响，更不用提战争的道德方面了。另一个隐喻，表面上看来也是无害的，却同样很危险：即＋THE STATE IS A（SINGLE）PERSON＋（＋国家是个（单个的）人＋）这一隐喻。它展开了PERSON（人）（或HUMAN BEING（人类））这一内涵丰富的源概念：他健康，强壮，有家，有邻居，有朋友和敌人。这个隐喻掩盖了国家的内部差异，种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大企业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它使下面这种主张是正当的，即总是有高于一切的统一的国家利益，而对这种利益的追求常常以牺牲弱势的少数人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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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Lakoff试图把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的世界观，拓宽了他的政治导向的认知分析的范围，（Lakoff 2002，2004）。他从STRICT FATHER（严父）和NURTURANT PARENT（慈父）这两个不同的家庭认知模型着手，收集了成组的隐喻来解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观，他发现这种道德观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对重要的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中得到了反映。结果，STRICT FATHER（严父）模型产生了诸如＋MORALITY IS STRENGTH＋（＋道德是力量＋），＋MORAL AUTHORITY IS PARENTAL AUTHORITY＋（＋道德权威就是父母的权威＋），＋MORAL ACTION IS A MOVEMENT ALONG PERMISSIBLE PATHS＋（＋道德行为是沿着容许的道路的活动＋）这类的隐喻，而NURTURANT PARENT（慈父）模型则得到了诸如＋MORALITY IS EMPATHY＋（道德是体谅），＋MORALITY IS HAPPINESS＋（＋道德是幸福＋）和＋MORALITY IS FAIR DISTRIBUTION＋（＋道德是公平的分配＋）等隐喻的支持。尽管Lakoff强调他隐喻分析的客观性，但上述选择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偏爱所在，以及他对过去十年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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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到现在还同意我们对隐喻和转喻的“构建力量”的基本积极的说明的人来说，Lakoff的看法可能是让人吃惊的。起初因对我们理解世界做出很大概念贡献而加以赞美的，现在被认为有点儿不确定，不仅产生了积极的，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就像隐喻令人愉快的积极方面一样，对隐喻的消极利用只不过是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隐喻是非常有力而自然的认知过程，它通过简单的、常常也是具体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中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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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释性和结构性隐喻的讨论，现总结为如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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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隐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帮助我们思考：作为解释性的或结构性的隐喻。解释性隐喻用来使外行更容易理解复杂的科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结构性隐喻是对这些问题作理论阐述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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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现象的通俗理论常依靠结构性隐喻，而科学的理论阐述则主要是非隐喻的，但也可使用一些隐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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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中，隐喻的解释功能常常服务于控制这一目的，这就意味着隐喻的选择常常首先要看它们的情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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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的政治思维主要依靠结构性隐喻，这些隐喻往往是政治家和宣传家们有意创造和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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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理论阐述也时常以结构性隐喻为基础，因为这些隐喻可能掩饰问题本应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影响可能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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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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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别下列用于构词法分析和（传统的）语法描写术语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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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ping（截略词），blend（截合词），portmanteau word（混合词），question tag（疑问尾句），cleft sentence（分裂句），contact clause（直接小句）（用于某些类型的关系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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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科学中以隐喻为基础的解释，例如the heart is a pump（心脏是个水泵），mitochondria are the cell’s power stations（线粒体是细胞的发电站）， the DNA is the genetic code（DNA是遗传密码），并讨论它们是主要用作解释性的拐杖（解释性隐喻）还是实际构成了所讨论的科学问题的基本原理（结构性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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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一下某些隐喻如何影响我们对技术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方法，例如，我们对TRAFFIC（交通）的不同看法取决于它是否建立在下面隐喻的基础上：是＋TRAFFIC IS A RIVER＋（＋交通是河流＋），还是＋TRAFFIC LINKS PLACES＋（＋交通连接各地＋）这个隐喻，还是＋TRAFFIC IS A DANGEROUS ANIMAL＋（＋交通是危险的动物＋）。试找出其他例子来说明隐喻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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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找出例子，说明政治家如何通过使用无害的隐喻来诠释一种危险的或至少是消极的状况。在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寻找这种情况，并收集这样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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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隐喻，也许从肯尼迪的演说开始，并明确哪些隐喻是解释性的，哪些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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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 3.4 用转喻思维：潜力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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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转喻如同隐喻一样可以理解为认知工具，或者不那么专业地说，理解为思维方式，将转喻用于解释目的这个诱惑就非常大。然而，真正的概念转喻仅限于以小部分基本经验为基础的代表这一联系，并且只在合适的映射域内才有效，这似乎限制了转喻的解释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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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隐喻一样，转喻也被认为是一种认知方法，它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并成为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然而，隐喻过程中被映射的丰富属性能形成可用于并保留很多文本中的主题，而转喻的潜力则比较有限。如3.1节所示，只有建立支持合适的映射域的概念之间转喻联系（映射域从原型来说相当于一个认知模型；在映射域“美国政府”中以WHITE HOUSE（白宫）代表PRESIDENT（总统），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才能利用接近关系或者诸如“部分-整体”，“地方-人物或事件”，“原因-结果”，“容器-内容”等意象图式成功地产生代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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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WHITE HOUSE＋这类传统上已经认为是转喻的词汇例子之外的现象，并考虑近来将转喻应用于来自构词法和言语行为等各种领域的所有其他语言现象的尝试时(21)，我们就必须记住上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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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和构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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