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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需要给同一个物体贴上多个标签，以标明范畴的大小，例如“棉尾灰兔”“兔”“哺乳动物”“动物”和“生物”。在对不同范畴进行选择时，我们会有一个权衡的过程。例如，确定“彼得”是一种动物要比确定它是一只棉尾灰兔要容易得多（只要看到它的一些动物行为，我们就能断定它是一种动物，而不必知道它是不是一只棉尾灰兔）。然而，相对于“动物”标签而言，如果我们知道彼得是一只棉尾灰兔，就可以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如果它是一只棉尾灰兔，它就会偏爱胡萝卜，以空旷的野外或者森林空地为栖息地；但如果它只是一种动物，那我们就无法知道它具体吃些什么东西，或者喜欢怎样的栖息地。相对而言，“兔子”这个不大不小的基本范畴是一个两全之策，它既不像“棉尾灰兔”标签那样难以张贴，又不至于像“动物”标签那样过于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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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什么要将“兔子”的概念与“奔跑”分离开来呢？这或许是因为无论一只兔子是在奔跑、进食还是睡觉，只要一声巨响，它就会疾速地钻进洞里去，这是我们可以预料的结果。然而，如果是一只狮子，无论它是在奔跑、进食还是睡觉，当它听到一声巨响时，显然会有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正是兔子和狮子的区别所在。同样，无论是谁在奔跑，都会产生一些特定的后果，无论奔跑者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只狮子，它都不会在某个地点停留太久。同样，睡觉也一样，无论是兔子还是狮子，只要它睡着了，都会趴在原地一动不动。因此，一个聪明的预测者应该对物体和动作贴上不同的心理标签，如此一来，他就不需要再分别学习兔子奔跑是怎么回事，狮子奔跑又是怎么回事；或者兔子睡觉是怎么回事，狮子睡觉又是怎么回事；乃至奔跑、熟睡的羚羊又是怎么回事，等等。他只要了解“兔子”“狮子”和“羚羊”的一般概念，再了解“奔跑”“睡觉”的一般概念即可。假设世界上存在M种物体和N种行为，认知者不必学习M×N个概念，他只要轻松地掌握M＋N个概念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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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是那些目不识丁之人，也可以将连续不断的经验切分为各种物体、种类和运动，更不用说地点、路径、事件、状态、材质以及其他类型的概念了。婴儿认知实验证明，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婴儿在学会物体的各种名称之前就已经有了对物体的概念。早在婴儿未满周岁，还没有接触任何单词之前，他们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一些我们称之为物体的东西了。当他们看到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突然脱离物体、擅自行动时，会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同样，如果某个物体神秘地出现或消失，或者径直穿过另一个固体，又或是不依靠任何支撑悬浮在空中，都会让他们倍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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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给这些概念冠以名称，可以让我们将自己来之不易的发现与理解分享给那些经历有限或者不善观察的人。“gavagai难题”涉及的其实就是单词和意思的配对问题。如果婴儿一开始就明白这些概念与语言中的各种意思的类型有对应关系，那么这个难题就算得到了部分解决。实验证明，幼儿能够假设某些概念能够成为单词的表述对象，而其他一些概念则不能用单词来形容。发展心理学家埃伦·马克曼（Ellen Markman）和珍妮·哈钦森（Jeanne Hutchinson）给2~3岁的小孩观看一组图片，并要求他们“寻找与这张图片类似的另一张图片”。孩子对存在互动关系的物体十分感兴趣，在接受命令之后，他们倾向于选择可以形成角色关系的图片，比如说一只冠蓝鸦和一个鸟巢，或者一条狗和一根骨头。但是，当马克曼和哈钦森要求他们“寻找与这个‘dax’相同的另一个‘dax’”时，孩子的选择标准就会发生改变。他们似乎认为，一个单词肯定是代表一类事物，因此他们会将一只鸟和另一只其他种类的鸟、一条狗和另一条其他种类的狗放在一起。对孩子来说，“dax”不可能指的是“一条狗或它的骨头”，虽然这个组合对他们来说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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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物可以用不同的单词来代表。棉尾灰兔“彼得”不仅是只兔子，它也是一只动物，更是一只棉尾灰兔。孩子们偏向于将名词理解为像“兔子”这样的中级范畴，但他们也必须克服这种偏好，学习像“动物”这样不同范畴的单词。孩子似乎是借助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做到这一点的。虽然大多数常见单词都拥有很多个意思，但每个意思往往只有一个单词来代表。换句话说，同形异义的单词比比皆是，而同义异形的单词却极其罕见。几乎所有被认为是同义的单词都有着意思上的差别，尽管差别很小。比如说“skinny”（干瘦）和“slim”（苗条），一个具有贬义，一个具有褒义；而“policeman”（警察）和“cop”（警察的俚语）则一个是正式用语，一个是非正式用语。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语言对单词如此“小气”，对意思却如此“大方”。不过，孩子们却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也许正是这种预料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这帮助他们进一步解决了“gavagai难题”。如果一个孩子已经知道某个单词是代表某个事物，那么当另一个单词被用来指代这个事物时，他就不会简单地将它看成上一个单词的同义词；相反，他会试着将它理解为其他一些可能的概念。例如马克曼发现，如果你给某个孩子一个锡做的V型夹，并把它称作“biff”，孩子就会将“biff”理解为夹子的一般概念，这显示出他对中级范畴的偏爱。因此，当你要求他找出更多“biffs”时，他会挑选出一个塑料做的V型夹。但是，如果你给孩子一个锡杯，并把它称作“biff”，孩子就不会将这个“biff”理解为“杯子”的意思，因为多数孩子已经知道有一个单词的词义是“杯子”，即“cup”。出于对同义词的反感，孩子会认为“biff”一词一定表示其他的意思，而这个杯子的材质是最为现成的对象。因此，当要求他找出更多的“biffs”时，他会选择一个锡做的勺子或者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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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精巧的研究揭示出儿童是如何锁定各类单词的正确意思的。一旦儿童掌握了一些句法知识，他们就能够用它来厘清各类不同的意思。例如，心理学家罗杰·布朗给一些孩子观看一张图片，图片中是一双手正在揉搓一堆搁在碗里的小方块。如果他问“Can you see any sibbing”（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在“sibbing”吗），孩子们会指向图片中的那双手。但如果他问道“Can you see a sib”（你们看到了一个“sib”吗），孩子们则会指向那个碗。如果他再问“Can you see any sib”（你们看到了一些“sib”吗），他们又会指向碗里的小方块。其他实验也揭示了儿童能够极其深刻地理解不同词类在句子结构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它们与概念和种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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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名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意义非比寻常。从词法意义上说，一个名称就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由一套套规则精美地组装而成，即便有时看上去异常古怪，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从句素的意义上说，一个名称就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是成千上万个同类中的一员，我们能够迅速地了解它的含义，是因为它与孩子的心智、成人的头脑以及现实的本质相契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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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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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喉头、软腭、舌面、舌尖、舌根、双唇六个语音器官，再结合喉头是否振动、软腭张闭、舌根是否紧张以及双唇是否撮起，我们在英语中就可以形成40个音素。不同语言的语音模式也千差万别。语音之所以难以识别，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和口头之间存在许多不相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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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一个专门研究听觉的实验室工作。我通过一台计算机，将一串串相互重叠的声波进行合成，以确定它们听起来是像一组频率丰富的声音，还是像两组单一频率的纯音。某个星期一早晨，我体验到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些声音突然变得像是一群小孩子在齐声合唱，听起来就像：“（哔砰砰、哔砰砰、哔砰砰），汉普蒂·邓普蒂[1]、汉普蒂·邓普蒂、汉普蒂·邓普蒂，（哔砰砰、哔砰砰），汉普蒂·邓普蒂、汉普蒂·邓普蒂、汉普蒂·汉普蒂、邓普蒂·邓普蒂，（哔砰砰、哔砰砰、哔砰砰），汉普蒂·邓普蒂，（哔砰砰），汉普蒂·汉普蒂、汉普蒂·邓普蒂，（哔砰砰）。”我检查了示波器，它的确是我事先设定的两段音流。因此，这种合唱效果一定是由我的听觉感知到的。经过一番工夫之后，我居然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心理切换，即我既可以把这段声音听成“哔砰砰”声，也可以把它听成孩子们的合唱声。这时一位同学走了进来，我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她，并且说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告知实验室主任布雷格曼教授。结果她建议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除了波塞尔教授——他是精神病理学研究室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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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到底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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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罗伯特·雷米兹（Robert Remez）、大卫·皮索尼（David Pisoni）和他们的同事是一群比我更有勇气的学者，他们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正弦波言语”（sine-wave speech）的文章。他们将三个同时振动的声波进行了合成。从物理上说，这个声音一点儿也不像人类的语音，但这三个声波遵循着与句子“Where were you a year ago?”一样的语音频率和幅值。结果，志愿者表示自己听到了某种“科幻的声音”或者“计算机的哔哔声”。实验人员找来第二组志愿者，并告诉他们这个声音出自一个损坏的语音合成器。结果，这一批志愿者能够从中听出许多单词，其中1/4的志愿者可以完整地写出这个句子。可见，大脑可以从一堆与语音只有些许相似的声音中听出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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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弦波言语解释了八哥为什么“能言善道”。八哥的每个支气管中都有一个可以独立控制的阀门，能够同时产生两种声波，听起来就像是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