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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如语言的共性只是世代相传的结果，那么各种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应当与语言谱系的分支流脉形成对应关系，就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通常与它们各自脱离母体文化的时间相关一样。根据这种假设，当人类的祖语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分化演进时，一些分支可能变成“主宾动”结构，而另一些分支则变成“主动宾”结构；而在每一类分支中，一些语言会发展为黏着语，而另一些语言会发展为孤立语。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超过1 0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语言的发展历史和语言的类型特征并不能完全对应。语言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一种语法类型转变为另一种语法类型，并且可以在几种类型之间来回变换。除了词语之外，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会日复一日地扩大下去。例如，在不到1 000年的时间里，英语已经从一种词序自由、高度屈折、主题突出的语言（就像其姐妹语：现代德语）转变为一种词序固定、较少屈折、主语突出的语言。就某些方面而言，许多语系都包含了世界上近乎所有不同形态的语法特征。一种语言的语法特征与它在语言谱系中所处的位置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这一事实表明，语言的共性并不是传说中的祖语所恰巧遗留下来的种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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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语言的共性归因于人类普遍的语言本能之前，我们还要排除第二个可能的解释：语言的共性反映的是人类思想或心智活动的共性，而并非专门的语言特征。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颜色词的普遍性很可能源自人类色觉的共性。主语之所以必须位于宾语前，可能是因为主语代表动作的实施者（例如“Dog bites man”），因此将主语放在前面反映的是先因后果的逻辑关系。而短语结构中的中心语前置或后置原则之所以适用于所有语言，也许是为了确保短语树形图分枝方向的一致性，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以避免出现难以理解的“洋葱结构”。例如，日语是一种“主宾动”结构的语言，它的修饰语位于中心语的左侧，因此它的结构是“修饰语-主宾动”，修饰语位于短语之外，而非“主-修饰语-宾动”，修饰语嵌在短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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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功能性的解释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无法阐明语言上的诸多共性。例如，格林伯格注意到，如果一种语言既有派生后缀（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新词），又有屈折后缀（通过改变单词形态来满足句法要求），那么派生后缀总是比屈折后缀更接近词干。我们在第4章中曾经见识了这一原则，即合乎语法的“Darwinisms”和不合语法的“Darwinsism”。我们很难说这一原则是源自人类思想或记忆的普遍性：为什么一个达尔文提出的两种学说是可以理解的，而两个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和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提出的一个学说却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我们根据这种语言上的表现，宣称人类心智认为“-ism”形式在认知层面上比复数形式更为基础，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又比如，在彼得·戈登的实验中，孩子们只会说“mice-eater”，而从不说“rats-eater”，尽管“rats”和“mice”的意义相同，并且这两个复合词都不会出现在大人的言谈当中。戈登的结果证明，语言的这一共性是源自大脑中词法规则的运作方式：屈折词缀可以添加到派生词上，但派生词缀却不能添加到屈折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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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如果要追溯巴别塔建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源自大脑神经的普遍语法，格林伯格的比较研究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应该将语法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而不是将它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现象。单纯地探讨一些具体现象的原因，比如“主动宾”结构，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语言共性的问题上，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无论我们挑选哪一种语言作为研究对象，都可以从中找出被称为“主语”“宾语”和“动词”的东西。毕竟，如果让我们在乐谱、计算机语言、摩尔斯电码或者数学公式中寻找“主动宾”的结构顺序，我们会觉得这是荒唐之举，这就好像是将世界各地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汇总起来，以调查他们的冰球队队服的颜色，或者切腹自杀的仪式。然而让我们最为惊讶的是，我们居然能够去探讨语法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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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言学家声称自己在各个语言中发现了相同的语言部件时，这不是因为他们事先就预料到每个语言都拥有主语，因此将其他语言中类似英语主语的这类短语也都称为“主语”；相反，当一位语言学家第一次调查某种语言时，如果他依据英语主语的某个标准（例如动作动词的施事者）将一个短语称为“主语”，他很快就会发现，其他的一些标准也同样适用于这个短语，比如它与动词在人称和数量上保持一致、位于宾语之前等。正是各种语言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相互对应的特征，使得有关不同语言的主语、宾语、名词、动词、助动词、屈折变化的讨论具有了科学上的意义，而不是将字母表中所谓的“第2783词”和“第1491词”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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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表示，从火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发现世界上的语言使用的都是一套相同的符号处理系统，没有任何例外。语言学家很早就知道，所有的语言都拥有一些基本的设计特征。1960年，非乔姆斯基学派的语言学家C.F.霍基特（C.F. Hockett）对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进行了比较，由此总结出人类语言的许多基本特征。例如：语言是以口、耳为渠道，只要使用者没有听力方面的问题（当然，对聋哑人来说，手势和表情成为一种替代渠道）。语言拥有一个通用的语法系统，它对于说话和理解同样有效，这使得说话者传达的信息都能被人理解，同时，他也能理解别人传达的信息。每个单词都有固定的含义，而单词与含义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语音是一组间断发出的声音。如果一个单词的读音介于“bat”和“pat”之间，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意义也介于“bat”和“pat”之间。语言能够传达与说话者所处环境并无关联的抽象意义。语言的形态具有无限性，因为它们是离散组合系统的产物。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模式二重性”：一组规则规范语素中的音素，这组规则与意义无关；另一组规则规范单词和短语中的语素，并由此生成具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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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加上格林伯格的调查结果，使我们能够在这些基本特征之外发现更多的内容。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第3章~第5章中所分析的英语语法机制其实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世界上的语言虽然都拥有成千上万的词语，但它们都可以被划分为名词、动词等不同的词性。所有单词都是依据X-杠系统组合成短语的（即名词包含在N-杠之中，而N-杠又包含在名词短语之中），短语结构的较高层级包含助动词，以表示时态、情态、体和否定。名词拥有格标记，并由心理词典中的动词或其他谓语条目分派语义角色。短语可以借助依赖于结构的移动规则，离开它在深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留下一个缺口或者说语迹，由此形成问句、关系从句、被动句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结构。新的单词可以依靠派生和屈折的方式来进行创造或者修饰。屈折规则主要标记名词的格和数，标记动词的时态、体、语气、语态、否定，以及与主语和宾语在数量、性别、人称上的一致性。语音的形成取决于韵律和音节的结构，以及清浊、语调、发音方式和部位等相互独立的发音特征，并最终由井然有序的音位规则进行调整。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语言上的安排大都有实际的用处，并存在于所有的人类语言之中，但却无法在计算机语言、乐谱等人工系统中被看到，这不禁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人类的语言本能之下，存在着一种无法从历史或认知的角度进行解释的普遍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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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无须费太多的工夫就可以变乱人类的语言。除了词语的差异外（例如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示“老鼠”的意思），语言中还存在一些未被普遍语法所规定的语言特征。这些特征就像参数一样，可以随意改变。例如，每种语言都可以自行选择“中心语前置”或“中心语后置”的短语结构（“eat sushi”“to Chicago”或“sushi eat”“Chicago to”）；也可以自行选择主语是否必须出现，还是可以将它伺机省略。此外，某个具体的语法部件也许在某种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显得无足轻重，被弃置一旁。总体来说，普遍语法就像某一门类下所有动物的原型构造图。例如，所有的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都拥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分段的脊椎、关节灵活的四肢、尾巴、颅骨，等等。不过，其中许多部分也许已经完全变形，或者彻底退化。蝙蝠的前肢变成了翅膀，马的中趾变成了马蹄，鲸鱼的前肢变成了鳍，后肢已经完全退化，而哺乳动物中耳内的三块小骨（锤骨、砧骨和镫骨）则是由爬行动物的下颚部分进化而来。但是，无论是蝾螈还是大象，它们都有着类似的解剖学构造，例如胫骨与腿骨相连，腿骨又与髋骨相连，而它们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差异，则是因为在胚胎发育期间，它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在生长时机和生长速度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区别。语言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有着基本相同的句法、词法和音位规则，同时也拥有一些可供选择的参数变量。一旦选定了某个参数，语言的外在形态就会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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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是出自同一份设计蓝图，那么任何属于某一种语言的基本特征也应该可以在其他语言中被找到。让我们重新审视本章开篇提到的6项“非英语”的语言特征。通过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它们在英语中其实都有表现，而那些所谓的英语特征也可以在其他语言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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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虽然被认为与屈折语不同，但它同样拥有一个主谓一致的格标记，即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s”，例如“He walks”。它的代词也有格的区别，例如“he”与“him”。此外，英语和黏着语一样，也拥有一套构词规则，可以将多个部件黏合起来形成一个较长的单词，例如可以通过派生规则和添加词缀的方法创造出“sensationalization”和“Darwinianisms”。和英语比较起来，汉语是一种更为典型的孤立语，但它也拥有一套用来创建复合词和派生词的构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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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语与“词序自由”的语言也有相同之处，它的介词短语可以自由地变换词序，每个介词都像格标记一样，标记着它的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例如“The package was sent from Chicago to Boston by Mary” “The package was sent by Mary to Boston from Chicago”“The package was sent to Boston from Chicago by Mary”等。相反地，在那些所谓的“置乱性”语言中，词序的安排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例如在瓦勒皮里族语中，助动词必须排在句子的第二个位置，这和英语倒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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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语和“作格”语言一样，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有着相同的形式。试比较“John broke the glass”（“glass”是宾语）和“The glass broke”（“glass”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或者比较“Three men arrived”和“There arrived thre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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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语和“主题突出”的语言一样，也为主题成分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例如：“As for fish, I eat salmon”（鱼的话，我吃大马哈鱼）和“John I never really liked”（约翰，我真的非常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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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到不久以前，英语还在使用“主宾动”的结构，因此在一些古式英语中，“主宾动”结构仍然清晰可见。例如“Till death do us part”和“With this ring I thee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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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和“量词型”语言一样，英语中的许多名词也必须与量词进行搭配。例如“一张纸”不能说成“a paper”，而必须是“a sheet of paper”。同样还有“a piece of fruit”（一个水果）、“a blade of grass”（一片草叶）、“a stick of wood”（一根木材）、“fifty head of cattle”（50头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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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导致语言差异的三大原因（遗传、变异、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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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火星上的科学家认定人类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那么他不免会感到好奇，为什么地球上又会出现成千上万种互不相通的方言（假设这位火星人没有读过《创世记》第11章，也许基甸社[1]还没有将《圣经》送上火星）？如果语言的基本设计是先天固有的，并超越种族的界限，那它为什么不是铁板一块呢？为什么会有中心语前置或后置的参数？为什么颜色词的数量会有多有少？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波士顿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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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科学家还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曾对语言多样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这是大自然促使我们快速进化的方式。”大自然将不同的族群隔离开来，以确保其生理和文化上的纯粹性，使之可以更为迅速地进化。但是，戴森的进化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种族进化是缺乏远见的，它所考虑的是如何适应眼前所处的环境，而不会为了应对一万年后的生存环境而发生改变。戴森不是第一个将语言的多样性归因于某种目的的人。曾经有位语言学家询问一个生活于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语言？”这位印第安人来自一个实行族外婚的部落，他的回答是：“如果大家都说图卡诺语的话，我们要到哪里去找老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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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我可以充分证明，其实是语言的不同导致了种族身份的区别。这种影响非常普遍，结果也有好有坏，但戴森和那位印第安人的观点却将因果倒置。显然，包括中心语前置在内的一切语言参数，无疑是用来区分不同种族、划分民族界限的一种过于有效的工具，即便它真的满足了进化的需要。人类具有独特的才能，能够嗅出种族之间的细微差异，并由此确定自己厌恶的对象。例如欧裔美国人肤色浅，非裔美国人肤色深；苏斯博士（Dr. Seuss）在故事中写道：“星肚史尼奇的肚皮上有颗星，光肚史尼奇的肚皮上没有星。”只要世界上拥有不止一种语言，种族中心主义就会随之产生。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拥有不止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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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此有过一番重要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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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形成，以及两者的发展都是一种逐渐的过程，其证据是异常相似的。……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不仅由于共同的起源而彼此一致，还因为相似的形成过程而彼此类似。……语言有如生物，也可以逐类划分；既可以按照本源进行自然分类，也可以按照其他特性进行人为分类。占有优势的语言和方言广为传播，并且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灭绝。一种语言有如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就永不会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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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英语与德语相似但不相同，就像狐狸和狼相似而不相同一样：英语和德语都是一种古老语言的变体，狐狸和狼也都是一个古老物种的变体。事实上，达尔文曾说自己从当时的语言学中获得了一些有关生物进化的灵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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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差异就像物种的差异一样，是三种演化过程长期作用的结果。第一种是“变异”，这在生物学上叫作“突变”，在语言学上叫作“革新”。第二种是“遗传”，从生物学上说，所有的物种都保留下了其祖先的变异结果，也就是基因遗传；从语言学上说，这表现为学习的能力。第三种是“隔离”，这在生物学上表现为地理因素、繁殖季节或者生殖器的解剖结构，在语言学上表现为人群的迁移或社会的分隔。对于语言和物种来说，相互隔离的群体会逐渐累积不同的变异结果，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分化。因此，要了解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止一种语言，就必须明确革新、学习和人口迁移对语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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