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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细胞，即受精卵。受精卵中包含了两个染色体的副本，其中一个来自母亲，另一个来自父亲。每个染色体都是在父母的生殖腺中，通过随机拼接的方式，将源自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部分染色体组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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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语法基因下一个定义了：语法基因就是DNA的一个区段，它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大脑部位为蛋白质的合成指定遗传密码，或者启动蛋白质的转录，从而指导、吸引或者黏合神经元构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与经过学习而不断强化的突触相互配合，成为解决语法问题（例如选择词缀或单词）必不可少的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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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语法基因是真实存在的吗？或许它只是一个绕来绕去的说法而已？布莱恩·达菲（Brian Duffy）在1990年创作了一幅漫画。一头直立行走的猪问农夫：“今天的晚餐是什么？不会是我吧？”农夫转头对朋友说道：“这就是那头移植了人类基因的猪。”然而，这个场景是否真的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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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还无法直接验证人类身上的语法基因。但是，与生物学上的许多案例一样，如果某个基因与特定的个体差异（通常为病理差异）形成了对应关系，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将其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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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切地知道，在精子和卵子中存在着某种物质，它会影响胎儿日后的语言能力，例如口吃、难语症（一种阅读障碍，患者往往无法在心中将音节拆分为音素），特定型语言障碍也具有家族性特点。当然，家族性并不一定代表着遗传性（比如饮食口味和资产财富也同样具有家族性特点），但上述三种病症却很可能与遗传有关，因为我们找不出任何环境因素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家族中有的人会患病，而有的人却完全正常。而且，同卵双胞胎的共同发病率要远远高于异卵双胞胎，前者拥有相同的生长环境和完全相同的DNA，后者也拥有相同的生长环境，但只有一半的DNA相同。例如，一对4岁大的同卵双胞胎读错同一个单词的概率要高于异卵双胞胎。此外，如果一个孩子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他的同卵双胞胎兄弟患上此种疾病的可能性高达80%；但如果是异卵双胞胎，可能性则只有35%。那么，从小就被收养的孩子在语言能力上是否与自己的亲生父母更为相似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父母的DNA，却与父母不在一起生活。我还没有见到有关特定型语言障碍或难语症的收养研究，但根据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婴儿出生一年之内的语言能力（如词语量、口头模仿、词语搭配、含混表达以及单词理解等）与其生母的一般认知能力和记忆力有关，而与养父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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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K氏家庭接连三代都出现特定型语言障碍，它的某些家族成员只能说出“Carol is cry in the church”这样的病句，或者不知该如何处理“wug”的复数形式。到目前为止，这个家族是最能表明语法障碍具有遗传性的活证据，即语法能力的缺陷与“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有关。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观点是以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依据的，我们找不到合理的环境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会患上此种疾病，而同龄的其他成员却不受影响。例如，这个家族中有一对异卵双胞胎，其中一个是患者，另一个却完全正常。而且，这个家族中有53%的人患有此种疾病，而全社会的患病率大约只有3%。当然，从理论上说，你也可以认为是这个家族运气不好，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从总人口中随机抽取出来的，而是因为高发病率才受到遗传学家的关注，但这种辩解显然是吹毛求疵。之所以说这种疾病是由单一基因造成的，是因为如果它涉及几个基因，而且每个基因都对语言能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的话，那么家族成员的语法障碍应该会有轻重、缓急之别，因为他们所继承的有害基因肯定有多有少。但是这个家族的语法障碍表现出“全有或全无”的特点。无论是学校的人还是家里人，大家对谁存在缺陷、谁一切正常有一致的看法。而且在高普尼克的大多数测试中，家族患病成员的分数全都集中在量表的最低端，而正常成员的分数则集中在最高端，二者没有重叠的部分。那为什么说这个基因是位于常染色体（而非X染色体）之上，而且属于显性基因呢？这是因为在这个家族中，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是一样的。而且，在所有病例中，患者的父母之中都有一方是正常人。如果这个基因是常染色体隐性基因，那么只有在父母双方都患病的情况下，孩子才会发病。如果它是X染色体隐性基因，那么只有男性才会发病，女性只是携带者。如果它是X染色体显性基因，那么患病的父亲会将它传给女儿，而不会传给儿子，因为儿子的X染色体来自母亲，而女儿则有两条X染色体，一条来自母亲，一条来自父亲。但在这个家族中，有一位父亲虽然患病，但他的一个女儿却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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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美联社、基尔帕特里克的说法正好相反，这个单一基因并不是负责整个语法回路的运行。我们前面说过，虽然一台复杂的机器需要许多部件才能正常运行，但只要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整个机器都可能瘫痪。事实上，也许这个基因根本没有参与语法回路的构建，只不过当它存在缺陷时，会制造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对某种化学过程产生阻碍作用，而这种化学过程恰巧是构建语法回路的必要条件。也许这个基因会导致大脑的某个区域过度生长，以至越过自己的领地，挤掉预留给语言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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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发现仍然值得关注。在K氏家族中，大部分语言受损的成员在智力上都处于中等水平，而在其他家族中，有些患者的智力还更高一些。高普尼克曾经研究过一个男孩，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因此，这种特定型语言障碍表明，在大脑发育过程中，一定存在某种受基因指导的生理活动，它专门负责搭建语言计算的神经回路，当这种生理活动遭到破坏时，就会引起语言障碍。这一生理活动影响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语音的发音区和听觉区，还牵涉语法处理所必需的神经机制。虽然语言受损的家庭成员在儿时都会出现发音问题，学会说话的时间也比正常人晚，但他们最终能够摆脱语音的问题，但语法问题却会相伴终生。例如，这个家族中的患者虽然常常漏掉后缀“-ed”或“-s”，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听懂或发出这个音，他们完全可以区分“car”和“card”，也从来不会将“nose”读成“no”。换句话说，他们是将一个单词的固定部分和根据语法而添加的部分区别对待，即便这两个部分拥有相同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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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趣的是，这种语言障碍并不会摧毁全部的语法能力，也不会对语法的所有部分产生同等的影响。虽然语言受损的家族成员在变化时态、添加后缀等问题上存在困难，但他们并非不可救药，而只是比家族中的其他人更差一些而已。他们最常出现的毛病主要集中在词法和词形变化上，例如时态、人称和数量，其他方面则很少受到影响。举例而言，患者能够发现动词短语的错误，比如说“The nice girl gives”或“The girl eats a cookie to the boy”，他们也能听懂复杂的句子，并根据句子内容进行表演。我们已经知道基因是如何工作的，因此，如果单个基因与某种特定功能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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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找到了语法基因存在的间接证据，因为有些基因似乎会对处理语法的神经回路产生特定的影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基因位于染色体的哪个位置，也不知道它会对大脑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不过，研究者已经开始对这个家族进行血液抽样，准备进行专门的遗传分析。此外，有人对另一些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结果发现，患者大脑的外侧裂周区缺乏正常人的不对称性。其他一些学者则开始对患者的语法能力和家族史进行更为仔细的检查，其中一些人觉得高普尼克的观点令人振奋，另一些人则将信将疑。他们试图弄清特定型语言障碍的遗传普遍性，以及这种疾病到底会引发哪些不同的症状。不出意外的话，你将在未来几年里看到不少来自神经学和遗传学的有趣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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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语言的遗传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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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物学中，只要谈到基因，就不得不说到变异。除了同卵双胞胎外，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准确地说，是两个有性生殖的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进化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的身体里真的有语言基因，那么普通人的语言能力是不是存在天生的差异？真是这样的吗？在讨论语言发展的问题时，我是不是应该对所有内容都做出严格的限定，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拥有相同的语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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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因为遗传学家的发现而变得亢奋。的确，我们身上的许多基因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指纹一样，但是，如果你翻开《格氏解剖学》（Grey’s Anatomy）中的任何一页，你会发现，其实每个正常人的器官组织及其部件构成都是一样的，例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含有四个空腔的心脏、一个肝脏，等等。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生物人类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认知心理学家林达·柯斯玛依达（Leda Cosmides）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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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和柯斯玛依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而不能是质的不同，其原因就是两性繁殖。假如两个人的身体结构（无论是肺部结构这种生理设计还是神经系统这种认知回路）出自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案，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知道，人体这台复杂的机器需要许多精密的部件来构成，而这些部件的构造又依赖于大量的基因，但是，在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中，染色体是随机地剪裁、拼接和组合的，然后在受精过程中与另一个嵌合体进行配对。如果父母双方拥有完全不同的设计构造，那么他们各自遗传给后代的基因蓝图就根本无法配对，这就好像为了造出一辆新车而将任意两辆汽车的设计图进行裁剪、拼贴一样。如果这两辆汽车的设计图完全不同，比如说一辆是法拉利，一辆是吉普车，那么即便你可以把它们拼凑起来，这辆车也根本开不动。只有出于相同设计的机器才能进行拆装、组合，构成一台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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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遗传学家所说的变异其实只是一种微量的差异，这种差异被严格地限制在自然选择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即蛋白质分子序列的不同，而这些蛋白质的整体形状和功能都是基本一致的。此外，这种差异有着明确的目的：在每一代都将基因重排一遍，从而使种族的延续能够比病菌的进化更快一步，因为这些致病的微生物总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企图更好地侵入宿主的化学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不以病菌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差异，而是以解剖学家或心理学家的身份，从机体功能的宏观角度来考察这种差异，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只存在量的小幅差异。正是拜自然选择所赐，我们每个正常人才没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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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个体差异就没有研究意义。遗传变异可以让我们了解心智的结构方式和精细程度。假如基因只是给心智配备了几台普通的信息处理设备，例如一个短期记忆装置和一台相关的侦测器，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拥有比别人更好的记忆，或者在不经意间学到更多东西，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如果基因给心智装配了大量的精密部件，用以执行各式各样的具体任务，那么在“基因之手”的塑造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套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认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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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这段描述，它出自《科学》杂志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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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斯卡·施托尔（Oskar Stöhr）和杰克·郁夫（Jack Yufe）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参加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J. Bouchard）的研究项目时，他们都穿着饰有肩章的蓝色双排扣衬衫，留着胡须，戴着金边眼镜。布沙尔的研究对象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而奥斯卡和杰克就是这样一对兄弟，他们40多岁，大约在20年前曾经见过一面。奥斯卡在德国长大，是一位天主教徒，杰克则是由他们的犹太父亲在特立尼达岛抚养长大。然而，这两个人的品味、性情却非常相似，他们的性子都很急，而且喜欢恶搞（都喜欢在电梯里打喷嚏来吓别人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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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在如厕前与如厕后都要冲一次马桶，喜欢在手腕上套橡皮筋，并且用黄油面包蘸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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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这种奇闻轶事都表示怀疑。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是不是只要对任何两个人的生活习性进行足够细致的考察，我们都会发现一些相似的地方？显然不是。布沙尔和遗传学家D.莱肯（D. Lykken）、M.麦基（M. McGue）、A.特勒根（A. Tellegen）一次次地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身上的相似性所震惊，而这种相似性却从来不会出现在分开抚养的异卵双胞胎身上。例如，一对同卵双胞胎在初次见面时发现双方使用的都是“卫齿美康”（Vademecum）牌牙膏、“独木舟”（Canoe）牌刮胡水、“维坦丽思”（Vitalis）牌发油，以及“好彩”（Lucky Strike）牌香烟。见面之后，他们互寄给对方的生日礼物竟然也是相同的。还有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都喜欢带7个戒指，一对双胞胎兄弟都正确地指出布沙尔的汽车应该换一个轴承。通过量化研究，学者已经发现了上百种类似案例，不但像智商、外向性、神经质这种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就连一些特殊的倾向也是如此，例如宗教情怀、职业兴趣，以及对死刑、裁军或计算机音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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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有一个让人故意在电梯里打喷嚏的基因吗？恐怕没有，但也不需要有。同卵双胞胎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不是只有一个基因相同。因此，是5万个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个人喜欢在电梯里打喷嚏吓人。同样，也是在5万个基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人才会爱穿蓝色双排扣衬衫、使用“独木舟”牌刮胡水、戴7个戒指。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特定的基因与特定的心理特征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首先，一个基因无法构成一个单一的大脑模块。大脑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蛋奶酥，每份基因产物都是其中的原料，它会对许多回路的各种性能产生复杂的影响。其次，单一的大脑模块无法产生某个特定的行为特征。大多数引人注意的行为特征，都是许多模块以独特的方式组合而成的结果。打个比方说，如果想成为一名篮球明星，一个人必须具备各项身体条件，如身高手大、善于瞄准，拥有良好的视野、肌肉爆发力强、肺活量大、肌腱富有弹性等。不过，虽然这些特征很可能都由遗传决定的，但我们并不需要用一个篮球基因来解释这一切。虽然NBA赛场上飞奔的都这些在遗传上得天独厚之人，但绝大多数身材高大的人都在从事其他行业，他们虽然身形高大但却笨手笨脚。毋庸置疑，所有让人觉得有趣的行为特征都是如此，就像喜欢在电梯里打喷嚏一样，它不会比举起一个球往篮子里投的行为更加古怪。也许的确是某个基因复合体导致了“电梯里打喷嚏”的行为，但这个复合体很可能只是负责将以下4个回路正确地串联起来：大脑的“幽默”模块、对密闭空间的心理反应、对他人精神状态（焦虑或无聊）的敏感度，以及喷嚏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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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语言的遗传性差异，但我认为这种差异不会太大。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语言的基本设计——如X-杠规则、音位规则和词语结构——都是一致的，否则儿童如何学会说话，成人又如何理解对方？但是，语言回路的复杂性为量变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一个个独一无二的语言特征。某些语言模块可能会发育不全，或者过度生长，某些通常不被察觉的语音、语义或者语法结构的表征可能更接近大脑的其他部位。此外，语言回路与智商或情绪的连接速度也可能有快有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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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喜欢聊天，有的人善于说笑，有的人出口成诗，有的人油嘴滑舌，有的人言辞机警，有的人语言乏味，有的人文思泉涌，有的人口吐莲花，还有人像经常口误的斯普纳教授（Reverend Spooner）[2]、用词滑稽的马勒普太太（Mrs. Malaprop）[3]、大话连篇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我曾经测试过一位妇女和她十几岁的儿子，他们都能够从后往前倒着说话，而在每一个语言学课堂上，总有一名坐在后排的学生认为“Who do you believe the claim that John saw？”没有什么不对。我认为，在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合。在1988—1992年间，许多美国人觉得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和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说起话来总是少一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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