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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已有400万年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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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新的回路能够对知觉与行为产生某种影响的条件下，我们祖先的大脑才有可能进行重新布线。人类的语言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至今还是个谜。不过，这并没有阻止19世纪的哲学家做出一些臆想式的推测，例如有人认为语言起源于对动物叫声的模仿，或者用特定的声音来模拟它们所代表的物体，语言学家因此轻蔑地将这两种推测称为“汪汪说”（bow-wow theory）和“叮咚说”（ding-dong theory）。手语常常被人认为是一种中介形式的语言，但随后科学家发现它其实和口语一样复杂。而且，手语似乎也依赖于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它们分别与大脑皮质的发声区和听觉区靠得很近。负责抽象运算的大脑区域通常都位于处理输入和输出信息的中心地带，就此而言，语言似乎是更为基础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让我找出语言的某种中介形式，我可能会考虑多萝西·切尼和罗伯特·赛法思研究的草原猴所发出的警报声。这些警报有着不同的种类：老鹰来了是一种警报，蛇来了是一种警报，豹子来了又是另一种警报。或许像这样“半指示性”的叫声是受到大脑皮质的自主控制，并通过组合的方式制造出来，以应对复杂的情况，而且，针对这些组合叫声的分析能力可以适用于每个叫声的组成部分。不过我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和“叮咚说”一样，并没有多少证据，或者和莉莉·汤普琳认为人类说出的第一个句子是“好一个毛茸茸的背！”（What a hairy back！）一样，显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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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在黑猩猩与人类的共同祖先的世系表中，原始语言是在哪个阶段进化出来的，以及它是以怎样的速度发展为现代的语言本能的。许多考古学家试图根据一些历史遗迹来推测我们已经消失的祖先所具有的语言能力，例如他们所用过的石器或住过的洞穴，但这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一个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路灯下比较亮。人们普遍认为，精细的工艺反映了复杂的心智，而这必然是得益于复杂的语言，而且，工具制作上的地域差异也是文化传递的一个表现，它依赖于一代又一代的沟通交流，而交流的工具或许就是语言。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以人类祖先的历史遗迹作为调查对象，会严重低估语言的产生时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以采集狩猎为生的部落，他们拥有复杂的语言和精细的工艺，但他们的篮子、衣服、婴儿背带、飞镖、帐篷、陷阱、弓箭、毒矛都不是用石头做的。当这些部落消亡后，他们的工具很快就会分解腐烂，未来的考古学家也就无从推测出他们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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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言的第一缕痕迹很可能在阿法南方古猿（也就是著名的“露西”化石）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人类最早祖先，距今大约400万年。当然，语言的出现还可能更早一些，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介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分离时代（500万~700万年前）和阿法南方古猿时代之间的化石。时代越后，我们用来证明语言已经存在的实物证据就越多。生活在200万~250万年前的能人在洞穴里留下了一堆堆石器，这些洞穴很可能是他们集体聚居或屠宰猎物的地方。无论哪种情况，这都表明他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意识和工艺技术。值得庆幸的是，能人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头骨化石，这些头骨化石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脑褶皱在颅内印下的浅痕。科学家发现，能人的布洛卡区所留下的浅痕大而明显，已经肉眼可及，缘上回和角回的痕迹也是如此（参见结语的大脑语言区域图）。此外，能人左脑位置的这些区域显得更大一些。不过，我们不清楚能人是不是利用这些区域来控制语言的。我们上面说过，即便是猴子的大脑中也拥有类似于布洛卡区的区域。直立人大约是在50万~15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到亚欧大陆的（一直抵达中国和印尼）， 他们已经懂得用火，而且一路上都在使用造型匀称、做工精良的石斧。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成就一定得益于某种形式的语言，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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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人大约出现于20万年前，并在10万年前走出非洲大陆。他们的头骨已经和我们的非常相似，工具也愈发精致、复杂，并带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语言，因为他们的生理构造与我们完全一致，而所有的现代人都拥有语言。这一基本事实颠覆了大多数杂志文章和课堂教材所给出的数字，它们将语言的起源时间定在3万年前，即旧石器晚期的克鲁马努人绘制洞穴壁画、雕刻精美石器的时代。然而，人类的主要分支在此之前就早已分化出去，他们所有的后代都拥有同样的语言能力。因此，语言本能很可能远在石器时代晚期之前就已经形成。其实，考古学家大多对心理语言学一窍不通，他们是用错误的逻辑来推定语言的起源时间，他们希望在艺术、宗教、装饰器具和语言中找到某种统一的“符号”能力。但是，你只要看看第1章中的丹妮丝、克里斯蒂尔等低能的语言天才，以及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3岁小孩的表现，就知道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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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为语言起源找到另一个精巧的物证。新生婴儿的喉头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位于较高的位置，与鼻腔的后部相连，这可以使空气直接经由鼻子进入肺部，而不必经过口腔和咽喉。等到3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头会降到咽喉的较低位置，这给了舌头来回移动的空间，从而可以任意改变两个谐振腔的形状，以便发出各种可能的元音。但是，这种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我们吞咽的每一粒米和每一滴水都必须经过气管的开口，冒着落入肺部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在海姆利克氏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出现之前，食物哽噎一直是美国意外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每年都要夺去6 000人的性命。此外，喉头位于咽喉深部，虽然可以使舌头靠后发出各种元音，但却会给呼吸和咀嚼带来一定的障碍。可以想见，为了满足沟通的需要，我们必须付出这些生理上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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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曼和他的同事试图以头骨化石为基础，推测喉头和相关肌肉的分布位置，以此复原人类祖先的声道构造。他们认为，现代智人之前的所有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拥有的都是类似一般哺乳动物的呼吸道，它们空间狭小，无法发出太多的元音。利伯曼表示，在现代智人出现之前，语言一定是无比幼稚的。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已经拥有比较复杂的语言，因此利伯曼的观点依然存在争议。而且，一种只拥有少量元音的语言也能很好地表达意思，[10]因此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发不出太多元音的人类祖先一定缺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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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语言本能的进化时间和进化方式，但还没有谈及背后的原因。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身体的进化，也同样可以解释本能的进化。面对世界上各种复杂的生物特性，自然选择是唯一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如果语言和其他本能一样，那么它的进化就很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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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认为，如果将带有争议的“语言器官理论”移植到进化论的坚实土壤之上，这对乔姆斯基来说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的确，他在某些文章中也暗示了这种关联。但是，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乔姆斯基更多的时候是持怀疑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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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天的心智结构发展归结为“自然选择”一点儿都不会错，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没有实质内容，无非是相信对这些现象自有自然主义的解释……在研究大脑心智进化时，我们无法猜测：一个符合人类特有的物质肌体条件的生物，除了产生生成语法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产生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认为根本没有，或者极少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语言能力的进化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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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语言进化）今天能不能获得解决呢？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了解还微乎其微。进化论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有发言权，但在这类性质的问题上也说不上话。寻找答案的地方也许不是在自然选择理论而是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对地球上生物条件下什么种类的物质系统，最终由于物理原理的缘故，能够发展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肯定不能认定每种特性都是明确选择的。拿语言这样的系统来说，要想想象出生产它们的选择过程还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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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语言器官拥有的是另一种进化方式，而这种方式与我们已知的适应于其他器官的进化方式完全不同？许多心理学家对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们对乔姆斯基的这些论断大加挞伐，并讥讽他是一个“隐秘的创造论者”。这些人显然错了，不过我认为乔姆斯基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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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内在逻辑。进化和自然选择并不是一回事，进化指的是物种种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达尔文所说的“有饰变的代传”（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这种观点早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对进化的方式有着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现在都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例如，拉马克（Lamarck）认为，生物体后天所获得的性状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而某些内在的冲动和欲望会迫使生物体朝着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直至人类的产生。相对于前人而言，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进化的独特原因：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拥有三大特点——繁殖、变异和遗传，它们可以解释任何生物的进化过程。繁殖是指某个物体可以自我复制，而它的复制品也能自我复制。变异是指这种复制并不完美，时常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会让这个物体出现某些性状，导致它的复制速度快于或者慢于其他物体。遗传是指由错误而产生的性状会在此后的复制过程中重复出现，因此这一性状会在世系的传承中一直保存下来。从数学上看，自然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任何可以增进复制的性状都会在世代的延续中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物体的各种性状看上去似乎都是为了有效繁殖而产生出来的，包括一些确实是由此而生的性状，例如从外界环境中收集能源和物质，并保护它们不被竞争者夺去的能力。这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物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它们以这种方式逐步积累的可以增进复制的性状被称为“适应”（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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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许多人都会为自己发现了进化论的致命漏洞而沾沾自喜。“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它的逻辑是：因为有些性状可以导致有效的复制，所以这些性状导致了有效的复制。自然选择就是‘适者生存’，而所谓的‘适者’就是‘生存者’。” 事实绝非如此！自然选择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联结的是两个相互独立、截然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外观设计”，它指的是，面对某种装置，一位工程师能够观察并推测出它的部件结构，以及这种部件结构所能实现的特定功能。例如，让一位光学工程师观察某种未知物种的眼球，这位工程师可以立即告诉你，这个眼球是专为摄取外界图像而设计的。它的结构就像一台照相机，拥有透明的镜头、可收缩的快门等多个部件。而且，这台成像装置并不是一个用来装点门面的古董摆设，而是寻找食物、寻求配偶以及逃避敌人的有效工具。确立了第一个概念之后，自然选择理论再用第二个概念解释这种设计的成因：生物体祖先的繁殖成功率。让我们梳理一下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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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体的某个器官看上去是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率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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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它的竞争者比起来，这种生物体的祖先在繁殖上显得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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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概念（1）和概念（2）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工程设计，一个是出生与死亡率。它们所谈的也是不同的对象：一个是你所关注的生物体，一个是它的祖先。你可以说一个生物体拥有的良好视力能够帮助它有效地繁殖（1），但却并不知道这种生物体（或其他生物体）的实际繁殖情况（2），因为“设计”仅仅意味着有效繁殖的可能性。某个生物体或许拥有一套精良的视觉设计，但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繁殖的机会，比如说不幸被雷电击毙；相反，它的某个视力低下的亲戚却可能子孙满堂，例如同样一道闪电将这位“近视眼”的捕食者给劈死了。而自然选择理论是说：概念（2）是概念（1）的原因，即生物体祖先的“出生与死亡率”是解释生物体“工程设计”的原因，因此它并不是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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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乔姆斯基对自然选择的排斥显得过于草率。他将自然选择视为一个空洞的理论，认为它只不过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生物性状所做的某种解释。事实上，要证明某个性状是选择的结果并非易事。这个性状必须具有遗传性，它必须提高生物体在类似其祖先所处的环境下的繁殖成功率（相对于缺乏这种性状的生物体而言）。此外，这种生物体的世系传承还必须足够长久。自然选择是一种 “短视”的行为，因此一个器官在它进化的每个阶段都必须给它的主人提供一定的繁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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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强调，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预测性，而且很容易用反证法进行证明，只要我们能够发现某种性状，这种性状表现出某种设计特征，但却出现在世系传承的其他阶段，而非最末端，从而无法用它来帮助繁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找出某种纯粹“为美丽而美丽”的性状，比如说一只鼹鼠进化出像孔雀一样美丽但却笨拙不堪的尾巴，但它的潜在配偶几乎都是瞎子，根本不会对漂亮尾巴产生兴趣。另一个例子是找到某种部分成形、却尚无用处的复杂器官，比如长到一半的翅膀，只有等它发展到现有的大小形状之后，才具有实际的用处。第三个例子是找出某种并非由复制产生的生物体，比如某些昆虫像水晶一样，可以在岩石中自发生成。第四个例子是发现某种对自我有害、但对其他生物体有利的性状，比如说让一匹马进化出马鞍。漫画家艾尔·凯普（Al Capp）在《莱尔·阿布纳》（Li’l Abner）中描绘了一种大公无私的动物名叫“什穆”（shmoos）。这些动物下出的不是蛋，而是巧克力蛋糕，它们也非常乐意烧烤自己，这样人们就可以吃到香酥无骨的烤肉了。一旦我们发现了一只真实的什穆，达尔文的理论就会立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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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不是语言出现的唯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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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乔姆斯基对自然选择的拒绝显得过于草率，但他的做法也揭示了一个实际问题：除了自然选择外，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其他解释呢？自达尔文以后，思虑严谨的进化学家一直认为，并不是每一种有利性状都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当一条飞鱼跃出水面后，它最适应的行为就是重回水中，但我们不需要用自然选择来解释这一现象，只要用地心引力就足以把它解释清楚。而其他一些性状也可以用自然选择之外的原因来解释。有时，某些性状的出现并非其自身适应的结果，而是其他一些适应行为的连带后果。比如，我们的骨骼都是白色的，但这并不表示白色比绿色就有更多好处。不过，坚硬却是骨骼的一种优势，而让骨骼坚硬起来的方法之一就是用钙来建造，而钙恰好是白色的。有些时候，性状也受到它的发展历史的制约，例如我们的S形脊柱，它就是我们四肢着地的祖先所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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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性状之所以无法出现，只不过是因为身体构造的限制，以及基因在构建身体时所采用的方式的限制。生物学家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曾说，有两个原因使得人类不能成为天使：一个是道德的缺陷，一个是身体的构造，我们的身体无法同时容纳双手和翅膀。有时候，某些性状的产生完全是出于运气。如果某个较小的种群能够延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所有的偶然性特征都可能被保存下来，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漂变”（genetic drift）。例如，假设在某个时代，所有无条纹的生物体都被雷电击毙，没有留下后代。如此一来，有条纹的生物体就会统治地球，无论这种条纹是否对繁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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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和勒沃汀曾指责生物学家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一味强调自然选择的重要性。他们嘲笑这类解释就像是英国作家吉卜林所写的《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用奇幻的方式讲述各种动物的身体部位是如何形成的。虽然许多人认为古尔德和勒沃汀的批评有失公允，但他们的文章对认知科学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乔姆斯基之所以怀疑自然选择无法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也是以他们的批评为切入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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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尔德和勒沃汀的抨击文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模式，用以解释复杂性状的进化原因。他们抨击进化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抨击那些在他们看来具有右翼色彩的人类行为理论。此外，这些批评也反映出他们日常关注的专业问题。古尔德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研究的都是已经沦为化石的生物。他们关注的是更为宏大的生命历史，而非某个废弃已久的器官所具有的功能。比如说，当他们发现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所产生的尘雾时，那些在个体繁殖上所表现出的微弱优势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而勒沃汀是一位遗传学家，遗传学家的着眼点是基因的原代码，以及它们在某个种群中的统计变化，而非这些基因所构造的复杂器官。对他们来说，“适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因素，这就像让一个人检查某个计算机程序的机器语言，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程序的具体功能，就很可能会认为这些1和0的组合完全是杂乱无章的。真正能够代表当代进化生物学主流的是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约翰·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以及恩斯特·梅耶（Ernst Mayr）等生物学家，这些人关注的是生物体的整体构造。他们有这样一个共识：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虽然理论上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替代性的解释，但这并不代表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生物性状做出任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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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一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道金斯指出，对“复杂设计”做出解释，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早在达尔文之前就已备受关注，例如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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