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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婴儿出生时只拥有一些反射反应和学习能力。学习是一种通用机制，它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儿童是通过听从教导、接受奖惩以及效仿榜样的方式来学习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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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不仅是学术界从事人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它还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持有的立场。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有时被称作“生物决定论”的思想，被认为是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严格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它成为近几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例如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姓制度、强制绝育、性别歧视和种族大屠杀。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心理学家约翰·华生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两位著名奠基人，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科学模式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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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天性是那样柔韧，那样具有可塑性，可以精确、有差别地应答周围多变的文化环境刺激……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富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全部潜能的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缔造一个具有较少专断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类的每一种天赋都会得到一个恰当的位置。（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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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担保，任意选择一个，不论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天资以及祖先种族，我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盗。（华生：《行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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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至少在知识阶层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无论是温文尔雅的学术交流，还是受人尊敬的新闻报道，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概括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专门用语，以便将说话者和历史上令人反感的遗传论者（从中世纪的国王到电视角色阿奇尔·邦克[1]）区别开来。这些讨论都是以“我们的社会”开头，即便讨论者根本没有考察过其他的社会，接着又说“使我们社会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关注儿童经历，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作为……角色”，而根本不管“角色”的比喻是否恰当——即随意分派给演员的扮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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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闻杂志告诉我们，“钟摆如今又摆了回来”。在他们的描述中，一些身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父母却养育出一个3岁就会玩枪的男孩，或者一个4岁就迷恋上芭比娃娃的女儿，他们由此提醒读者不能忽视遗传因素，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可分离，就像长方形的长和宽，它们共同决定了长方形的面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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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遗传-环境”（或者“先天-后天”“先验-经验”“天赋-习得” “生物-文化”）这种空洞无谓的二分法来解释我们对语言本能的认识，我会倍感失望。这种二分法其实是一堆毫无益处的废话，总是强调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它就像是一个科学钟摆，在两个观点之间摆来摆去。我认为，对语言本能的了解，为我们探索人类心智和人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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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去掉套在心智问题上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更像是神奇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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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中，有关遗传、环境抑或二者的互动关系导致人类行为的“争论”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看不到生物体的存在，只看到没有感知者的环境，没有行为者的行为。这就像童话中的爱丽丝看见柴郡猫渐渐消失了，但它的咧嘴微笑却留了下来，这让她十分惊讶：“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容的猫，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容呢。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稀奇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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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框架也过于简单，但它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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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它是引发我们所有感知、学习和行为的直接原因。学习并不是天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如果没有先天机制的引导，学习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对语言本能的了解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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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消除某些人的疑虑。没错，遗传和环境都很重要，一个孩子如果在日本长大，他肯定会说日语，但如果在美国长大，他说的就是英语，因此我们都知道环境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孩子和他的宠物仓鼠一同成长，最终这个小孩能够学会说话，而身处相同环境的仓鼠却不会说话，所以我们也明白遗传的重要性。但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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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们可以理解并说出无限多的句子，所以试图直接描绘他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两个人的语言行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一个人的潜在行为也根本无法罗列出来。但这些数量无限的句子都是由一个有限的规则系统产生出来的，这个系统就是语法。因此，只有研究潜藏在语言行为之下的心理语法和其他心理机制，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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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语言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让我们不免对它习以为常，就像城里的孩子认为牛奶是来自送奶车一样。但如果对单词组合成句的规则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语言的心理机制一定拥有复杂的结构，它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部件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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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语言不再千差万别、迥然相异。透过世界上的所有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机制的通用设计：普遍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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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这个基本设计被预先装入特定语法的学习机制中，否则学习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父母的话语中归纳出语言整体特征的方式有很多，但孩子们总是能迅速地锁定正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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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些学习机制似乎是专为语言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一般的文化和象征行为。我们看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经拥有精密的语法，蹒跚学步的幼儿表现得像语法学家，甚至还有那些让人惊讶的低能的语言天才。我们也看到语法的逻辑可以超越常识的逻辑，“It is raining”中的“it”和“John is running”中“John”身份一致，但“mice-eaters”和“rat-eaters”却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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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语言上的收获同样可以推广到心智科学的其他领域。一种替代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新框架已经出现，它植根于达尔文和威廉·詹姆斯的思想，萌蘖于乔姆斯基以及受他影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计算机神经科学家戴维·玛尔（David Marr）和心理学家罗杰·谢帕德将它运用于视觉感知的研究，人类学家丹·斯珀伯、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约翰·托比、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心理学家林达·柯斯玛依达、兰迪·格里斯泰尔（Randy Gallistel）、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保罗·罗津（Paul Rozin）都对它做了详尽的阐释。托比和柯斯玛依达在最近发表的重要论文《文化的心理基础》（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中把它称为“整合因果模式”（Integrated Causal Model），因为这个模式力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进化如何产生大脑，大脑如何产生理解、学习等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如何导致价值观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取，并由此产生文化。因此，这个模式将心理学、人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全部整合起来，特别是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由于这一层关系，它也被称为“进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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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吸收了语言研究的许多成果，并将它们运用于心智研究的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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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需要一套复杂的心理软件才能完成语言这个“心智奇迹”一样，我们精神生活的其他成就，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例如感知、推理和行动，也需要精心设计的心理软件来执行任务。语法机制拥有的是一套通用设计，心智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这个假设不仅仅是出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而是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在对人种进行研究后得出的实际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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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心理学并不是鄙视学习，而是试图解释学习背后的原因。莱布尼兹（Leibniz）嘲笑那些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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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明目张胆地捏造出一些隐秘性质或功能，把它们想象成好像是一些小精怪或幽灵，能够不拘方式地做出一切你所要求的事，好像怀表凭某种怪诞的功能就能指示时间而不需要齿轮一样，或者磨子凭一种能磨碎的功能就能粉碎谷物而用不着磨石之类的东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