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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神经科学家将20世纪90年代（1990—1999年）称为“大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在这10年中，神经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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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廉·阿奇博尔德·斯普纳（William Archibald Spooner，1844—1930），曾任牛津新学院院长和学监，他经常将单词首音误换位置，例如将“You have wasted the whole term”（你已经浪费了整个学期）说成“You have tasted the whole worm”（你已经品尝了整条虫子）。后来，这种首音误置现象被称为“斯普纳现象”（Spooner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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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尔兰剧作家谢里丹（Sheridan）在喜剧《情敌》（The Rivals）中所刻画的人物，以误用词语而出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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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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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就如同大象的鼻子，是自然界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但他们的语言能力远不及婴儿。语言并非产生于“大爆炸”，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那些懂一些语言的祖先都已灭绝了。人类语言已有400万年的进化历程，我们的语言能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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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大象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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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鼻子约有1.8米长，0.3米厚，内含6万块肌肉。大象可以用鼻子将树连根拔起，把木材堆成一堆，或者将巨大的原木放到指定位置，以供建造桥梁之用。大象的鼻子可以卷起铅笔，在普通大小的白纸上作画。大象的鼻尖有两块突出的肌肉，可以用来拔掉身上的棘刺、捡起针头或者硬币、打开瓶子的瓶塞，或者抽出门闩、把笼子打开、再把门闩藏到窗台下面。大象也可以用鼻尖牢牢地握住一个杯子，但又不会将它挤碎。除了另一头大象之外，没有谁能够把这个杯子抢走。大象的鼻尖极其敏感，就算蒙上眼睛，大象也能够通过鼻尖的触摸来辨别物体的形状和质地。在野外，大象可以用鼻子将拔起的草团在膝盖上轻磕，以便打落草团上的泥土。它们也会用鼻子将树上的椰子摇落下来，或者将沙土喷洒到自己身上。走路时，它们会用鼻子探测地面，以免落入陷阱。它们也可以用鼻子挖出一口水井。大象可以在深水的河床上行走，或者像潜艇一样在水中潜游好几公里，用它们的鼻子作通气管。大象可以用鼻子发出各种声音——喇叭声、嗡鸣声、咆哮声、汽笛声、呼噜声、隆隆声，以及用鼻子敲打地面时发出的金属扭曲声，这些声音都是大象的交流方式。大象的鼻腔里分布着一些化学感受器，使它可以嗅出藏在草堆里的蟒蛇的气息，或者闻到一公里以外的食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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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自然界中，大象是唯一拥有这个非凡器官的动物。它们在地球上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是蹄兔，但这种哺乳动物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大象，而是和大个的豚鼠非常接近。在读到这段文字之前，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大象鼻子的独特性，也没有哪个生物学家会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些生物学家是大象，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想必会对象鼻的独特性备感兴趣，并追问它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因为没有其他任何生物拥有这种鼻子。某一派生物学家可能会设法缩小大象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距离，他们会说，大象和蹄兔有90%的基因是相同的，因此大象并没有那么特别。他们还会表示，大象的鼻子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复杂，它所包含的肌肉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只不过是算错了而已。他们还会进一步指出，蹄兔其实也是有“象鼻”的，但却被我们忽视了，毕竟蹄兔也有鼻孔。虽然他们试图训练蹄兔用鼻子捡东西的努力归于失败，但有些人却得意地宣称，他们让蹄兔学会了用舌头推动牙签，而这与大象用鼻子堆放木材或在黑板上画画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与此对照，另一个学派则会强调象鼻的特殊性，他们坚持认为，大象的祖先原本并没有象鼻，象鼻的出现是某次基因突变的结果。或者他们会说，象鼻是大象进化出硕大头颅的副产品。他们会提出另一个进化上的悖论：象鼻的结构过于复杂，协调性也过于完美，它远远超过了大象始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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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可能会让人不可思议，但其中的每个观点都是人类科学家在探讨语言这个为人类所独有的复杂器官时所发表的见解。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乔姆斯基与他的理论死敌只在一个方面存在共识：人类所独有的语言本能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能兼容。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多个世代的基因突变逐步累积的结果，这些随机发生的基因突变提高了生物体的繁殖成功率。因此，要么不存在语言本能，要么它就是以其他方式进化而来的。虽然我一直都在设法说服你相信语言是一种本能，但如果你选择相信达尔文而不相信我，我也不会见怪。而且，我想让你明白，你其实没有必要做这种选择。虽然我们对语言本能的进化过程知之甚少，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与人类其他复杂本能或器官的进化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可以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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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为什么远不如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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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有着明显的不同，就像大象的鼻子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鼻子一样。动物的交流系统往往建立在以下三种设计之上：第一种是内容有限的叫声（例如对捕食者的到来发出警报或对自我领地的宣告）；第二种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事件的状况等级（例如蜜蜂舞动得越起劲，表示蜜源越丰富）；第三种是自由变奏的旋律（例如有些鸟在每次鸣唱的时候都会在旋律上稍作改动，就像查理·帕克[1]在吹奏萨克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的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它拥有一套被称为“语法”的离散组合规则，这使得人类语言具有无限性、数位性和构成性的特点。无限性是指任何一门语言所包含的复合词与句子的数量都是无限的；数位性是指语言中的离散元素是依据不同次序、不同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并由此实现语言的无限性，而并非像温度计中的水银一样只有单向度的变化；构成性是指语言的每一种组合都能表达特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可以根据其构成部分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构成原则推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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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区在大脑中所处的位置也很特别。灵长类动物的叫声不是由它们的大脑皮质所控制，而是由脑干和大脑边缘系统中的神经组织所控制的。这些组织是大脑中较为古老的部分，主要负责情绪的发泄。人类非语言的发声行为，例如啜泣、大笑、呻吟或者痛苦地哀嚎，都是由皮质下中枢所控制的。皮质下的神经组织也控制着我们在被锤子砸到拇指时所发出的咒骂（这种咒骂也是“图雷特综合征”的一种不自主的行为表现），以及布洛卡氏失语症患者所仅有的、可以流利表达的语言。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了解到，真正的语言区坐落于大脑皮质，主要位于左脑的外侧裂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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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在语言上的进化仅仅表现为发声器官的变化，以及制造、感知语音的神经回路的改变。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的所有动物都拥有某些一般性的学习能力，而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优秀。语言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被发明出来的，并得到不断地改进。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学习语言。这种观点的意思是：某一物种的特异行为，是源自这一物种的生理构造和一般智力。这就像加里·拉森（Gary Larson）在他的连环漫画《月球背面》（Far Side）中所描绘的一个场景：两头熊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不远处，一对夫妻躺在毯子上晒太阳。一头熊对它的同伴说：“拜托！你看看我们的牙齿，再看看我们的爪子，你觉得我们是只吃蜂蜜和浆果的动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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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理论，黑猩猩是动物界中仅次于人类的学习者，因此它们也应该能够学会语言，尽管只是简单的语言，而它们所缺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对心理学家夫妇曾经收养过小黑猩猩。他们将这些刚出生的黑猩猩当作家庭成员，教会了它们穿衣服、上厕所、刷牙和洗碗。其中一只名叫“古娃”（Gua）的黑猩猩是和一个同龄的男孩一起成长的，但它最终没能学会说话。而另一只黑猩猩“维基”（Viki）接受了艰苦的语言训练，它的主人试图通过矫正它的唇形和舌位来教它说话。经过反复的练习，它终于可以借助自己的双手，模糊地发出“papa”（爸爸）、“mama”（妈妈）和“cup”（杯子）这三个音，不过，一旦它兴奋起来，就很容易把这几个单词弄混。这只黑猩猩也能对一些固定的指令做出回应，例如“Kiss me”（亲我一下）、“Bring me the dog”（把这只狗给我），但如果将这两个指令的内容进行组合，比如说“Kiss the dog”（亲这只狗），它就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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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人类的幼儿相比，古娃和维基显得有些吃亏。它们的发声器官并非为人类语言而设，因此它们无法自如地控制发音。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借助更为“猩”化的媒介，教会了小黑猩猩使用语言（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小黑猩猩，是因为成年黑猩猩与电视里穿着背带裤、扮演小丑的黑猩猩不同，它们是一种异常凶猛的动物，曾经咬断过好几位知名心理学家的手指）。“莎拉”（Sarah）学会了将塑料图卡在黑板上进行排列，以表达意思。“拉娜”（Lana）和“坎齐”（Kanzi）学会了按动贴有符号的计算机键盘，或者在电子书写板上指出这些符号。据说“瓦苏”（Washoe）和“可可”（Koko，一只大猩猩）掌握了美国手语。据它们的训练者描述，这些猩猩学会了上百个单词，并能够将它们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或者创造出新的短语。例如用“water bird”（水鸟）代表“天鹅”，用“cookie rock”（饼干石头）代表“变质的曲奇饼”。可可的训练者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宣称：“语言已不再为人类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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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声明迅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也成为科普书籍、新闻杂志和电视节目竞相报道的对象。例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新星》（Nova）、《60分钟》（Sixty Minutes）和《20/20》都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看起来，这些研究不但实现了人类想与动物对话的古老愿望，而且，一张美女和猩猩促膝谈心的照片也足以唤起人们对“美女与野兽”的遐想，这成为大众媒体不可多得的卖点。因此，《人物》（People）、《生活》（Life）以及《阁楼》（Penthouse）等娱乐杂志纷纷将它们作为封面故事，还有人将它们改编成一部低劣的电影《猩猩，情人，我》（Animal Behavior），由霍莉·亨特（Holly Hunter）领衔主演。百事可乐公司也曾以此为素材拍摄了一则知名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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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也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将这些研究成果看成是消除人类沙文主义的有益良方。我看过不少科普文章，它们将黑猩猩的语言学习标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最近，在一本广为征引的书中，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安·德鲁扬（Ann Druyan）将猿类动物的语言实验视作一个警告，它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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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主宰一切动物，强迫它们为我们工作，穿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同时又不感到一丝愧疚或者不安，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划下一道严格的界限。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让任何一个物种走向灭绝——截至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个物种因为人类而灭绝。对我们而言，它们的损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告诉自己：这些生物和我们不一样。可见，正是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人类的自负心理过度膨胀。但是，像猴子或猩猩这些生灵难道就没有值得骄傲之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欣然接受自己与“萨拉”“拉娜”“坎齐”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那些猕猴，它们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通过伤害同伴来获利。如果我们的道德观念能够达到它们的高度，我们对人类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我们对待猴子和猩猩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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