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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张语言本能和其他心智模块的观点针对的都是全体正常人的共性，这些观点与人们之间可能的遗传差异没有半点儿关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一位对复杂生物系统的运作方式深感兴趣的科学家面前，个体之间的差异实在是过于无趣。想想看，如果研究者不去探索人们是如何遣词造句，表达思想，而是去开发出一套“语商”测试表，整天忙着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测试，检测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学将会变得多么枯燥乏味。这就像询问肺的生理机能，得到的回答却是有些人的肺要胜过其他人的肺，或者询问光盘如何复制声音，得到的却是一本消费者杂志，里面刊载的不是有关数字采样和激光原理的解释说明，而是各种光盘的销售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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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强调共性并不只是一种科学兴趣。对任何一种适应性的生物系统来说，它的结构设计——即它的运作方式——一定带有某种普遍性，为同一个物种的全体成员所共有，因为在性重组的过程中，具有本质差异的设计蓝图会被彻底搅乱。诚然，个体之间存在着异常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每个人从生化角度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自然选择正是依靠这种差异才得以维系。而且，当自然选择创造适应性设计的时候（更不要说那些功能等价的各类模块），它会将差异的可能性完全用尽，那些导致不良设计的变异基因会随着拥有者的死亡（比如饿死、被吃掉或者无后而终）而逐渐消失。既然我们说心智模块是自然选择的复杂产品，那么遗传差异也就只能表现为量的不同，而不是基本设计上的区别。当我们探讨爱情、传记、人事、八卦或者政治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也许是津津乐道的内容；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人类心智为什么会拥有智慧，这些差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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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心智设计的关注也为我们了解两性（sex，作为一位心理语言学家，我拒绝用“gender”一词来指称“两性”）、种族之间的先天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决定男性”（maleness-determining）的基因外，男性所有的功能性基因都可以在女性身上找到，反之亦然。这个“男性”基因是一个发育开关，它可以激活一组基因，关闭另一组基因。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基因蓝图都是相同的，而其默认的条件就是设计的一致性。有些证据显示，在生殖心理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适应性问题上，两性的设计偏离了这个默认条件，不过这并不奇怪，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在构成部件上完全不同，似乎不可能是出自同一套设计软件。但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大部分的认知需求都是高度相似的，包括语言在内，因此假如他们的设计真的存在差异，我反倒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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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差异中，种族或民族间的差异是最微不足道的。人类遗传学家沃尔特·博德默（Walter Bodmer）和卢卡·卡瓦利-斯福扎注意到一个矛盾现象：对普通人来说，种族间的差异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但对生物学家来说，它却几乎看不见。人类85%的基因差异表现为同一族群、部落或民族成员之间的差异，另外的8%表现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种族”之间的差异只占到7%。换句话说，假设随便找来两个瑞典人，他们的基因差异是瑞典人与阿帕切人或瓦皮利斯人的平均基因差异的12倍。博德默和卡瓦利-斯福扎指出，这种错觉的产生源于不幸的巧合。种族之间的许多系统差异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黑色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双眼皮可以帮助眼睛适应干冷或冰雪的天气。但是，气候所能影响的身体部位也正好是人们所能看到的身体部位，因此种族差异真的可以说是一种“肤浅”的差异，但观察者总是习惯于从外在的差异归纳出内在的区别，这种天性使人们把种族差异误认为一种重要差别。然而，分子遗传学家的“X光透视”却揭示出所有种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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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家的“X光”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语言不同”已经成为“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代名词，但在心理语言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表面差异。复杂语言普遍存在于每个人、每种文化之中，而且它们都拥有一套相同的心理设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所有语言对我来说不再陌生，即便我一字一句都听不懂。无论是纪录片中那些第一次与外界接触的新几内亚高地人的戏谑谈笑，还是某个手语翻译者的手势动作，又或者是东京游乐场里某个小女孩的童言趣语——我想我能够透过表面的音韵看到底层的结构，从而真切地体会到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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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奇·邦克（Archie Bunker），美国电视情景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保守、偏执而又自以为是的下层中产阶级美国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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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面临的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结尾。这些“神”往往由下等演员扮演，并借助起重机或起升机载送至舞台上，所以被称为“机械之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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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附录 “语言本能”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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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新发现、新成果，并对研究的实质意义达成了高度的共识。然而，语言研究却不在其中，这是语言学家的不幸，却可能是《语言本能》的大幸。一本探讨人类基因或纳米技术的书在出版十几年后绝对可以丢进故纸堆；但我相信，时至今日，《语言本能》对语言科学所做的讲解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语言领域并非一成不变，我的观点也是如此，下面根据1994年以来语言科学的发展进展，对本书每一章的内容做一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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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是人的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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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两位主角如今都身处学术界的聚光灯下。达尔文的影响已经波及心理学、社会科学、哲学、医学和基因组学（尽管“智慧设计运动”[1]试图推翻其进化理论）。我在2002年出版了《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里面探讨了达尔文的影响所产生的某些附带成果。乔姆斯基仍然是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他的政治论著鼓舞了新一代的左派力量。我最近还在一个路灯柱上看到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读读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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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章中阐述了乔姆斯基对语言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许多读者由此认为我是一个“乔姆斯基主义者”。在某些观点上，我的确是，例如认为语言产生于一套专门负责符号表征计算的心理机制。但在这一章里，我也暗示了自己与乔姆斯基存在的一些分歧。在此后的几年中，我陆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在《白板》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赞同乔姆斯基对人性的理想化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极端的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在最近的一场论辩中，我和他在语法理论和语言进化的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是我论辩中的战友，他曾经是乔姆斯基的学生，我对语言和心智的看法和他十分接近。杰肯道夫在他的新书《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中对语言科学做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我由衷地赞同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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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语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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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一章探讨了语言自然史中的许多现象，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成了新闻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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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发表了对亚马孙土著部落毗拉哈人的研究结果。他指出，毗拉哈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直接经验之外的抽象内容。然而，这一论断和他本人的许多观察结果自相矛盾，例如“灵魂以及灵魂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毗拉哈语在某些方面比大家熟知的欧洲语言更为简单（例如不超过3的计数系统，时态和代词也非常简单），但在其他方面却十分复杂，例如它拥有16种不同类别的动词后缀，以及超过50 000种已被确证的词形。埃弗雷特强调说，虽然乍看起来简单粗陋，但毗拉哈语绝不是一种“原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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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英语在1996年成为新闻事件，不过它换了一个古怪的名字：“Ebonics”（非洲裔美国人所讲的英语方言）。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教育局提出了一个议案，希望将它确定为双语教学计划的语种之一。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杰弗里·普勒姆对由此产生的风波做了精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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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森加斯在首次以尼加拉瓜手语为对象的研究项目中担任研究助理，后来她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我的研究生，我建议她将这个有趣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已经发表了一批出色的论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幼儿的确可以发展出以离散组合语法为特征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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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读者都对父母很少与小孩说话的文化感到吃惊，这些孩子都是从哥哥、姐姐等年长的同辈人那里学会说话的。但这种惊奇正是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所揭示的“教养假设”（nurture assumption）的症状之一，即武断地认为父母主导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以此作为书名的重要著作，她在书中指出，父母对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孩子是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习得文化、发展个性的。语言习得的许多特点证实了这一说法，例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父母的言语并非不可或缺，又如克里奥尔化现象和尼加拉瓜手语的出现，以及移民的孩子总是形成与同龄玩伴相似的口音，而不是父母的口音。这些现象，加上行为遗传学的一些发现，让我乐于接受哈里斯的观点，所以我为她的书写了一篇序，并在《白板》中对此做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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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乔姆斯基因为提出“语言先天假说”而著名于世，但他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展开过系统的科学论证，而他的主要论据——“输入贫乏理论”也远非无懈可击。借助大型在线语料库（这是语言学中最为重要的新方法），杰弗里·普勒姆和哲学家芭芭拉·肖尔茨（Barbara Scholz）揭示说，许多据称是儿童从未听过的句式，其实都可以在合理大小的英文样本中找到例子。他们并没有否认输入贫乏的可能性（我认为西蒙案例、尼加拉瓜手语以及第4章中彼得·戈登的“mice-eater”实验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他们指出，要确证这一说法，比乔姆斯基和他的追随者所设想的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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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书出版以来，人类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威廉综合征是由于7号染色体部分区段的缺失引起的，这一区段包含大约20个基因，这导致威廉综合征的症状具有很高的异质性。至少其中之一，即“LIM激酶1”基因涉及空间认知的问题。正如我所强调的，相较于其他认知功能，威廉综合征患者的语言较少受到损害，但不同的患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克里斯蒂尔过度发达的语言能力虽然表明语言可以独立于其他认知功能，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所有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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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氏家族基因缺陷的发现过程一直备受关注。首先是某个基因标记被确定下来（SPCH1），然后是导致这一缺陷的基因（FOXP2）及其变异，接着就是它的进化历史。其他哺乳动物也拥有一个类似的基因，但这一基因的排序却为人类所独有，这是20万年来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目前，这一基因在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中所承担的功能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转录因子，负责启动其他基因。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FOXP2基因影响的是负责运动控制的神经回路，特别是与发声相关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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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在第9章里对K氏家族综合征的已知症状做了谨慎的描述，但我发现既有人说我声称这个基因专门涉及语法问题，也有人说我认为它只影响嘴部和面部的肌肉运动。这个家族的成员已经接受了大量检查，事实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患病的家族成员在吐字发音和嘴部、面部的运动控制方面存在障碍，智力水平也普遍较低，但他们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语言障碍，这些障碍与其他方面的缺陷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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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特定于语法的单一基因（也许永远都发现不了），但渐趋清楚的是，某些特定的基因集合与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基因集合具有不同程度的特异性或者交叉功能。心理学家希瑟·凡·德尔·莱利记录了一群患有特殊语言障碍的孩子，她将这种障碍称为语法型特定语言障碍（Grammatical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与K氏家族不同，他们的缺陷似乎只表现在语言方面，具体地说，只表现在语法上：他们的整体智力居于正常水平，在识别复杂声音、理解单词以及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使用语言等方面都与常人无异。他们的病症可能源自遗传，但他们身处的家族不够大，遗传模式不够清晰，所以无法锁定相关的基因。我以前的学生卡琳·斯特朗斯沃尔德（Karin Stromswold）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她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了语言能力的许多差异，包括语言障碍和语言发育迟缓，都具有很高的遗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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